【核心提示】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項大發明？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任何一個新名錄提出后引發爭議，也屬正常現象。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一些學者將發明、發現、創造等混為一談，而且評價發明創造的標準不一。

　　4月26日，北京市華嚴北里一間簡樸書房的主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華覺明，交給記者一份打印文稿，題目是“中國人發明了什么？”。

　　不久前，在《中國人發明了什么？》編纂項目發布會上，華覺明提出中國人為人類進步至少提供了蠶桑絲織、漢字等30項原創性重大發明。不過，媒體刊出的“超越四大發明”的新聞標題并非他的原意。

　　華覺明仍在修訂這份重大發明的名單。在打印稿上，他添加了兩句話：“中國的事情，中國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在發明創造問題上，中國人要有自己的話語權。”

　　“第五大發明”是個誤會

　　在我國，婦孺皆知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不過，四大發明之說并非自古皆然，而是由杰羅姆·卡丹、弗朗西斯·培根、馬克思等西方學者逐漸提出并完善的，經李約瑟確立并將它們明確歸于中國。

　　然而，深入人心的四大發明之說，近年來難以“平靜”。一些學者將其看作“舶來品”，或是發表質疑、否定意見，或是提出新版本的“四大發明”。

　　此外，“中國古代第五大發明”的提法也層出不窮，候選名單有中醫、科舉考試、珠算、漢字，甚至洛陽鏟。對此，華覺明告訴記者，“第五大發明”的提法是個誤會。“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講了近百年，卻沒有講明白，以致不少人誤以為這四種發明就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排序最靠前的發明，從而有些學者錯誤地提出“中國古代第五大發明”等。

　　與此相伴的還有發明權問題。索契冬奧會閉幕式上，在“平昌8分鐘”短片中出現了“疑似”活字印刷的鏡頭，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權爭議再起。活字印刷術的遭遇并非孤例，火藥、指南針等也都面臨發明權之爭。

　　意見分歧源于評價標準不一

　　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項大發明？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任何一個新名錄提出后引發爭議，也屬正常現象。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一些學者將發明、發現、創造等混為一談，而且評價發明創造的標準不一。

　　華覺明告訴記者，李約瑟由A到Z列舉了中國古代的26項發明，坦普爾認為中國古代有100項科技成就，金秋鵬著有《一百項中華發明》一書，他們都沒有為這些發明分級和排序，有的還誤把科學發現和工程創造歸入發明之列。

　　對發明創造進行價值評估難度較大，排序至今未有定論。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所長潛偉曾探索發明創造的評價標準。他表示，在評價時，應按照真實性、先進性、原創性、實用性等評價原則，從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科學價值等方面對發明創造進行評估。他的學生按照他的算法進行了嘗試，結果是一些重大發明創造的得分與我們心目中的價值相符。

　　而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對于我們評價歷史上的種種發明，同樣具有啟發意義。今天，我們評價某種發明的重要性，總是受到我們此時置身其中的當代文化的制約。

　　發明史研究要有“大歷史”視野

　　華覺明告訴記者，目前，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在有益于一些專家深入了解本學科乃至分支的同時，也使得具有宏觀視野的學者較為缺乏。研究發明史，需要具有“大歷史”的視野，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

　　潛偉認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發明創造比較清楚，對其他國家的科學技術史則并不了解，對原創性的認定難免會出現偏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感嘆，各學科之間協調非常困難，另外，國內專家不一定有足夠的國際視野和研究基礎，我們一些原創的發明是否有明確證據，需要慎重審核。

　　學者還表示，不能毫無根據地否定中國人的發明權；同樣不能夸大、違背事實，將各種重要發明的源頭都追溯到中國，這種傾向可能助長一些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情緒。

　　無獨有偶，我國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所遭遇的發明權問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個別西方學者出于自己的一知半解，就作出“中國沒有科學”、“中國沒有思想”的錯誤判斷。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或缺。自古以來，在涌現出眾多造福人類的發明創造的同時，中國學者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發現了諸多新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理論。避免盲目追隨西方學者的研究，被他人牽著鼻子走，重視與維護社會科學的話語權勢在必行。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鄭志國等建議，鑒于社會科學的特殊性，不能像保護專利技術那樣保護社會科學的知識產權，但是有必要呼吁人們充分尊重社會科學的知識產權，將有關法律規定的保護措施落實到位。比如，加強和改進對社會科學成果原創性的評價，實現其知識產權的明晰化、注重原創性的評價和認定、依法妥善處理學術活動和公務活動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允許創作者對具有原創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以姓名命名。

　　戒除“創造焦慮癥”

　　中國人自古以來到底有多少項重大發明？四大發明的發明權何以證明？對這些學術問題，公眾的關注不亞于學者。某種程度上，這也源于對目前國人原創力的深切關心。

　　華覺明表示，創新引領文明，發明創造是代復一代的中國人的志趣、使命和事業。清末迄今已百年有余，中國在此期間一直處于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階段，缺少重大的發明創造是可以理解的。他提出的30項大發明中，稻作、絲、十進位值制、漆、瓷、紙、印刷術、茶、火藥、火箭、指南針和超級水稻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已是既成事實；漢字、中式烹調術和中醫診療術的重大價值與潛力正在凸現，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它們的影響將與日俱增是可以預期的。

　　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副主任、江蘇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夏保華告訴記者，現代發明是社會的集體發明，我們的相關社會政策設計應該圍繞政、產、學、研等跨組織“協同創新”用力。此外，要力戒“創造焦慮癥”。在步入現代性的技術世界的征程中，中華民族是一位晚進入者，存在一定的發明創造緊迫感和壓力感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要防止這種緊迫感和壓力感不當地轉變為整體的焦慮癥，我們的相關社會政策設計應注意“欲速則不達”的道理。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28日第5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