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學研究本是一種西方文學的批評觀念，它產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歐美。以美國的格蕾.格林和英國的科拉.卡普蘭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企圖“改寫所有由男性文化體系衍生出來的種種規范、典律”，“揭開久經壓抑、掩藏的軀體、無意識以及文化、語言中的深層欲望”；其分析方法則“結合了語言學結構主義理論、馬克斯主義、心理分析和解構論”。[1]九十年代初，一些臺灣學者著意將此引入臺灣的文學研究領域，如陳引馳譯的格雷·格林、考比里亞·庫恩合編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芭特勒的《性別麻煩》（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別、意識形態——克麗絲特娃的解析符號學》（呂正惠主編《文學的後設思考》，正中書局1991）等。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借到臺灣的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后，研究者把它與文本研究結合起來，形成以文本研究為基礎，西方理論為導向的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漸向題材研究、主體研究和影響研究等方面演化，從而成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說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女性文學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研究面較寬、研究隊伍較大，并形成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臺灣的古典文學研究隊伍中，有一批學者以“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自覺地從事這方面研究。這類研究者及其論著在古典文學研究隊伍和論著中皆占相當大的比例，而且形成了較大的社會影響。以九十年代以來臺灣各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唐代文學的學位論文為例：[2]

　　從以上統計可知：整個九十年代，學位論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個唐代文學學位論文作者的將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過一半。從學位論文的女性研究對象來看，所涉及的面也較廣，研究也較深入。陳瑞芬的博士論文《兩漢隋唐婦女閨怨詩研究》（中國文化大學1998），對一千多年的婦女閨怨詩細加搜尋，然后加以分類，歸納其時代特色和藝術價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現手法。同年李鎮的碩士論文《唐詩中的兩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學）則以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兩性的社會文化處境，次則敘述唐詩中所呈現的兩性意象，并闡釋其中所隱含的文化意義，以建構唐代詩人的兩性觀。王怡芬《<花間集>女性敘寫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8），討論了《花間集》中所有與女性有關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處環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陳雅玲《唐代妓女研究》（臺灣師大1995，碩），吳碧貞的《唐代女仙傳記研究》（政治大學1998碩），林岱瑩《唐代異類婚戀小說之研究》（中興大學1998碩），賴珮如《<花間集>中女性形象研究》（東海大學1997）等，在探討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從研究隊伍來看，臺灣不僅有一批女性學者活躍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且還形成了女性主義研究群體。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學者，如鐘慧玲、梅家鈴、洪淑苓、鄭毓瑜、胡曉真、孫琴安、徐照華等，也有外文系的學者，如曾珍珍、張淑麗等，一批老一輩學者如林文月、葉嘉瑩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觀察。其代表性的論著有：鐘慧玲主編的《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里仁書局2000）、鐘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臺灣大學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里仁書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學生書局1995），鄭志敏《女伎與唐代文學藝術》（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學論叢》（大安出版社1989），葉嘉瑩《論詞學中的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詞學》11集，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胡曉真主編的《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梅家玲《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中的意義》（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1995）、劉紀蕙《女性的復制：男性作家筆下二元化的象征符號》（中外文學18卷1期），鄭華達《“敬順”與“悔嫁”——唐代閨怨詩的社會意識》（大陸雜志97卷4期），王雅資《唐代宮廷女詩人初探》（中興大學中文系研究生論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宮女入宮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詩>為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學者對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誠《唐傳奇與女性主義文學的傾向——兼以紅線為例的意義探討>（中外文學1988·6），馬森《中國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傳>的意義》（《國魂》500期），鮑家麟編著的《中國史論集》一集、續集、三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關女性文學的探討等。另外，還有上述的一批學位論文，使這個女性文學研究群體，有著很強的后續實力。

　　從研究對象來看，女性研究也占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說研究為例，不但有這方面的專著，如劉燕萍《愛情與夢幻——唐傳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林明德《文學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3）、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臺北，桂冠出版社1995）中關于唐人小說的例舉等，而且多自覺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劉燕萍在《愛情與夢幻——唐傳奇》序言中稱：鑒于歷來的唐人小說研究多就人物情節加以分析，不能別出機抒，故而采用西方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悲劇理論，對《步飛煙》、《霍小玉傳》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擴展出另一研究視野”。林明德《文學典范的反思》中的《愛情的煉獄》則嘗試從人性論來解析《鶯鶯傳》、《霍小玉傳》、《李娃傳》的深層結構。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更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兩性關系的專門史，其中一些論斷更是驚世駭俗。她認為：阮籍的《詠懷詩》“歷來皆以政治諷喻詩強解之”，實際上所表現的是“魏晉同性戀文化”。單篇論文也是如此：康韻梅《鶯鶯傳里的情愛世界》（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45期1996）從兩性關系，來探索這篇小說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傳與茶花女比較》（傳習15期1997），廖玉蕙<《夷堅志》中異類婚戀故事的幾點觀察——兼論與唐代異類婚戀故事比較>（東吳中文學報3期1997），鄧靜蓓<敘述話語與藝術建構——唐人小說《尼妙寂》、《謝小娥》的一種解讀>（中國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則分別采用比較文學、語言分析等方法，力圖對唐人小說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讀。1995年8月，東海大學為配合“國際婦女年”，召開了“婦女與文學研討會”，會期五天，全島150多位高中高職教師，就有關女性議題進行了報告和研討。這是臺灣首次對女性文學的專門研討，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對臺灣學術界女性意識的形成，也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學召開的“中國女性書寫國際研討會”則是二十世紀結束前范圍更大的女性文學研究盛會。海內外學者發表了16篇論文，著重“研析個別或集體女作家的文本，探討研究方法的發展或局限，女性書寫傳播或傳承德可能途徑”。[3]會后集結成《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由學生書局出版（2001）。同時還組織了一場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向海內外學術界展示了這方面的后續實力。專門研究女性、性別的“性別/文學研究會”也于1995年成立，這是臺灣第一個專門研究女性文學及性別關系的學術組織。

　　第二，對西方女性文學作出自己的解讀和改造，有著某種理論上的自覺和明確的女性研究意識

　　西方女性主義主要結合弱勢論述和解構論，對所謂實證性的現實和未經驗過的男性歷史都采取質疑的態度，“后現代主義所推崇的符具的游離、意義的摸棱性和歷史的斷裂等，也許是蠻能符合某些女性主義者口味的”。[4]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引入臺灣后，一些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古典文學學者，將其理論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讀。一般說來，她們不再采用歷史的斷裂和表達上的摸棱性，相反卻強調歷史的承緒，有意識地同中國古代文學的文本研究結合起來。其研究方法對采用語言分析、比較文學和解構論等中國讀者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著重點則集中在“思婦文本”、“性別認同和錯位、“性別自覺的痛苦”等性別困惑的角度，如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用克麗絲特娃的解析符號學來解析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懷人望遠之作，認為歷代文人筆下的樓頭張望、幽閨獨守的思婦，實際上已變成“男性筆下二元化的象征符號”，“男性所自喻和認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別，而是封建文化為這一性別所規定的職能”。1995年12月，在東海大學召開的“婦女文學學術會議”上，與會的女性文學研究者分別從 “思婦文本”、“性別困惑”、“性別美學”、“性別認同”、“性別自覺的痛苦”等性別角度，對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的關系進行探討和重新解讀，論文集結為《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于1997年出版。其中臺灣大學中文系梅家鈴的論文《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考察了漢晉以來“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衍變情況，并對相關的兩個問題：傳統社會的婚姻觀與性別規范下的婦女處境，政教理念、詩學傳統以及擬代風氣，對思婦文本形成過程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魏晉以后，表現女性以寫已婚婦女為大宗，因此對“思婦文本”的研究，應首先關注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隨之而生的“性別角色”規范；建安以后的思婦詩，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為文人“擬代”之作，而“擬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篩揀、認同后的產物。表現出明顯的女性思辨色彩。張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殘游記二編>逸云說法》和《山中傳奇——<老殘游記>的女性敘寫》皆是對《老殘游記》中的逸云、白妞、嶼姑等幾位女性進行重新解讀，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尋神話的理論分析”，再以“古典文學‘遇仙’的傳統審察其敘寫模式”[5]，將西方文論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傳統結合起來。許麗芳《女子弄文誠可罪——試析女性書寫意識中之自覺與矛盾》（《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生書局2001）則用比較的方法從書寫的角度切入，來分析女性自覺時的矛盾與痛苦。作者指出：女性書寫的價值觀不同于傳統的男性，“傳統書寫之價值依據往往來自書寫者對外在環境之關懷與貢獻，至于個人懷抱，則往往較為忽略，甚而形成書寫者本身之自我約束與焦慮來源”，“相較于男性書寫者之意識，女性書寫者往往另有自我懷疑之矛盾或焦慮，即書寫活動似與個人應有之作為有所沖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書寫活動所呈現之特質”。至于產生這種書寫價值差異的原因，作者認為與寫作空間和傳統中的定位有關：女性書寫的“寫作時間往往零碎片斷，與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為畢生職業所寄有所差異”；“女性書寫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謂‘才’與‘不才’之掙扎，主要來自道德規范而形成的自責或內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揚己，亦在于道德價值之判斷，主要為對全體環境之負責，而非僅限于家族”。胡曉真的《秘密花園：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中國文哲研究所講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兩部彈詞小說《金魚緣》和《筆生花》為詮釋文本，從性別自覺的痛苦與解脫以及性別錯位等角度對女性書寫者創作心理以及表達方式上的矛盾有更為細密的體察。作者認為，這些女性書寫者在創作彈詞小說時，“展現的也是一種極為曖昧及擺盪的姿態：她們一方面欣欣自得，執著不悔；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時藉機解釋自己的行為，強調并無逾越禮法或有礙婦職之處”，而且通過夾插自敘的方式，強調其書寫是在婦職中“忙中撥冗”中實現的。作者認為，這些女性書寫者的內心世界，就像他們筆下的后花園，充滿了隱秘和矛盾：一方面，花園是壓抑和禁錮情欲的圍墻，另一方面它又是保護私會、釋放情欲的場所，而園中的花妖樹怪，更是對情欲的挑逗。至于其“欲望的公開和私情的消解”，作者認為在彈詞小說中是通過“女扮男裝情節”來實現的。胡曉真是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比較文學碩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文學博士。近年來一直著重于明清代女性敘事文學尤其是彈詞的研究，發表有《女作家與傳世欲望——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自傳性問題》（語文。性情。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6.4）、《晚清前期女性彈詞小說試探——非政治文本的政治解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女性文學想象與晚明變局——論<天雨花>中父女傳承》（傳統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文集2000）、《凝滯中的分裂文本——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敘事》（《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秘密花園：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2001.7.23中國文哲研究所講演稿）、《閱讀反映與彈詞小說道創作——清代女性敘事文學傳統建立之一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之自我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等多篇論文，并主編有《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等。其研究方式與其說是借用了容格等的“性心理學”和德希達的符號學理論（由于其學歷出身，她在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毋寧說更多地與傳統文化的對接，我姑且稱之為新索引派，因為舊索引派著重于對書中人物和本事的考索，而她則重在對書中人物內心世界的圖解與解讀。

　　另外，這批研究者的女性研究意識也特別明確，往往在前言或結語中對此加以強調，或與傳統的研究意識加以比較，以突出其不同。胡曉真主編的《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意在探討文學與世變之間的關系，但書中有一半以上的篇目是關于女性文學的研究，作者中也有幾近一半的女性。主編在“導言”中對此種研究方向和選擇還特別加以強調：“有關女性與世變關系，往昔的討論多數著重于描繪婦女在亂世中的受難角色：或飄零異鄉、流離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躪；或者寧死不屈、捐生守貞。至于婦女本身對世變的思考及主動參與，或者女性價值在世變中的意義等，則或者由于研究資料未被發掘，或者受限于研究者的視角，很少受到重視。本書中有多篇論文關懷女性問題，彌補了這項缺憾”[6]。蔡瑜在《從對話功能論唐代女性詩作的書寫特質》的“前言”中對傳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提出批評，她說：唐代雖被公認為是詩歌最輝煌燦爛的時代，但“這一切在印象中似乎也是由男性詩人打下的天下，在有限的詩史或詩學史的冊頁中實難得見女性詩人的身影。因此該如何重讀唐代女性詩人的作品，探尋不同的意義，來和以男性為主的詩學建構形成對話，實是唐詩研究必須開拓的新視野，更是研究中國女性書寫的重要環節”。[7]鐘慧玲則從女性角度強調研究“思歸詩”的重要。她認為“思歸詩”不同于男性作者寫的“思婦詩”或“棄婦詩”，也“顯然不被男性作家所青睞。可能是這類的題裁并不符合以夫權為主的婚姻傳統。但正因為如此，女性內在的聲音反而可以不受干擾，清晰地呈現出來”。[8]許麗芳在《女子弄文誠可罪——試析女性書寫意識中之自覺與矛盾》的“前言”中強調研究女性書寫的動機與價值：“相較于一般士人對于從事書寫活動之認知與自我約束，傳統之女性書寫者則另具有不同之書寫認知與個人之自省批判，其人不僅受限于傳統之道德標準與價值觀，加之性別與地位之相對差異，對于書寫之認知較男性書寫者更為復雜與多元”。作者說自己的研究目的即是“藉由分析歷代對女性書寫活動之認知、女性自身之書寫自覺及實際作品表現，以期對于傳統女性對于書寫活動之意識與反省”。[9]學者們的這種明確的女性研究意識對年輕的研究生們當然會有影響，成功大學陳玉萍的碩士論文<唐代小說中他界女性形象之虛構意義>（1998），不僅對《全唐小說》中他界女性形象的描繪手段、意義，進行了分析、比較和詮釋，而且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期待：借由男性論述下的唐代小說文本，來探究男性觀點下的女性形象，并從中理解唐代男性投射在他界女性角色上的愛欲恐懼等種種心理。輔仁大學的博士候選人王學玲在《古典詩歌中“妓女”形象的運用及轉變——以李白為例的討論》論文中指出：在近五萬首的唐詩中，有關妓女的篇章就有250多首，“可見妓女形象的運用構成了唐詩中極有風韻和魅力的一部分”。但“在男尊女卑、禮教為重點傳統社會中，‘妓女’向來遭受鄙視和輕忽，尤其是自命清高的文士大夫總是視之為妖魔禍水而痛加撻伐。吊詭的是，她們往往又是文人騷客喜聞樂道的話題”。[10]作者則是通過對李白在詠妓詩上的貢獻的肯定（即將以色藝供人娛樂的妓女變成抒發個人情志的女性）來批判傳統的兩性觀。

　　第三，在研究方式上，研究者的位置發生置換，形成獨特點研究視角和價值判斷標準

　　女性文學研究者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時不再是以傳統的標準和男性眼光，而是改為女性的角度來看待歷代男性作家寫的兩性關系和婦女問題，并對歷代女作家的作品進行發掘和重新評估，不但視角新穎別致，而且在價值判斷上發生扭轉。東海大學中文系的鐘慧玲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鐘祖籍安徽廬江縣，臺灣東吳大學的博士，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主任，對臺灣的女性文學研究有較大的推動，本人的研究領域則在古典文學方面，尤其是清代女詩人研究，著有《清代女詩人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0）、《金川詩草百首鑒賞》（合著，文史哲出版社1997），主編有《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里仁書局1997）等。她的《吳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從“翠袖”、“依竹”的象征意義，“性別自覺的痛苦”和“男裝的意義”等獨特的考察角度，來發掘這為清代女詩人在性別意識覺醒時的痛苦與困惑，對其詩作的價值做出重新評估。鐘慧玲有關唐代文學的女性研究有《長貧任婦愁——杜甫筆下的妻子》（東海中文學報10期1992）、《為郎憔悴卻羞郎——論<鶯鶯傳>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觀》（東海中文學報11期1994）等論文，在《長貧任婦愁——杜甫筆下的妻子》論文中，作者同樣以研究位置的轉換為其特色。過去研究杜甫的家庭生活，總是從杜甫的視角來肯定他獨喜幼子、關愛老妻，甚至同李白的家庭觀念作比，來突出杜甫濃厚的家庭觀念。此文卻專門討論杜甫妻子楊氏的情感世界，體察她在離亂和貧困中的思念和憂愁。這與探討杜甫的內心世界的通常做法，在研究位置上發生了置換，可以說是體現了女性文學及其研究者的典型特征。《為郎憔悴卻羞郎——論<鶯鶯傳>中人物造型及元稹婚姻觀》分析了元稹在《鶯鶯傳》中賦予張生形象的幾個重要特質：守禮不亂、誘惑者的角色易位、炫耀與審判的雙重心態，并以此來分析元稹的感情世界：對愛情充滿了不信任，眷懷舊情的矛盾心理，指斥鶯鶯是“妖孽”又比擬為“仙女”——對鶯鶯無法定位。如此的感覺與體察，恐怕也只能來自于女性學者。張淑香的《山中傳奇——<老殘游記>的女性敘寫》則從女性角度來觀察劉鶚，解析他的創作動機。她認為“劉鶚似乎是有意突破傳統，為女性打造新形象，表示他對女性的重視和認知”。[11]東華大學外文系的曾珍珍從女性文本出發，對陶淵明《讀山海經》中的《粲粲三顆樹》進行了重新解讀。歷來談到陶淵明的烏托邦樂土，總是以《桃花源記》為例。曾珍珍認為大家都忽略了《讀山海經》中的《粲粲三顆樹》。作者認為該詩所啟示的是母權樂土，是“以陰陽兩儀并立、開創多元共榮的結構原則”在“這組詩文本兩性化”中的體現。至于大家都忽略了《粲粲三顆樹》中母權樂土想象的原因，首先就“因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女性觀點闕如”。[12]這種研究位置的轉換，也導致她對阮籍等人的六朝詩賦作出獨特的理解。她認為：魏晉風流可能與男同性戀有關系，“說六朝詩人獨具雙性想象，應非妄議”，阮籍的《詠懷詩》第十二，即“是以古喻今歌詠男同性戀的”。而且這種雙性想象是屈騷傳統的流被。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為了體驗神靈宇宙的陰陽相生、渾然一體，巫者必備雌雄同體的雙重身份。《離騷》中的屈原挪借巫者身份，自然或男或女。六朝詩人的雙性想象正源于此。梅家鈴在研究“代言”、“擬作”這類古典詩詞時，也從女性角度確立新的界定尺度和價值判斷標準，她的論文《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中的意義》（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1995）、《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的美學特質——兼論漢晉詩賦中的擬作、代言現象及其相關問題》等皆作如是觀。在後一篇論文中，作者對擬作、代言現象以女性價值觀重新作了分類，并試圖以新的判別標準勾畫其發展流變線索。她認為“擬代”之作大體可分為三大類：純擬作，如陸機《擬青青河畔草》；純代言，如曹植《七哀詩》、徐干《室思》、張華《情詩》以及二陸的代婦贈夫等；兼具擬作、代言性質，如《楚辭章句》中所收的漢人騷體辭賦，一方面代屈原立言，另一方面又模仿《離騷》運句遣詞的方式。但無論那種方式，所表現的都是男人的視角和社會、家庭主體者的心態。歐麗娟則認為《紅樓夢》中的“五美吟”，不同于阮籍、左思等傳統的詠史、詠懷詩，是“開顯女性主體意識到詠嘆調”，“一闕歌贊女性價值得頌歌”。詩中被“指斥、痛譏、鄙棄的英布、彭越、漢元帝、石崇和楊素等人，正是俗世之中到處張揚橫行的濁臭男人的代表，他們或貪或莽、或庸俗或鄙吝，或目光淺短或昏聵無能，在虞姬、王昭君、綠珠、紅拂等才性煥發的女子對照之下，都顯得多么卑微，齷齪和渺小”。[13]洪淑苓的《美人計的敘事模式與性別政治——從西施故事談起》，鄭毓瑜《神女論述與性別演義——以屈原、宋玉賦為主的討論》，梅家玲《六朝志怪人鬼因緣故事中的兩性關系——以性別問題為考察中心》[14]等也有類似的特征。

　　第四，女性研究和相關活動受到了學界和社會的關注與支持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臺灣學術界召開了一系列關于女性文學的研討會，如1995年12月，東海大學中文系發起召開“婦女文學學術會議”。鐘慧玲、梅家鈴、洪淑鈴、徐照華、曾珍珍、張淑麗等 16位女學者參加會議，分別從“思婦文本”、“性別困惑”、“性別美學”、“性別認同”、“性別自覺得痛苦”等性別角度，對古、現代女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進行探討會研究。其論文集《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則有里仁書局結集出版。1999年3月13日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召開“水噹噹——女性形象學術對談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胡曉真與南華管理學院文學研究所曹淑娟，就“中國古代詩詞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蘊”進行對談。同時還進行史學和當代影視方面的對談。同年4月30日，淡江大學舉辦“中國女性書寫研討會”和同時進行的“女作家座談會”和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01年8月20至22日，“漢學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會議”，主要圍繞“在中國歷史演變過程中，隱、私、密、情等概念的核心意義”、“應循何種途徑與策略，探討明清女性或私人性作品，如閨秀日記、日記、游記中所表現的對個人私密世界的興趣與經驗”？“五代至宋在原本男性威武文化中有文弱化和女性化傾向，此時之男性情感世界別開生面，如何從文人畫和筆記小說中窺一究竟”等問題展開討論。參加會議的有美、英、日、澳、中、德、新加坡等國家和香港、臺灣地區的學者150多名，另有50名觀察員參加旁聽。會上發表的26篇論文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文學研究，如日本學者青木敦的《地域與國法：南宋女子分法與江南民間習慣關系再考》，英國愛丁堡大學BonnieS.McDougall<Revealing to Conceal: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Republican China>，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伯克萊加州大學Paola Zamperini<In and Out love’s Marketplace in late Qing Fiction>，東吳大學歷史系劉靜貞《私情？公義？——孟姜女故事流傳探析》，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程念祺的《明朝江南士大夫的俗趣與私情》等。緊接其后的8月23至2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又在中央研究院學術中心召開“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集中討論1600—1950年間性別與國家、性命、法律、社會，婦女與美感、教育、文藝、家庭，以及性別與戰爭、跨文化的婦女等女性與家庭、社會之間的種種關系。有胡曉真、華瑋、呂妙芬、蔡瑜、周慧玲、前山加奈子、Susan Mann，Joan.Judge等三十多位中外學者參加。這兩次研討活皆是臺灣女性文學研究在新世紀開始時的盛大聚會和軍力的檢閱。另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衣若芬、劉苑如三位女學者主持的長達兩年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劃，如前所述，亦多從女性研究的角度出發，題裁亦多是女性。這些海內外研討活動的開展，自然擴大了女性文學研究的影響，推動了臺灣女性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展開，但這些活動之所以得以展開，除了上述的女學者主觀努力外，更是臺灣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支持和扶助的結果。淡江大學就專門有個女性文學研究室，上面提到的“中國女性書寫研討會”和“女作家座談會”就是由她們與中文系聯合舉辦的。而會議的第一場主持人則是當時的臺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秘書長張雙英。提供經費支持的除了教育、科研單行政部門外，聯合報系的文化基金會、淡水鎮公所也提供了贊助。上面提到的本世紀開始時的兩次大型國際研討會，前者是由“漢學研究中心”和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舉辦；后者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提供資助。

　　一些年鑒和年度總結也都把“女性文學研究”作為一大特色、或一大成就來評估和總結。如王基倫在1997年《臺灣文學年鑒》中把“性別研究”作為1997年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中三項“研究成果重點”之一。認為當年“最令人注目的著作是，由六位女性學者合著的《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她們皆執教于臺大中文系，頗能代表該系結合古典與創新的學術活力”。[15]陳成文在《1998—1999年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概況》的“結語”中也肯定“女性主義新視角度運用”出于“勇于嘗試，突破研究巢臼的企圖心”。[16]

注釋：

[1]陳慧樺《總序·當代文學理論的喧嘩》，格雷·格林、考比里亞·庫恩合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年，頁4。

[2]參見《漢學研究通訊》“臺灣地區碩博士論文目錄”（1981—1999漢學部分）；何永成、黃淑雯，<1958—1993臺灣地區隋唐五代碩博士論文目錄>、鄭阿財<1950—1993臺灣地區有關敦煌學碩博士論文目錄>，《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四期；彭正雄、彭雅玲<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漢學研究通訊》57、57期。以及臺灣政治大學所藏臺灣各大學歷屆碩博士論文。

[3]《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學生書局2001，頁1。

[4]陳慧樺《總序。當代文學理論的喧嘩》，格雷·格林、考比里亞·庫恩合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5，頁5。

[5]分別見《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臺灣大學中文系編印，1996年；《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391。

[6]《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導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4。

[7]《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生書局2001，頁81。

[8]<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清代女作家思歸詩探討>，《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生書局，2001年，頁128。

[9]同[7]，頁219。

[10]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二期1999。12，頁111。

[11]《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390。

[12]<粲粲三顆樹：論六朝詩賦文本兩性化的表現>，鐘慧玲主編《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里仁書局，1997年，頁316、317、340。

[13]臺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三期，2000年6月，頁121。

[14]洪淑苓等《古典文學與性別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

[15]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與特色》，臺灣文學年鑒1997，頁67。

[16]見《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十期，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