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六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進和變化，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1949—1969），第二階段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1970——1986），第三階段從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1987—2009）。其演進的基本規律是：考據、箋證、集釋等實證方式和“知人論世”的史傳批評方法從傳統的主導地位逐漸動搖和消解，新的研究觀念和以“新批評”為主的研究方法由潛入發生到活躍壯大，在與傳統的研究觀念和方法一番撞擊、論辯之后，開始出現一種多元和多變的格局以及回歸和融合的傾向。造成這種演進的原因很多，有文學研究自身發展規律的需求，也有來自外部的影響。

　　下面擬對這一演進歷程及其特征進行勾勒和探討，對其中的借鑒作用亦作一些思考。

一

　　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演進的第一階段從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1949—1969）。其基本特征是考據、箋證、集釋等實證式研究和知人論世的史傳批評方法占主導地位，但西方的研究觀念亦潛入發生。

　　臺灣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運用的最多的是實證式。以最能反映學術取向的學位論文而言，其中采用最多、水平較高、影響較大的乃是實證類論文。1955年至1969年這十五年間，[1]臺灣古典文學方面的學位論文共92篇，其中實證類56篇，占60％。后來在臺灣古典文學界中影響較大，甚至成為中堅人物的學者，其學位論文亦多是實證類研究，如臺灣大學杜其容《毛詩連綿詞譜》（1955），薛鳳生的《元微之年譜》（1959）等。這批實證類學位論文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出入經史名家又多新見，如阮廷瑜的《高常侍詩校注》，該書以四部叢刊《高常侍集》為底本，用明正德本、仿宋本等參校，收高適五古120首，七古32首，律詩70首，并有作者自編的高適年譜、傳本述要，后附佚詩拾遺、賦表文、游蹤經歷圖、交游考、校后記，比大陸影響較大的陳鐵民的《高適詩歌編年箋注》約早了十五年。二是研究領域還較狹窄，往往集中在少數作家和作品集的箋注匯釋等少數論題上，以致在當時研究生不多，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又如此廣闊的情況下，會出現同一年度兩個幾乎完全相同的選題，如1965年洪順隆的《謝宣城集校注》（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和楊宗瑩《謝宣城詩集校注》（臺灣師大碩士論文），1966年張學波的《孟浩然詩校注》（臺灣師大碩士論文）和游信利的《孟浩然集箋注》（政治大學碩士論文）。三是往往和“知人論世”的史傳批評方式結合起來，如學位論文中劉筱媛《梅堯臣年譜及其詩》（臺灣大學1969），劉桂鴻《楊萬里年譜及其詩》（臺灣大學1969）等，皆是把年譜、作品的校釋等考證與作家時代生平、思想主張研究結合起來。當時臺灣古典文學界的老一輩學者王叔珉、臺靜農、代君仁、鄭騫、屈萬里、王夢鷗、盧元駿、潘重規、蘇雪林等，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和論著也多屬箋證類。如屈萬里《詩經詮釋》,余培林《詩經正詁》、鄭騫的《辛稼軒年譜》,代君仁的《蔡琰悲憤詩考證》，王叔珉的《陶詩的校勘問題》，王夢鷗的《枕中記及其作者》、《續玄怪錄及其作者考》等唐人小說考論，潘重規的《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等敦煌文學研究，蘇雪林的《離騷名稱考釋》等楚辭研究等。

　　此時，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也在悄悄地滋生，代表人物是倡導新儒學的徐復觀。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徐在古典文學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上就有一系列新的思考：在研究觀念上，他認為要研究中國文學史，就必須把文學作品當作“文學”來研究，必須從文獻學研究進入文學的本體研究，不能僅在外部打圈子，“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談無須乎談的文獻學，而不是談文學，不是談文學史”[2]，他認為這是當時沒有出現象樣的文學史的關鍵所在。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他主張把文獻學研究與作品內在的文藝學研究結合起來，考據只是解詩的基礎，具有工具性意義而并非目的。他的《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即先從考據入手，通過大量資料對李義山的生平、黨爭、知遇、婚戀、人格諸問題進行辨析，然后再從人文學、文藝學角度對《錦瑟》進行新的詮釋。他還有意學習王國維，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揉進西方的文藝觀和方法論，例如他把陶淵明、李白、杜甫作為三種類型來探討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隔”與“不隔”[3]。到了五十年代末，陳世驤首先將“新批評”方法和比較文學觀念運用到中國古典詩詞研究中去。他通過與西方悲劇意識的比較來解析杜甫的《八陣圖》，指出《八陣圖》超越了五絕的一般特性，表現出一種中國式崇高的悲劇感情（《中國詩之分析鑒賞示例》文史雜志1958.6）；另外，在《時間律度在中國詩中的示意作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1958）和《中國詩歌中的自然》（文學雜志1959）諸論文中，也都是通過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來分析中國古典詩詞的特質。到了六十年代，一批論著和學位論文采取了比較研究、體類研究和社會文化批評等西方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如牟潤生《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從地域、民俗、政治架構的區別來分析南北學風差異產生的原因，以及這種差異對兼有北地剛健和南方嫵媚的盛唐氣象形成的影響，采用的是地域文化和民俗學等新的研究手段。葉嘉瑩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采用歐美新批評所提倡導詩歌多義性，來分析杜甫《秋興八首》中的句法對傳統的突破和意象的超越。施淑女的《楚辭探微》（臺大碩士論文1968）則首次運用西方的神化原型批評來研究楚辭。作者嘗試用傅來采（J.G.Frazer）《金枝》中的“圣婚”觀念來解釋《九歌》中的意識形態和神巫關系，并指出屈原作品所表現的“昆侖山向往”正好符合容格(J.J.Jung)的“樂園型”基型。新的批評方法的興起和對傳統研究方法的批評，最終導致了七十年代末新舊研究觀念的一次大碰撞。

二

　　第二階段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1970—1986），此時研究思想進入活躍期，傳統和新潮間不同的研究觀點和方法開始碰撞。其特征是：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紛紛登場，并對史傳式批評和文獻學研究方法進行批評和挑戰；另一方面，傳統的研究方式也牢牢地堅守住自己的陣地，出現了許多扛鼎之作，出現了一種在對峙之中共存共榮的局面：

　　此時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和教育文化投入的加大，高校開設的古典文學研究科系也在增多，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隊伍也隨著加大。大家在學術觀點、研究觀念、研究方法上有著不同理解，由最初的分歧終而導致激烈的碰撞，學術思想也因此進入最活躍時期。臺灣學術界震動較大、影響較深遠的關于“新批評”的爭論就發生在這個時段。當時臺灣采用西方文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大體有兩類：一是結構主義和原型批評，這后來成為研究中國神話和小說的主流方法。另一種是新批評，主要用來研讀古典詩詞。所謂“新批評”，主要是指用英美意象派和龐德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之中也攙雜著結構主義、比較研究和弗洛伊德、榮格性心理學等成分。其主要倡導者是外文系的顏元叔以及美籍華人梅祖麟、高友工等人。梅、高著重于用新批評來闡述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顏叔元則著重于用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的具體作品。1972年，由臺灣大學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學》創刊，它為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提供了的一塊實驗園地。從當年起，顏氏陸續在《中外文學》以及《中華日報副刊》、《中央月刊》、《現代國家》等雜志上發表文章，用“新批評”方法對王融的《自君出之矣》、李益的《江南曲》、朱慶余《近試題張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杜甫的《詠明妃》等古典詩詞作出新解。對此新解持批評意見的則有葉嘉瑩、魏子云、徐復觀等人。作為與顏氏論戰的主要對手葉嘉瑩于1973年發表的《漫談中國舊詩傳統——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的危機進一言》，可作為批評意見的代表。文章認為評論中國古詩首先必須熟悉傳統、知人論世，對舊詩有著深厚的修養，這樣才能對詩家詩作做出正確詮釋[4]。在葉氏看來，顏叔元等所缺少的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厚的舊詩修養，例如他用榮格的性意象來解解釋王融的《自君出之矣》和李商隱的《無題》，把蠟燭看成男性的象征。[5]同樣地，他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和《長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帶雨”也都看作“性”的影射，這就讓喜愛中國古典詩詞沖和雅致之美的讀者無法接受。另外，顏又擅自改換原作題目來符合“新批評”的解釋，如將《近試題張水部》改為《停紅燭》，認為原題“只說明了寫詩的場合，與詩的內容毫無關系”，這又引起了尊重歷史的一部分學者的不滿。但對于顏元叔來說，他對一些人并不了解新批評方法和在解釋中國古典詩詞上的優長，而只在個別例子的具體解釋上大做文章也感到不滿，并認為這些批評者的目的是借此來否定新批評。于是，他在1973年底陸續著文反駁。一方面再次對新批評的方法作出說明，強調“新批評的第一原則就是就文學論文學”，“要特別注意意象語及意象結構、象征、影射、音響效果等”；另一方面，則從方法論上對傳統的研究方式進行批評，認為葉嘉瑩“對中國舊詩的探討，大致而言，仍舊不脫傳統研究的老路子，從歷史傳記的途徑作文學的外圍探討——不是內在的探討”[6]。對此，一些學者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遂形成一場爭論。爭論的雙方雖唇舌相向，但實際上，針鋒相對之中也還有共識，即雙方都不排斥引進西方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都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研究方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必須用西方的研究觀念和方法來補救。葉嘉瑩亦主張“接納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來為中國舊詩的批評建立新的理論體系”；[7]徐復觀也認為 “要為中國文學批評開辟出一個新局面，這些年來，我一直屬望于對西洋文學研究的先生們”。[8]對于文獻學的價值，顏元叔也“承認傳記與歷史的研究，能夠作為文學研究的參考材料”。[9]正因為如此，這場爭論雖于八十年代初漸趨消歇，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它不但引發了一部分學者對傳統研究方法的重新審視，也引起了更多的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對多種研究方法的嘗試，甚至促使一些更為激進的學者開始考慮對古典文學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的重新建構。就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新批評的影響也不可低估，即使是葉嘉瑩的學生，也開始把葉氏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著重于意象、結構、語言的細膩分析同新批評的方法進一步結合起來，如張淑香《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1974），不僅把顏元叔的《文學經驗》、《文學的去思》同“葉師嘉瑩”的《迦陵談詩》、《迦陵談詞》皆列為“主要參考書目”，而且她還企圖通過這本論著來建立一個有別于傳統研究方法的研究觀念：在研究的原則上“將一反過去的研究途徑，以藝術批評的觀點為原則”；“以內在研究（指形構主義批評——引者注）為主，而以外緣研究（指歷史批評法、社會文化批評法等——引者注）為輔。內在研究在前，而外緣研究在后，后者必須以前者為趨歸”。方瑜《沾衣花雨》中的〈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等篇也是借用西方美學理論來分析李賀詩歌獨特的構思和風格。例如在分析賀詩的超現實本質時，就借用了WillamC.Colightly《李賀詩中的超現實意象》中的一段分析[10]。一批新生代學者如龔鵬程等，更是以此為起點，繼而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出更激烈的批評，更自覺地要求建立新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體系。

　　在此時段，文學的比較研究也逐漸興起并發展起來。1970年臺灣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同期，臺灣大學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1972年《中外文學》創刊后，又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開辟專欄，凡涉及比較文學的一些課題，如比較文學的理論介紹、范疇定位、平行研究、類比研究和影響研究等研究類型、回顧展望等，皆以此為窗口得以討論和展開。經過十年的積蓄，到了八十年代，終于集結成一批有分量的比較文學專著。其中葉維廉起著開創和奠基地作用。從1971年起，他在《從比較的方法論中國詩的視境》、《東西比較文學中模子的應用》等論文中，[11]批評單一的西方文論和中國傳統的研究方式，主張兩者的比較合結合。1973年，葉氏出版《秩序的生長》（臺北，時報出版社），1980年又出版《飲之太和》（同上），此為臺灣比較文學研究之開端。從1983年起，葉維廉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由東大圖書公司陸續出版，其中包括葉維廉的《比較詩學》（1983），周英雄的《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1983），侯健《中國小說比較》（1983），王建元《雄渾觀念：東西美學立場比較》（1984）等。七十年代后的唐代文學碩博士論文中，出現了大量的比較文學課題和比較研究方法，如金周淳《陶淵明文學與韓國時調之比較研究》（臺灣師大1979碩），陳端端《劉勰、鐘嶸論詩歧見析論》（輔仁大學1971碩），宋丘龍《蘇軾和陶詩之比較研究》（東海大學1976碩），陳申君《清三家詞比較》（東海大學1973碩）等，與比較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推展不無關系。

　　此時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中影響較大的，還有楊牧、周英雄、鄭樹森等人從西方引進的結構主義，以及侯健、張漢良等人在研究古典小說和民間故事中采用的神話原型批評。這兩種新的研究方法在當時的學術界尤其是青年學者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為例，七十年代末以后采用結構主義或原型批評方法的碩博士論文就有陳芳英的《目蓮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學之研究》（1978碩），林美清《梁祝故事及文學研究》（1982，碩）等十多篇。

　　在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異常活躍之際，傳統的研究方法也不甘示弱，在這一階段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呈現一種共存共榮的局面。此時老、中、青三代學人都有不俗的表現：老一輩學人臺靜農、鄭騫、潘重規、王夢鷗、饒宗頤、蘇雪林等此時皆有力作問世。如王熙元《杜甫與禪學之淵源——兼論其思想之歸趨》（中國學術年刊第一期，1976），是較早的將佛學與唐代文學研究聯系起來的論著之一，開臺灣宗教對文學影響研究之先河。臺靜農有《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從“選詞以配音”與“由樂以定詞”看詞的形成》等論著。其中的《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以唐傳奇中習見的地獄、劍俠、高僧為例，揭示小乘佛教對中國古典小說思想和結構上的影響。潘重規、饒宗頤、蘇瑩輝等人的敦煌學研究，此時也是成果最豐碩的時期。潘氏的敦煌學著述，幾乎涉及經學、文學、佛教典籍、語言文字各個方面，饒氏此時有《敦煌曲》、《敦煌白畫》等多篇論文。此時亦是王夢鷗研究上的高峰期，有大批考論方面的專著和論文問世，如：《初唐詩學著述考》、《唐人小說研究》（四集）、《唐人小說校釋》（上下）、《古典文學論探索》等。在這一時段，已建立了自己學術地位的第二代學人如羅聯添、羅宗濤、楊承祖、朱守亮、王更生、阮廷瑜等人中也進入研究高峰期，在實證和史傳式批評方面產生了不少上乘之作和扛鼎之作，如羅聯添的《韓愈研究》、《柳宗元事跡系年暨資料匯編》、《唐代詩文六家年譜》、《白居易散文校記》等專著，楊承祖的《孟浩然事跡系年》、《楊炯年譜》、《元結交游考》、《閑適詩初論》等考論。另外象羅宗濤的煌變文研究，王更生的《文心雕龍》研究，阮廷瑜的李白研究，朱守亮的《詩經》研究等都進入高峰期，朱還有一篇《研讀古籍應有方法之一——考虛妄》，專論考據之學在國學研究中的作用。在這一時段取得學位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林慶彰、王國良、林玫儀、李立信、葉程義、陳怡良、張高評、游志誠、陳文華、許清云、鄭阿財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專長，成為學術骨干。其中有不少論著也是以考據和史傳類批評見長，如林慶彰《豐坊與姚士燐》、《明代考據學研究》、《圖書文獻學論集》、編著的《詩經研究論集》（一、二）、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等，王國良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六朝志怪小說考論》、〈唐五代書目考〉、〈漢魏六朝書目考〉，葉程義的《禮記正義引書考》、《帛書老子校劉師培<老子斠補>疏證》、《漢魏石刻文學考釋》（1—4）等，張高評《左傳文章義法探微》，陳文華的《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等。因此，這個時段的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在觀念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可以說是雙峰并峙又互有消長，在各自堅守、相互批評中又皆有創獲，它為九十年代后研究觀念和方法上的多元、融合和各自回歸打下了研究成果方面的堅實基礎，也埋下了互融、匯通和變化的種子。

三

　　第三階段（1987—2009）：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呈現復雜多變的態勢。

　　1987年臺灣政治上的解嚴，標志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它給學術界帶來了較為寬泛的學術環境；大陸開放臺胞來內地省親，繼而允許臺商來內地經商和學者的互訪，尤其是2008年后的“三通”，也使原先封閉隔絕的兩岸關系開始解凍和互動。此時的臺灣的古代文學研究隨著學術資訊的溝通，大陸學術資訊和西方文學理論研究方法的涌進以及本土文學的興起，古典文學研究無論在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或是對已有研究成果的評估上，都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沖擊：一方面新的研究方法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有的學者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出更激烈的批評，乃至要求建立新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體系；另一方面，傳統的實證方式、史傳批評與新的研究方法又出現融合的趨向，在實際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傳統研究方法和新方法結合，乃至多學科結合的一些論著；在考據之學式微即將成為絕學之際，有些學者又開始對傳統之學和新觀念、新方法進行重估，出現一種回歸的訴求。這種多元融合又復雜多變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更趨向多元。以唐代文學研究為例，下面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六年與九十年代前六年的唐代文學博碩士論文在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上的變化。：[12]

1980—1985隋唐代文學碩博士論文

年份	傳統研究	宏觀研究	新研究方法	合計
1980	6	2	2	10
1981	5	2	3	10
1982	4	2	2	8
1983	4	3	2	9
1984	6	3	2	11
1985	7	8	3	18
合計	32	20	14	66

1990—1995唐代文學碩博士論文?

年份	傳統研究	宏觀研究	新研究方法	合計
1990	4	10	6	20
1991	2	11	5	18
1992	3	6	4	13
1993	2	6	4	12
1994	2	11	7	20
1995	4	10	6	21
合計	15	54	28	97

　　從表中可看出：八十年代前期，研究方法基本以傳統方法為主，但采用宏觀研究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論文也在不斷增加，到1885年，宏觀研究類論文數首次超過傳統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前期，宏觀研究、比較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已大大超過傳統的方法，傳統方法類的論文已萎縮到每年只有2——3篇。

　　這種情形，在專著和期刊論文中也同樣存在。仍以唐代文學中的唐人小說研究為例，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它以考據、匯校等文獻學研究成就最為顯著，此時也出現多種研究方法齊頭并進的局面，新的研究方法甚至后來居上。據統計，[13]1990—1991年臺灣期刊發表的唐人小說論文計3篇，其中考證類1篇，與文化學結合的研究1篇，比較研究1篇。1992——1993年16篇，其中考釋2篇，通論、綜論4篇，比較研究4篇，其余為作品的賞析。1994——1995年18篇，其中考辨2篇，體類研究7篇，比較研究和影響研究3篇，還有文學流變和結構分析各一篇，其余4篇為作品分析介紹。可見，到九十年代前半段，唐人小說研究中考據類明顯減少，而比較研究、綜合研究和多學科結合類大幅增加，兩者之間已不成比例了。

　　第二、主張傳統和新方法者開始各自反省，在某種認識層面上出現融合和回歸的趨勢。在實際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將傳統研究方法和新方法結合，或多學科結合的一些論著。

　　對于七十年代的那場關于新批評的爭論，在塵埃落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臺灣學界陸續有人發表文章，對這場論爭重新加以檢討，如呂正惠的《新法看舊詩——臺灣七十年代新型說詩方式的檢討》，連文萍《八十至九十年代臺灣的古典文學研究風潮》，毛文芳《罅隙的追尋與彌縫——五十年來臺灣地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趨勢觀察》，林素玫《五十年來文學研究理論在臺灣的發展》等。這些檢討和總結盡管取向和追求各異：有的強調傳統的重要，新的觀點和方法必須建立在文獻學之上；有的則強調徹底破除、建立新的研究體系的必要，但對新批評所示導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基本上都持肯定態度。呂正惠在詳細地回顧七十年代那場有關“新批評”爭論的背景，經過、雙方的觀點和產生的影響后，結論是：顏叔元對性意象的過度解釋和對原作的不尊重，“這只是顏叔元個人風格的顯現，而與新批評的精神無關。新批評雖然在理論上有其限制和不足之處，但用來分析具體詩歌，亦自有其長處”[14]。在塵埃落定、情緒化消除以后，作如是觀，我想可能接近于事物本來的面貌。

　　傳統和新潮的代表人物自八十年代后期起也開始反思并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向。當年提倡“新批評”的顏叔元、梅祖麟、高友工開始向傳統回歸：梅祖麟認為“新的批評法不見得比舊的印象式批評好”；[15]高友工也認為“應該細讀古人的印象批評，想辦法了解古人只言片語背后的動機與真正的涵義”。[16]顏叔元在20年后為《中外文學》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文中認為中國文學研究要更新視野，“不得不走邁向穩健的途徑與方向”。爭論的另一方葉嘉瑩二十世紀結束時出了一本新書，回顧自己五十多年古典詩詞研究道路。書中在反思二十年前那場爭論時，感到傳統和現代是密切關聯的，反傳統和反對“意象化”的現代詩，都有失于偏頗。她說她后來之所以要寫意象分析色彩很濃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就是“希望能使當日反對現代詩的人們，借此而能理會到如現代詩之‘反傳統’與‘意象化’之作風，原來也并非全然荒謬無本；而當日耽溺于晦澀以自鳴現代化的人們，也借此可以深知傳統的深奧。要想違反傳統、破壞傳統，卻要先從傳統中去吸取創作的原理和原則”[17]。

　　在具體的古典文學研究中，一些學者也采取先從文獻學入手，做廣泛的資料搜集和認真的文獻清理，然后再采用比較研究、新批評或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式。如張高評研究宋詩的系統論著：《宋詩之傳承與創新》（文史哲出版社1990）、《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洪葉文化公司1995）、《宋詩之會通與化成》（成功大學2000）即是一個典型的范例。張氏曾打算與老師黃永武合作編《全宋詩》，張氏夫婦用了三年時間，“從事資料之搜羅、登錄、匯集一一尋出各家之詩集影印，隨時注意善本名鈔來替換。各種輔助版本，也廣為收羅”。后因經費等原因，只排印出三冊，但這方面的深厚積累為作者上述的系統論著打下了深厚的文獻學基礎。在《宋詩之會通與化成》中，就有篇考據學專論——《兩岸《<全宋詩>所據版本之比較》。但在整個研究體系上，他又從信息論和系統論出發，“注意交叉學科，進行綜合研究”，利用所掌握的扎實的文獻資料來考察宋詩的傳承、創新、地位和影響。作者就是要通過“跨學科、跨領域間之整合研究”，來“建構宋代詩學體系”[18]。

　　第三、一些學者在對傳統的研究方法進行更為激烈的批評的同時，開始考慮構建新的古典文學研究體系和價值觀念，龔鵬程即是其中的代表。龔氏思想敏銳而活躍，涉獵面很廣，美學、佛學、批評史、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皆有專論。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因批評“從前的博士論文比較缺乏方法意識”而招致過時議。他認為古典文學研究，不僅應該采取多種方法，還應該有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這個體系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構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詮釋，如文學術語；第二是應該用現代化的觀念和方法去挖掘新資料”。與龔氏持相近觀點的有周慶華、連文萍、林素玫、趙孝萱等。呂正惠則對葉嘉瑩、柯慶明、黃永武等那種傳統與新批評結合的方式感到不滿足，認為他們只能“把整個中國舊詩傳統從較單純的角度加以詮釋”，葉“只是一個極為優異的‘實際批評家’，而不是一個具有成套文化或文學理念的批評家”。他們缺乏葉維廉、梅祖麟、高友工等人的‘大詮釋’，即以較大的理論結構，以整體性來詮釋一群作品”。

　　第四、隨著傳統之學的漸漸消融，有些學者又開始對傳統和新觀念、新方法進行重估，出現一種回歸的訴求。臺灣學者周慶華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對新的西方研究觀念和方法的接納稱之為“欲拒還迎”；把九十年代中后期對此的態度稱之為“迎后又拒”。[19]一直在尋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突破的呂正惠、朱耀偉等人，也在西方文學理論的燭照下，對傳統研究方法作新的審視，并有新的發見和思考：朱耀偉在其專著《后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一方面仍堅持要借用西方理論，來處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詮釋問題，“不然就會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但同時又認為“完全借用西方概念去處理中國材料是不對的”，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態去形成另一種論述，拓立出自己的論述空間”。呂正惠則在西方文學理論的映照和啟發下，回過頭去尋找傳統原來舊有的東西，如金圣嘆的說詩方式就類似“新批評”，因此對中國舊詩學必須“給予重新認識和理解”[20]。?? 但在這股回歸和重估的時代潮中，有三點必須強調：一是這種回歸或重估，絕不是七十年代聲音的簡單重復，更不是倒退到七十年代，而是在肯定方向下的存疑，螺旋式上升中的再現。即使是對新方法中不良傾向持批評態度的一些文章，也大都肯定新的觀念和方法在此時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與七、八十年代相比，社會對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接納意識增強，對不同意見的心態更為寬容。一些總結和回顧類文章，總是首先肯定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意義和作用，在此基礎上再予以善意的指點和引導。至于一些具體的評論，在指出一些研究者使用新方法瑕疵的同時，也多肯定它所取得的成就。三是傳統之學如考據、校注類之論著雖漸漸稀少但仍在一脈相傳、不絕如縷，即使在年輕一代中也還出現一些較出色的人物，如新生代前期的蔣秋華、游志誠、呂珍玉、簡錦松、王基倫、李建昆、呂武志、魏仲佑、許東海；新生代后期（九十年代中后期取得學位者）的楊晉龍、衣若芬、林耀潾等。另外，還有一些學位論文，如談海珠〈顧林亭詩研究〉（東吳大學1988博）等也都是主要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顯示出較扎實的國學功底。

　　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觀念的多元演進，與兩種文化思潮的沖擊有很大關系：一是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二是大陸的學術交流。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萌動于五十年代中期而活躍于七十年代初。在其演進的過程中出現有三個明顯的特點很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一是有個選擇淘汰和吸收變異的過程。前面提到的對“新批評”的引進、爭論和變化，即是一個典型的事例。這種選擇淘汰和吸收變異同樣表現在比較文學、女性文學等新的研究觀念和方法的運用上。女性文學研究本是一種西方文學的批評觀念，它產生于八十年代末的歐美。九十年代初引借到臺灣的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后，一些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古典文學學者，將其理論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讀。一般說來，她們不再采用歷史的斷裂和表達上的摸棱性，相反卻強調歷史的承緒，有意識地同中國古代文學的文本研究結合起來。其研究方法亦采用語言分析、比較文學和解構論等中國讀者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著重點則集中在“思婦文本”、“性別認同和錯位”、“性別自覺的痛苦”等性別困惑的角度。二是要有創新、要有新的理論建樹。前面提到的將結構主義和原型批評引借到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周英雄，在采用雅克森的結構理論來分析樂府詩中鳥類的比興意涵時，就加上歷史社會文化方面的分析，從而突破了雅克森的“就作品論作品”的狹義范疇；張淑香在借用西方的戲劇理論和主體學、結構主義的批評方法來解讀元代愛情劇時，又根據“倩女離魂”等中國戲劇的特點，在西方的悲劇、喜劇之外，另劃一類“神劇”進行深層研究。三是在這個淘汰、蛻變、新生的演進過程中，文學批評起了催化作用。如針對新的研究方法大量采用時，存在求新而不務實的傾向，臺灣的學術刊物發表了不少批評文章，如前面提到的何佑森、連文萍等人的專論就是一例。學術界也召開一系列座談會和研究會，或是針對引進中不良傾向進行糾偏；或是對西方文學觀念和方法如何消化吸收、創新變化進行研討；或是對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歷程及其規律進行探討和總結。這些文學批評既不因其偏愛就對其大吹大擂或互吹互擂為“填補空白”、“重大突破”，也不因其不滿就棒殺或不屑一顧；既不用唯我獨尊和以圈子劃線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也不浮躁淺薄處心積慮去制造“轟動效應”，我想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四是外文系與中文系出身的學者通力合作。七十年代末，臺灣倡導新文學研究觀念的主要陣地《中外文學》，就是由臺灣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授們合辦的。外文系的一些教授，不但把西方的一些新的研究觀念和方法譯介到臺灣，而且也參加對這些文學觀念和方法的文本研究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詮釋，如倡導“新批評”的顏叔元、高友工、梅祖麟；倡導比較文學的葉維廉、鄭樹森；倡導結構主義的周英雄、楊牧；倡導神話原型的侯健、張漢良等皆有文本研究或詮釋中國古典文學的專論、專著問世。九十年代興起的女性文學更是中文系與外文系的女學者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中文系學者如鐘慧玲、梅家鈴、洪淑鈴、徐照華等學者，外文系、英語系的學者曾珍珍、張淑麗、胡錦媛、張瓊惠等。 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對傳統文化較為熟悉，思維方式也往往習慣于傳統；外文系出身的學者熟悉西方文化，對其思維方式也較容易接受。兩方面的學者結合起來，實現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觀念和方法的創新，比中文學者一身二任、兼顧兩面，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大陸的學術交流則是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觀念形成多元演進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臺灣有的出版社如明倫、泰順、九思出版社就冒著吊銷執照甚至坐牢的危險，開始偷偷地引進大陸的古典文學出版物。1987年7月，臺灣當局宣布政治解嚴，有限度地開放大陸出版品的進口后，《國文天地》、漢學研究中心的《漢學研究通訊》、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等雜志率先開始介紹大陸的古典文獻資料、學術成果和研究動態，繼而接受大陸學者的來稿，而且稿件越來越多，臺灣有些學者和編輯形容是“大陸稿件如排山倒海而來”。[21]一些出版社也開始翻印或盜印大陸整理的古典文獻資料和成書。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臺灣的文津、文史哲等出版社都較多地接納出版大陸學者的學術著作。隨著交流的持續和加深，大陸學者新的研究觀念和方法也給臺灣學術界帶來不少沖擊和影響，起到了開闊視野、活躍思路的作用。臺灣靜宜大學游志誠在<大陸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一文中，比較了大陸和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者對待西方研究觀念的不同態度：“他們（指大陸——引者）透過譯本原典，或者直接引述，在論文中大量應用西方理論。較有深度者，還保留中國本位觀點，盡力在西方理論之后回歸中國古典傳統的模子習套，再盡力以適合古典的語匯或觀念加以統攝綜合，提示綱要。這個精神及此精神支持下的理念和作法，每每是臺灣學界所欠缺的”。文中還介紹了大陸學者趙沛霖研究《詩經》的方法[22]。

　　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大陸學者一些新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也已為臺灣學者所接納。楊文雄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公司2000）是臺灣第一本用接受美學理論來研究古典作家的專著。作者在“緒論”中坦言，大陸學者朱立元、陳良運、陳文忠是“古典詩歌接受史理論的奠基者”，而陳文忠的《古典詩歌接受史芻議》“立論周詳完備，已建立了古典詩歌接受史的理論體系，正是本論文所取資學習的立足點”。[23]文津出版社九十年代以來，有計劃地出版了一系列大陸學者古典研究專著：一是“隋唐文化研究叢書”，如余恕誠《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傅紹良的《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等；二是“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如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等。文史哲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文史哲大系”，如李建中《漢魏六朝文心流變史》、趙謙的《唐七律藝術史》等。基本上代表了當今大陸唐代文學研究取向，或一些新銳的觀點、方法。它們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者尤其是年輕學者，在觀點、方法或資料的占有運用上，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張玉芳的碩士論文《唐詩中的罪與罰——唐代詩人的貶謫心態與詩作研究》(臺灣大學1997),無論在選題還是觀點上都受了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的影響。臺灣元智大學網上有篇對余恕誠《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的評論，認為“其學術視野的開闊和研究方法的綜合，正為我們所短少，亦對我們有啟鑒”。[24]??

　　這個交流當然是雙向的，例如上述的臺灣五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所呈現的演進規律也能給我們以啟示：古典文學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走向必然是多元的，不可能定于一尊；其歷程也必然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不可能一以貫之、一成不變。在這方面臺灣學者有兩點做法值得思考：一是肯定變革的必要和演進的必然，增強對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接納意識，對研究觀念的多元化和不同研究方法采取更為寬容的心態。二是處理好與傳統的關系。這又有兩個不同的立足點：一個是把傳統作為立足點，像葉嘉瑩主張的那樣，把“重認中國舊詩的傳統，對舊詩養成深刻正確的了解及欣賞能力”，作為“援引西方的理論方法前的一個先決條件”。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則像楊文雄、張高評、蕭麗華那樣，先從文獻學入手，做廣泛的資料搜集和認真的文獻清理，然后再采用比較研究、新批評或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式。另一種則是以西方文學觀念方法作為立足點，像呂正惠、朱耀偉那樣，在西方文學理論的燭照下，對傳統研究方法作新的發見和思考。在具體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則像張淑香、柯慶明那樣，以西方的形構主義批評等“內在研究”為主，而以傳統的歷史批評方法等“外緣研究”為輔，“內在研究在前，而外緣研究在后，后者必須以前者為趨歸”。

注釋：
[1]臺灣1955年度才有碩士論文，1969年度才有博士論文（僅一篇：臺灣師范大學許世旭《中韓詩話淵源考》）。另外，詩詞約占古典文學論文的3/4以上，故取詩詞為統計對象。論文目錄見彭正雄、彭雅鈴《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論文目錄》，《漢學研究通訊》56、57、58期。

[2]〈中國文學論集自序：研究中國文學史態度與方法〉，中國時報，1965年12月22日。

[3]見〈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鑒賞基礎〉、〈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詩詞的創造過程與表現效果：有關詩詞的隔與不隔及其它〉、〈從一個試題及其說明看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并從文學史觀點及學詩方法試釋杜甫〈戲為六絕句〉〉。

[4]<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中外文學》16、17期。

[5]<析《自君之出矣》>，《談民族文學》學生書局1982。

[6]《談民族文學》頁48，學生書局1974。

[7]《迦陵談詩二集》，東大圖書公司，頁73

[8]<從顏元叔教授評鑒杜甫的一首詩說起>，《中國文學論集續集》學生書局，1984年，頁186。

[9]《談民族文學》頁48，學生書局，1974年。

[10]《沾衣花雨》，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頁103。

[11]<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應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4卷5期。

[12]《漢學研究通訊》各期所載臺灣1981—1999“漢學部分碩博士論文目錄“；〈1958—1993臺灣地區隋唐五代碩博士論文目錄初稿〉，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4期。頁151；潘呂其昌〈1993—1994臺灣地區唐代學術概況—文學〉，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5期。頁29；蕭麗華〈1994—1995臺灣地區唐代學術概況—文學〉，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6期。頁37；中央政治大學中文系圖書館所藏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

[13]以上統計分別取自：李書群〈1990—1991年臺灣地區唐代文學研究期刊論文目錄〉，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二期；王基倫〈臺灣地區研究概況（1992—1993）——文學部分〉，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4期；蕭麗華〈1994—1995年臺灣地區唐代學術研究概況——文學〉，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6期。

[14]〈新法看舊詩〉，鐘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年5月。

[15]轉引自楊文雄《詩佛王維研究》“緒論”，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7。

[16]<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中外文學7卷7期。

[17]《我的詩詞道路》，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頁106。

[18]<兩岸《全宋詩》所據版本之比較>，《宋詩之會通與化成》，成功大學，2000年，頁216。

[19]周慶華<九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概況>，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頁90。

[20]《新法看舊詩》，鐘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年。

[21]<國內人文學術期刊與學術推廣期刊相關問題>座談會報道，《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卷1期，1992年3月。

[22]<國內人文學術期刊與學術推廣期刊相關問題>座談會報道，《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卷1期，1992年3月，頁22、48。

[23]學生書局《書目季刊》26卷第2期。

[24]羅鳳珠講師主持的“網路展書讀網站”，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