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99年出版的《佛緣叢書·序》中，我寫道：

　　“世界無窮愿無盡，心香一瓣禮空王。我與佛學的緣分日益加深：九七年炎夏，我先后朝禮了清涼五臺和終南五臺。在終南山千峰萬壑獻眼底，舉手可捫滿天星的大茅蓬，與寶珠禪師締為方外之友；九七桂子飄香之時，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飛抵長安，《頓悟人生》詠絮女，《人間巧喻》發潮音，以蓮花妙舌談起她“無常擦身而過”的生命體驗，使我油然生起‘人命在呼吸間’的危機感和使命感；九八年爽夏，臺灣禪學名家吉廣輿博士飛抵長安，我們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暢談在兩岸如何通過各自的學術專著，推動禪詩研究突破性進展的構想；九八年金秋，臺灣佛學界獨行俠高仰崇先生飛抵長安，豪華落盡見真淳，一語天然萬古新，談起了他正在把《中國佛學》辦成權威性刊物的經歷，激發起我布發掩泥獻學術的熱忱；迄今為止，我為佛光出版社《中國佛教高僧全集》組編的五十余部書稿，在大陸五十多位教授、博士、博士后、作家的鼎力支持下，全部如期完成，喜結佛緣；為寫好《禪詩研究》，感悟佛法氛圍，我撥落塵緣，棲心禪悅，慈恩寺、臥龍寺、青龍寺、興善寺、香積寺、草堂寺、大茅蓬的大殿、禪堂、藏經閣都印下了我跏趺禪坐的身影……”

　　叢書出版是在1999年初。1999年之后，我所遭逢的佛緣，更為殊勝。其中尤其令人感受欣慰、榮幸的，是我與方立天先生的佛緣。2000年10月15日，李鵬委員長為中國人民大學組建50周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表示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中國人民大學，特別是支持作為科研龍頭的研究基地，陳至立部長參加“佛教與宗教學理論國家重點研究基地”的揭牌儀式，我為方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興奮與自豪，并寫下這篇文章，以紀念與先生的殊勝因緣。

一、佛緣本是前生定——進人大博后站始末

　　我是1996年秋在陜師大文學所讀在職博士的。讀博的頭兩年，我的主要精力是為佛光出版社編審《中國歷代高僧全傳》。組織稿件，審改文稿，忙得不亦樂乎。經由各方面的努力，兩年之后，叢書的審稿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也得以全力以赴地準備學位論文。于是，從1998夏開始，我進入了緊張的論文撰寫階段。由于當時我體證禪宗文化已經有了8個年頭，我把論文的題目定為《禪詩研究》。經過極其艱辛的寫作，1999年5月，我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獲文學博士學位。此后，我繼續完善學位論文。承蒙學術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學位論文中的部分章節，以系列論文的形式在各雜志上發表，引起了較好的反響。然而，我深知，這僅僅是一個起點，我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于是，1999年12月，我決定到京訪學。

　　此前，在網上無意中看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佛教方向新近設立博士后流動站，自2000年開始，首次招收佛教研究方向的研究人員，我便有了前去的意向。因為這個站的指導教師是方立天先生，是我久讀其書、久仰其人的中國著名佛教學者。如能得到先生的指教，自然是一段妙勝的佛緣。出于這個考慮，到京之后，我就住在人大招待所。不巧的是，方先生剛剛于數日前赴美參加學術會議，故未能謀面。

　　人大的申報手續很是簡便，遵從要求，我填寫了一張簡單的申請表。其中有一欄需要“所在流動站合作導師”簽署意見。方先生不在，我便將當年發表的10余篇論文交給宣方博士，請他轉呈方先生，好讓方先生對我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這一切辦完之后，人大的事情遂告一段落。按照人大的時間表，下學期開學即2000年的3月，由系上初定人選，4月再由學校最終確定。我也就把這事暫且放在一邊。

　　在京期間，我拜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主編李富華先生。當他得知我申請人大博士后時，說起宗教所也設有博士后流動站。由于申請做博士后的人很多，為穩妥起見，我回到西安后，向宗教研究所也遞呈了做佛學博士后的申請書。我在這份《申請書》中寫道：

　　今年是我36歲的本命年，又幸逢千禧之年，歷史賦予了我弘揚佛教文化的重任。

　　……

　　雖然我在文學研究所工作，但我的全部興趣和科研究成果，都體現為對佛教禪宗文化的鐘愛。我在研究古典詩詞的過程中，發現唐宋以后幾乎所有的文人，都與佛禪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文化以其豐厚的底蘊，深深滲透在中國詩詞等各種藝術形態之中，形成了作品的內涵與神韻。特別是佛教禪宗，以其透邃而靈動的生命體驗，沾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佛教文化是一筆極為豐厚的遺產，對之予以充分繼承，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使命。為使佛學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將自己的生命貢獻給了佛學。目前這個歷程已有十年，在以后的所有時光里，我都將一如既往地參悟佛法、修持佛法、弘揚佛法。

　　……

　　《禪詩研究》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其中的一些專題研究，也以系列論文的形式開始在各雜志上發表。1999年，我的禪詩研究初見成果，在海內外各種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10余篇。文章發表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好的反響，……雖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我清楚地知道，它離我要達到的目標還有很遠的一段距離。我要完全達到設定的目標，還需要殊勝的因緣。

　　……

　　我的禪詩研究系列論文、專著的推出，將建構起中國21世紀禪詩研究的基本框架、觀點、方法等范式。……

　　這份申請書雖然是呈交給社科院的，但也同樣可以表達我到人大的心情。按照程序，社科院的人選也要在次年開春后才能確定。于是我同樣將它暫放一邊，因為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千禧年春節，古城西安分外熱鬧。我們一家登上了有600年歷史的明代鐘樓，聽著中外游人撞擊起響遏行云的大鐘，感到長安文化的厚重神韻。我拔通了方先生的電話，方先生聽說是我，很高興地說已經將意見寫好，待開學后交給系上。我問方先生能不能聽到鐘聲，方先生高興地說聽到了。我說，借著古城千禧的鐘聲，把吉祥和好運帶給先生，表達了一個晚生對心儀已久的前輩學者的由衷敬意！

　　此后我一直投身到緊張的工作中去。開學后，我主要的任務是整理禪宗典籍數據，并準備職稱外語考試。4月15日參加了國家A級考試后，才稍稍有喘口氣的機會。這期間偶爾也想起提交過申請的事，總有一個念頭驟然閃現：今年是千禧龍禧，是我的本命年，我一定會一帆風順，心想事成。

　　光陰荏苒，轉眼到了四月底。二十八日晚上忽然接到宣方博士的電話，說經過系里、學校兩級評議，人民大學決定聘用我為方先生的博士后。接到這個消息，我很高興。于是，5月8號，我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二、一笑相逢對故人——靜園初晤方先生

　　二○○○年九月九日上午我來到人大，在招待所還沒有坐定，便打聽方先生是否在家，準備前去拜訪。結果很不湊巧，方先生又到美國去了，要到十五日下午才能回來。我本想在人大多住兩天，等方先生回來，見上一面再回師大。到科研處填寫正式的申請表時，才發現還必須有陜師大人事部門簽署同意做博士后的意見。我只好先返回師大。

　　九日下午兩點半返回師大。師大對做博士后限制得很嚴，直到去年還不同意文理科博士進入博士后流動站。說來也巧，今年是第一次有了松動，同意博士進站深造，但必須簽署相當詳細的協議書。回到師大的當天，我把自己受聘到人大做哲學博士后的事向霍松林先生匯報了，霍先生也很高興，當即簽署了意見。經過一番努力，10日上午人事處就簽署了同意我做博士后的意見。考慮到方先生是十五日下午回來，我便訂十五日晚上的車票去北京。

　　到達北京時是中午十二點。經過一個小時的的士，我終于來到了靜園，拜會方立天先生。此前已經是兩訪不遇，這次是三謁靜園，多少有點程門立雪的況味。

　　方先生住在一樓，進樓時可以看到廚房外的一個小院子，院中有一棵石榴樹，石榴結得正繁艷如火。園內草深齊腰，令人想起宋儒不葺窗前草，只為全其天性真的佳話來。篤篤的敲門聲響過后，應門的是嫻靜慈慧的師母。只見方先生正一手端著飯碗，一手拿著話筒在接電話。我只看到了一個清癯的側影。為了不打擾他接電話，我先進了書房與師母小坐。幾分鐘后，方先生結束了通話，轉過身來。我忙從書房迎出，一與先生的目光相接，在那雙遒勁的白眉下，是深不見底的清澈澄靜的慧眼！我當時頓覺心頭一顫，好像被這雙眼睛融化了，渾身油然生起一股暖意，心中暗自思忖：“一定在什么地方見過！”一邊想著，一邊準備自我介紹，只見先生擺了擺手，說：“不用說了，我已經知道了。”我愈發納悶，只見先生白眉一揚，肯定地說：“你是吳言生，我見過你申請表上的照片了。”

　　原來如此！先生雖然事務繁忙，每天要處理大量的文稿，應對各種大大小小的事務，卻能過目不忘，使我在驚奇之余，敬佩不已。

　　方先生一邊吃著飯，一邊與我交談。他說已經知道了我的大體情況，這次談話主要強調了兩點：一是要開掘深度，一是要調適身心。

　　“禪詩研究非常有意義。要想使這項研究博大厚重，首先要搞清從印度佛度到中國禪定的發展脈絡。只有運用歷史的眼光，理清禪宗思想的源頭，才有可能對禪宗詩歌進行透徹的體悟與研究。再者就是要搞清為什么禪詩至今還為那么多的人所喜愛。做這門學問，關注點要落實到現實上來。搞清這個問題，就會使禪詩研究在現代社會發揮出積極的意義來。

　　“除此以外，還要注意使學問與心情、身體作良性的互動。學問做好了，身體、心情自然會愉悅調暢；反過來，身體心情好了，精力就會更加充沛，可以做出更大的學問。人生苦短，抓緊時間做事固然重要，但也要調適好身心……”

　　對先生所說的兩點，第一點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為了揭示禪詩的禪悟內涵，我認真研究、體證禪悟思維，并且發現，禪悟思維的源頭之一，便是各種大乘經典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從來不敢懈怠，一直在扎扎實實地做工作。方先生的明示，使我更堅定了把這項工作做好的決心。至于第二點，我自忖確實做得很不夠，只知道拚命做事，在電腦前一坐十余個小時不起來，身體狀況明顯不如從前。聽著方先生的這番教示，我感到非常的親切。

　　方先生還談到另外一些鮮為我知的情況：

　　“今年申請來人大哲學系做博士后研究的全國有二十多人，申請來佛教點的也有很多名牌大學的哲學專業的博士，像南京大學就有兩位。你能夠在二十多人中，獲得系里唯一的一個國家計劃內名額，確實不易。機會難得，要好好珍惜才是。要充分利用這兩年時間，做出突出的成績來！”

　　桌上的陽光不知不覺地在推移。方先生娓娓而談，我側耳恭聽。方先生的話，言言入耳，字字銘心。我如飲醍醐，如坐春風。

　　方先生談興猶濃，我卻不得不起身告辭。因為昨天他剛從美國回來，中午理應好好地休息。我不忍打擾，遂去科研處交清了有關材料，于當天下午離開了北京。

　　今年五月底，接到中國社研院宗教所楊曾文先生的E-mail，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所領導張新鷹先生等先生作了介紹，所領導對我的情況也較為滿意，希望我能到社科院深造，我將人大這邊的情況如實稟報。楊先生與方先生是多年的至交，對我厚愛有加，見此情形,唯有惋惜不已。對楊先生的這份情誼，我也感念不已。六月初，宗教所辦公室主任李毓鳳女士來電，詢問我是否有變動，我以人大已決定錄用相告，對去社研院做博士后一事只好忍痛割愛了。緣份就是這樣，一切都已注定。我唯有隨緣，惜緣。

　　今年6月中旬，接到人大科研處通知，希望我立即進站。當時方先生所在的佛教點，正臨近申報國家重點研究基地的尾聲。學校讓我6月進站，是希望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奉命進站，發現申報工作其實已于一年前開始，方先生的點上，雖然人數不多，但個個都很精干，作資料庫、建網站、制幻燈、購圖書，一切都緊張而有序地進行。我雖然沒有做出什么具體的事，但添磚加瓦，倒也其樂融融。就這樣，直到7月18日國家教委的專家組來基地檢查驗收后，我才回到了西安。

三、法門無上誓愿學——我的博士后研究計劃

　　進入人大博士后流動站時，我曾提交了一份《博士后研究計劃書》——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流動站期間的主要科研任務是：在博士論文《禪詩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筆者選取的課題研究，具有跨學科性的特點，需要佛學、禪學、文學的積累與眼光，要融通傳統佛學與禪宗的關聯、融通佛學與文學的關聯，難度較大。

　　迄今為止，學術界出版了各種禪宗思想史著作(主要是佛教史研究者所撰寫)，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這些著作，對禪宗思想與傳統經典關系的研究還注意得不夠，比如說，被禪宗奉為宗經的《楞伽經》、《楞嚴經》、《心經》、》《法華經》、《金剛經》、《維摩經》、《心經》、《圓覺經》等，對禪宗到底產生了怎樣具體的影響，尚沒有深入的論述；學術雜志上這方面的單篇論文幾乎是空白。而禪宗語錄處處都有“引經據典”的傾向，很多問答都是借經文中的成句或化用經文的意旨來展開的。因此，要了解“教外別傳”的禪宗如何受“教內”經典的影響，便成為解讀禪宗典籍的一個基本條件。如果不了解禪宗宗經對禪宗思想的影響，便既不能參透禪宗運用這些經典意旨所形成的公案，更不能理解用文學形象對這種禪悟體驗進行表述的禪詩。因此，筆者在這方面作扎扎實實的工作，撰寫出佛教經典對禪思(禪宗思想、禪悟思維、機鋒公案)禪詩影響的系列論文，旨在返本溯源，理清禪詩、禪思的源頭，理清禪宗思想、禪悟思維與傳統經典的關系，以糾正將禪宗與傳統經典割裂的傾向，澄清籠罩在禪詩研究之上的層層霧障，為禪詩研究奠定堅固的理性基礎。

　　迄今為止，學術界出版了相當數量的若干種研究禪詩的著作(多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所撰寫)，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這類著作多是對文人禪詩的研究，對禪宗本身的詩歌卻很少涉及。且這些著作往往將禪宗思想與文人詩歌作機械類比，流于片面化、簡單化。

　　由于學術界對禪詩的研究存在著研究重心偏離、研究視點偏狹、研究方法的淺易等缺憾。要么宣揚所謂禪宗“反理性”、“反邏輯”，把人引入誤區，缺乏理性的基石；要么鉆入考據一途，缺乏悟性的體證。或采取站在外部的、局外人的角度，缺乏禪學的感悟；或一味沉溺其中，采取“反邏輯”、“反理性”的方法，天花亂墮，故弄玄虛，缺乏理性的審視。因此，筆者采取的方法，是理性與悟性并重，既要入乎其中，進行直覺感悟，以心印心；又要出乎其外，進行理論反思，冷靜審察。整部論文將試圖以獨特的視點，廣博的思路，翔實的資料來論析五家七宗禪詩，辟出理性與悟性并重的新思路、新視域，力圖比現有的研究者看得更遠，更細，更全面。

　　經過了極其艱苦的努力，我在修證與解析并重的基礎上，撰寫了學位論文《禪詩研究》。

　　雖然學位論文謬蒙諸評審委員的厚愛，謂之“高屋建瓴，頗多創獲”，“顯示了深厚的佛學、詩學功力”，“新意迭出，鞭辟入里”，（陜師大博導霍松林先生評語）“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全面、系統而深入地研究禪宗詩歌的專著，具有填補學術空白、拓開研究領域的重大意義與重要價值”，“是一部厚重篤實與飛揚雋逸相得益彰的高質量的博士論文，充分體現了作者深厚的佛學、哲學理論修養，深邃、縝密的思辯邏輯”，（南師大博導鐘振振先生評語）但我深知這與其說是對論文本身水準的評價，毋寧說是對我的勉勵，亦即對論文的期望。為實現這一期望，我決心將禪詩研究深入扎實地繼續下去，以使研究成果更加成熟厚重。

　　初步設想：將學位論文予以充實、改進，在兩年內完成禪詩研究的基礎工作：

　　1．在學術雜志上發表相關研究論文，計劃每年10篇左右。

　　2．在國家重要出版社出版相關研究成果：

　　（1）《佛典與禪詩》。論述佛教經典如《楞伽經》、《楞嚴經》、《金剛經》、《維摩詰經》、《華嚴經》、《法華經》、《心經》、《圓覺經》對禪宗思想、禪悟思維、禪宗公案機鋒暨禪宗詩歌的影響。

　　（2）《五家七宗禪詩研究》。闡明五家七宗禪詩的哲學內蘊、禪悟特點、象喻方式、美感質性。

　　（3）《禪宗詩歌的話語體系》。禪宗在表達生命體證時，于不經意間建構起一個龐大的話語體系，由豐富的詩學喻象構成。本編采用宏觀微觀結合的方法，揭示話語體系，分析意象內涵及表征手法。

　　（4）《公案與禪詩研究》。最能體現禪宗頓悟特色的是禪宗公案，表征著獨特的禪悟體驗。吟頌公案的詩頌古詩是禪文學的奇葩，本編對公案與禪詩進行相關性研究。

　　每部專著約25萬字。本課題是對禪詩進行專題研究的系列專著，旨在填補這一方面的空白。本課題解決禪宗宗經對禪思、禪詩的影響，解決禪宗五家七宗詩歌的具體問題，糾正禪詩研究重點、視角、方法等偏頗，使真正的禪嶄露其“本來面目”。組成本課題的所有主要論文與專著，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全部都是“第一篇”。本課題將為研究中國佛學史、中國詩歌史的研究拓展出全新的視域；為真正的禪詩研究奠定堅實基礎。這些成果發表之后，勢將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禪詩研究系列將建立起21世紀禪詩研究的基本觀點和范式，體現國內外禪詩研究的最高學術水準。

　　這份計劃是否能夠實現，我想用不著到出站的那天即可見出分曉。?

四、生公說法天雨花——方先生的《佛法與人生》講座

　　2000年10月10日，我陪同方先生到運城參加全國第三屆《西游記》文化研討會。在我們當達運城的當天，方先生受運城高專之邀，給同學們作了一場《佛教與人生》的學術報告。

　　雖然讀方先生的《佛教哲學》等佛學名著已有十余年，但有幸親聆聽先生的講課，平生還是第一次。因此，與所有的聽眾一樣，我也興奮而好奇。

　　報告從下午2點開始。當我陪同方先生進入禮堂時，禮堂里已坐滿了人，過道上、末排座位的后面，甚至外面的窗臺上，都擠滿了前來聽講的人。當我們步入會場時，鼎沸的人聲忽然間靜了下來，大家都充滿虔敬地打量著走向主席臺的方先生。在肅靜致敬之后，熱烈的掌聲驟然響起，持續了很久很久。在大家渴望的眼神中，方先生開始了他的生公說法。

　　以下，是“如是我聞”，一時方先生在運城高專大禮堂說——

　　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是有史以來典籍最多的一個宗派。佛教的根本目標，就是解除人生的痛苦，使束縛的人生，變成自在的人生；將污濁的境界，提升為澄明的境界！

　　（佛教的本質是什么？終極關懷是什么？有什么現實意義？毫無疑問，這些都是聽眾最為關心的問題。因此，方先生要言不煩，一語破的。在從根本上點明了佛教的目的之后，方先生謹嚴而條暢地切入正題）

　　佛是什么？佛是覺悟者。大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古印度的一個釋迦族王子，拋棄了一般人夢寐以求、視為至寶的王位，出家修道。他就是釋迦牟尼。經過長期的苦行，他在三十五歲那年夜觀明星，徹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善哉善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性，只為浮云障蔽，而不能顯現。只要掃去浮云，就會見到本真！”

　　徹悟到真理之后，佛陀便開始傳法，創立了博大精深的佛教。

　　佛教創立之后，經歷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幾個階段的發展。

　　“原始佛教”也叫早期佛教、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是相對于后來發展的大乘佛教之初期佛教而言；即自佛陀創立教團弘揚教理開始，至佛陀入滅后一百年之間，教法一味、教團統一，尚未分裂為部派以前的時代。這一時代的經典，是佛陀教說的最原始型態，成為后來大小乘佛教根本教理的基礎。　

　　原始佛教的思想核心是緣起學說，緣起論包括三法印、十二因緣、四諦、八正道。所有佛教的教法均以緣起論為依準。雖然印度自古以來就盛行各種哲學思想，但緣起說卻是印度哲學中所沒有的，也是世界其他各種宗教或哲學所沒有的，它是佛教的獨特思想。

　　“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分裂而成的各教團派別的總稱。據南傳佛教史書記載，佛滅后百年，古印度東部跋耆族比丘提出十條戒律的新主張，教團內部或反對，或支持，佛教因而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部派佛教提出類似有我論的主張，也就是說部派佛教以存在論來考察一切存在，將存在中變化的現象立為“有為法”，將沒有變化的存在立為“無為法”。大乘佛教認為這種觀點是“有我說”的一種，對之加以排斥，而提出徹底的無我（空）。　

　　“大乘佛教”的大乘，意思是大的交通工具。大乘佛教不像小乘行者那樣，以個人的覺悟為滿足，而以救度眾生為目的，就像巨大的交通工具可以載乘眾人，所以稱為大乘。西元前后，除了比丘教團外，各地都有在家佛教信徒團體成立，這種教團中，也有來自比丘教團的人，他們逐漸纂集、傳誦不同于當時經藏（阿含經）的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等大乘經典。這類經典敘述般若空的思想，并用詩歌贊嘆佛陀永恒的生命，強調“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思想，重視六波羅蜜的實踐，這就是大乘佛教。我國與日本的宗派大都屬于大乘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產生了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密宗、凈土宗、禪宗等八大宗派，這就是漢傳佛教。除此以外，還有藏傳佛教，即從尼泊爾北上，傳入西藏、蒙古、青海的佛教。

　　（在要言不煩地介紹了佛教發展史之后，方先生開始論說佛教與人生的關系）

　　佛教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人生痛苦。主要理論有四諦、八圣道之說。

　　“四諦”即苦集滅道。苦是人生痛苦的諸要素。集是人生痛苦的原因。滅是涅般成佛。道是成佛的方法。四圣諦中，又包含著圣凡二重因果，即世間因果與出世間因果。世間因果是以苦諦為果，集諦為因；出世間因果是以滅諦為果，道諦為因。八圣道又名八正道，即八種正確的道路，八條圣者的道法。一、正見，即正確的知見。二、正思惟，即正確的思考。三、正語，即正當的言語。四、正業，即正當的行為。五、正命，即正當的職業。六、正精進，即正當的努力。七、正念，即正確的觀念。八、正定，即正確的禪定。

　　那么，佛教對人生的定義是什么？是空！

　　佛教認為，人是五種因素的集合，即色受想行識五蘊。所謂“色蘊”是物質組合類，它由四大組成。所謂四大，即地水火風。地是堅性，如人的骨骼；水是濕性，如人的血液、唾沫之類。火是暖性，如人的體溫；風是動性，如人的呼吸。內四大是人，外四大是自然界。四大之所以稱為“大”，是因為它普遍地存在于任何物體中。“受蘊”是心理上感覺的組合。受是領納之意，指身心器官與外界接觸時情緒上的苦樂感覺。“想蘊”是由內六根和外六塵相接而生起的概念。它的功能是認識外境，予境上加以名稱。“行蘊”以造作為義，相當于意志作用。行蘊的意志產生業果。“識蘊”是知覺的組合，是對境而了別識知事物之心的本體，實際上就是根塵相接所產生的認識作用，即六識。

　　佛教對人的本質的定義是空。之所以是空，是因為人由五蘊構成，所以無實體，無自性、無主宰。因為五蘊是因緣所生法，而凡是因緣所生法，均沒有實體，所以叫做空，故《心經》說“照見五蘊皆空”。這是佛教對人生本質的定義。空是因緣和合，無實體、自性、主宰，是一種關系與過程。不是零，不是沒有，不是不存在。為了體證這個空性，我們可以從四個層次去理解。

　　其一，從存有論來看，空即緣起、關系、過程。任何事物都是因緣合和而起。事物沒有主宰沒有永恒，沒有真正的自性。這是空的理論的基礎。《般若心經》：“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但要注意的是，空是指空性（本質、本性），空也是假有。正因為是緣起，所以有現象的存在。本質是空的，現象是有的。緣起既是有，又是空。性空相有，真空妙有。《中論》：“眾因緣所生，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其二，從認識論來看：空是佛教的根本真理，是至上無上的空理。在佛教看來，它深刻地反映出一切法的本質，從而排除了一切分別的見解，排除了定見、成見。

　　其三，從方法論來看：空觀是修行的方法。運用這種方法，即可對萬法不執著。運用般若智慧進行直觀、直覺，體悟諸法空性，是轉迷成悟、轉凡成圣的關鍵所在。

　　其四，從境界論上來看：空境是開悟的境地，是自證的境地，它是幽微勝妙的涅般寂靜，是身心脫落、脫落身心之后生命的解脫圓成之境，是所有修行者夢寐以求的境界。當然，依禪宗的觀點，對這個空境也還應當空空，這便是空空，乃至于空空空……，通過無限的否定，而使人達到絕對的肯定。

　　那么，佛教對人生價值的看法又如何？佛教認為，人生、生存的本質是苦，這是佛教人生價值論的基點。佛教講苦，有四苦、八苦等。生老病死是苦的，人啼哭著來到這個世界上，生下來就是痛苦的；老了很孤獨，有一種無常逼迫之感，如果工作不順，子孫違逆，更是苦不堪言；生病之時，四大違和，心力交瘁，痛苦難耐；死亡之苦也是每個人必須遭遇的，人生本似同林鳥，大限時來各自飛。雖然現代科學突飛猛進，科學家預言人最多可以活到一百六十歲，但總不免一死。除此四苦之外，還有四苦，成為八苦。另外的四苦是愛別離、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人生最難耐的是與所愛的人別離。文學作品中，悲莫悲兮生別離，執手相看淚眼，寫的便是愛別離之苦。不是冤家不聚頭，偏偏是自己討厭的人，要同住一個宿舍，同在一個辦公室上班，在眼前晃來晃去；凡是有所渴求，便意味著缺乏，缺乏便意味著痛苦。而五陰熾盛，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個人主義極度膨脹，由此形成了無窮無際的痛苦。

　　佛教指出，痛苦的根源是無明、貪愛。通過修行，可以去除痛苦而進入常樂我凈的幸福圓滿境界。為此佛教設立了接引佛即阿彌陀佛，他慈悲廣運，接引蕓蕓眾生，飛升到華貴莊嚴、絢爛光明的西方極樂世界。而禪宗則主張，春有百花冬有雪，夏有涼風秋有月。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禪宗講求現世的解脫，注重頓悟成佛。只要將障蔽心靈自性光明的“閑事”去除，就可日日是好日，步步起清風，得到生命的大自在。

　　對今天特別具有啟發意義的，除了以上所說之外，還有佛教人生哲學的倫理觀。佛教人生哲學講究因果報應，三世輪回，有著名的十二因緣說。十二因緣是無明（貪癡等煩惱為生死的根本）、行（造作諸業）、識（業識投胎）、名色（但有胎形六根未具）、六入（胎兒長成眼等六根的人形）、觸（出胎與外境接觸）、受（與外境接觸生起苦樂的感受）、愛（對境生愛欲）、取（追求造作）、有（成業因能招感未來果報）、生（再受未來五蘊身）、老死（未來之身又漸老而死）。以上十二支，包括三世起惑、造業、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復始，以至于無窮。過去二因（無明、行）招致了現在五果（識、名色、六入、觸、受）；現在三因（愛、取、有）招致未本二果（生、老死）。對十二因緣，順觀是有情生死的不息流轉，逆觀則可發現它的根源是無明，滅盡無明，即可超出輪回，從而愛河浪息，苦海波平。十二因緣是個體生命的必然流轉過程，也是人生諸般痛苦的根源。超越生死輪回，就是明心見性，頓悟成佛。日本作家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在頒獎儀式上大談佛事，他認為輪回轉生學說是“迄今為止人類思想中最美好的東西。”

　　佛教哲學對人生的定位也富有啟發性。佛教哲學把生命層次劃分為十階，是為“四圣六凡”。“四圣”是佛(自覺、覺他、功德圓滿)、菩薩（自覺、覺他）、聲聞（因親自聆聽釋迦牟尼講經而成佛者）、緣覺（因感悟而成佛者）。“六凡”則指天（光明、自然、自在、最勝之義，是享受人間以上勝妙果報的所在）、人、阿修羅（又譯為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無天之德，似天而非天）、畜生、餓鬼、地獄。由于此六者是一切眾生乘業而趣向之處，故又名六趣。六道的眾生都是屬于迷的境界，不能脫離生死，這一世生在這一道，下一世又生在那一道，總之在六道里頭轉來轉去，像車輪一樣的轉，永遠轉不出去，所以叫做六道輪回。與四圣六凡相應的觀念是三世報應。所謂三世，就是前世、今世、來世。凡已生已滅之法叫做前世，已生未滅之法叫做今世，未生未起之法叫做來世。佛教講因果報應。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

　　為掙脫因果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必須修行。佛教人生哲學的修持方法，以戒、定、慧為三大綱領。戒主要有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定指禪定：集中思想，精神高度集中，可以產生智慧。慧指智慧：對人生、宇宙的本質有透達的了解。

　　通過修行，可以達到佛教的終極理想。佛教的終極理想是涅般，是超越生死煩惱的圓滿寧靜的心理狀態。小乘佛教以證得灰身滅智的阿羅漢果為最高修持目標，而大乘佛教則以證得實相涅般為最高目標。禪宗進一步將這種教義發展，提出了世間即涅般、生死即涅般的主張。

　　總而言之，佛教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學習、研究、體證佛教，對我們的身心均有莫大的裨益。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吸取宗教倫理、道德上的合理因素。佛教有非常完美完的道德體系，發掘整理其合理因素，對建設精神文明，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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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鳴般的掌聲再一次響起。講座結束后，聽眾們興奮不已，紙條一張又一張地傳遞到主席臺上。方先生慈悲為懷，誨人不倦地解答著眾人的提問：

　　“佛教與科學有無沖突之處？”

　　“佛教與科學是兩個領域的問題，總的看來，兩者的趨同性越來越多。例如，佛教博大宏闊的宇宙觀，已為現代天體物理學所證實；佛教說人體內有八萬四千蟲等等，已為現代醫學所證實；佛教的色空不二已為現代微觀物理學波粒二像性原理所證實。古印度的佛教就講究五明，即語文學的聲明、工藝學的工巧明、醫藥學的醫方明、論理學的因明、宗教學的內明。許多佛教大師也是科學家，如一行大師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很多佛教高僧都深通醫道，濟病拯危。但是，佛教與科學所運用的方法、解決的問題畢竟有所不同。我們既要看到兩者融合的一面，又要看到兩者相異的一面。”

　　“道家追求超升天界，這與佛教的成佛有無不同？”

　　“按照佛教的四圣六凡說，道教神仙所處的天界，略等于佛教六凡中的天界，還屬于迷界，還沒有解脫。兩者怎可同日而語？”

　　“您是不是佛教徒？”

　　“我大學畢業后，曾在佛學院進修過八個月。因此現在很多高僧大德，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誼，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話題。但是我對佛教哲學，抱著冷靜的度來加以研究。”

　　“您對佛教哲學的前景怎么看？

　　“佛教哲學的前景非常光明。佛教哲學中有很多好的成份，比如有關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的觀點。二十一世紀，在洶涌澎湃的文化大潮中，在多元發展的態勢下，隱約呈現出百川東到海回歸于東方文化的趨勢。當然，西方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所要做的，是將東方西方融貫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以雄闊博大的胸襟和眼光，才能有所創新。”

　　“佛教主張與世無爭，主張忍辱，這是否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佛教也主張勇猛精進，自強不息。對社會人生，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是我們學習佛教哲學應得的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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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時候停息了，天空出現了一道道絢麗的彩虹。

　　在短短的三個小時內，方先生將佛教人生哲學，全面系統講述了出來。結構閎大，邏輯謹嚴，妙語紛呈，思想睿智。那酣暢的激情，那忘我的投入，真使人感到天旋地轉，花雨繽紛。

五、學問人品總純真——方先生的哲人氣質

　　方先生的思想，博大深沉。方先生曾接受《法音》等多家媒體的采訪，暢談了他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佛教與傳統文化關系諸方面的獨到見解，以及與中國佛學研究的不解之緣。以下是方先生成長、治學的軌跡：

　　1933年3月，方先生誕生在浙江省永康市四路口中村；

　　1946年春，方先生在永康縣立初級中學讀書。1949年畢業，進上海財政系統干部學校學習，后留校工作。

　　1956年，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親炙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先生法席。畢業后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工作，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學術之旅。

　　1962年，到中國佛協主辦的中國佛學院進修八個月，向法尊、正果、明真、觀空諸位法師，以及周叔迦、虞愚等教授等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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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方先生的佛教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國佛教思想家的個案研究；中國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學思想的宏觀研究；中國佛教文化的探索；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系統研究。在這些領域，方先生都做出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以對佛教哲學現代化研究為例：

　　1986年《佛教哲學》問世；

　　1991年《佛教哲學》出版增訂本；

　　1997年《佛教哲學》又作為人大“人文叢書”而再版……

　　方先生寫《佛教哲學》主要是由于近四十年來，介紹佛學的基本思想的著作幾乎是個空白，并且已有的佛學概論著作，罕有用現代哲學論題和術語來介紹佛學基本理論。因此，方先生的《佛教哲學》，用現代哲學語言如實地勾勒出佛教哲學的傳統體系。此書從實際出發，力求適應現代人的需要，標題的現代化用語、佛教術語的現代語言解說，以及佛教思想的現代化闡釋等，均堪稱此類著作的典范。在書中，方先生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依據佛教哲學的發展軌跡，依其固有的邏輯，闡釋其思想內涵。

　　管窺蠡測方先生的哲人氣質，我感到有以下幾個方面特色：

　　1．博大精深，虛懷若谷

　　方先生雖然以佛教哲學為主攻方向，但對儒道釋三家都有獨到研究，其學問可謂博大精深，地負海涵。但是，雖有驚人的成就，方先生仍是虛懷若谷。在談到自己選擇佛教哲學作為研究方向時，方先生曾誠懇地說：

　　“中國哲學史，從先秦到現代，悠悠數千年，哲學家數以百計，哲學書籍浩如煙海，在有限的一生里，難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蘊。于是我選擇了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哲學作為重點研究的對象。”

　　“確定以佛教為研究方向，我也是經過一番艱難而痛苦的選擇的。這是因為，研究佛教的難度大。研究佛教需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多學科的知識，而且，還需要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一定的體察和了解，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研究佛教義理的三大難關——概念術語的特定涵義，佛教思維方式的獨特內容，以及佛教整個思想體系的龐大復雜、歧異多義，也都是不容易掌握和駕御的。”

　　通過“艱難而痛苦的選擇”，對自己的學術領域進行準確定位，其目光的睿智，決心的弘毅，皆令人嘆為觀止。然而從這段話中，我們更可感受到方先生虛懷若谷的哲人風儀。只有深邃的山谷，才有容受雨驟風狂松濤成陣的虛懷；只有湛碧的大海，才有涵負日月星辰出沒其中的廣博。

　　2．努力精進，難行能行

　　佛學六度之一便是精進。方先生的精進勤奮，在學術界有口皆碑。他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有空就扎到文史樓閱覽室看書，至今仍有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在談到治學方法時，他說：

　　“我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步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魚’，即搜集研究對象的全部著作和有關傳記等原始資料，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盡可能無一遺漏地反復閱讀史料。……以便形成對研究對象的獨自看法。在此基礎上，再參考閱讀他人的研究成果，細心比較，取其長，補己短；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撰寫論文。”

　　沒有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盡可能詳盡地占有資料，盡可能獨立地進行思考，是方先生做學問的兩大法寶。數十年來，沒有周末，沒有星期天，方先生除了工作，還是工作。正是這份精進執著，在方先生的學術長青樹上，掛滿了累累碩果，僅以千禧年而論，方先生即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史哲》、《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十余種權威、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3．脫屣名利，蟬蛻紅塵

　　1983年，方先生申報副教授，雖然科研成果早已達線，但由于倡言學校應當多撥幾個晉升高級職稱的名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悅，結果與本來已有的機會失之交臂。校領導擔心他會出事，準備找他談話，卻見他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背著書包又到圖書館看書去了。

　　1984年，為了搞好學科建設，胡耀邦同志決定在全國重點學科里各提撥五名專家。方先生由于科研成果突出，從講師直接破格為教授，成為國務院特批的全國5個哲學教授之一。

　　與前一年沒有評上副教授一樣，方先生雖然從講師破格晉升教授，也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似的，依然住在擁擠不堪的兩居室中，賞風、觀月，教學、著述。直到兩年后，學校的有關領導忽然記起了這件事，撫額感嘆：“原來我們在調配住房時，竟把您已升教授這件事給忘了！”方先生也仍然只是一笑了之。

　　這對方先生而言，僅僅是很普通的一樁小事。然而從這件小事中，我們感受到了一花一世界凈潔莊嚴，感受到不思善不思惡、兩頭俱截斷的詩情禪趣。

　　也無風雨也無晴，一蓑煙雨任平生，這，正是方立天先生的風范。

　　方先生常說：“研究佛教久了，就會潛移默化，在氣質性情上得到升華。”其中玄機，頗耐人參究。方先生曾在《文史哲》上發表宏文，論析華嚴宗的圓融境界；而我不敏，也曾在《人文雜志》上發表陋文，論析華嚴哲學的圓融之境。方先生的哲人氣質，如果用一個詞來表述，則舍圓融莫屬。方先生學問的博大雄闊，與人格的博大深邃，正如華嚴珠網，珠珠相含，表里澄澈：

　　學問方面，儒、釋、道兼容并研，傳統與現代廣取博收；為人方面，偉大與平凡熔成一爐，輝煌與平淡打成一片。而為學與為文，在方先生身上又圓融不二，瓶盆釵釧熔為一金，酥酷長河攪成一味。讀其文如見其人，見其人而想見其人。文是真文字，人是真性情。方先生的氣質是詩的氣質，方先生的哲學是詩的哲學。讀方先生的書，品方先生其人，有大用外腓真體內充的雄渾，有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的豪放，有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的典雅，有空潭寫春古鏡照神的洗煉；更有可人如玉步屣尋幽的清奇。宛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純然是自性的流露，脫落一切雕飾，彰顯出生命的本真。

　　我在本命之年，得以受學于方先生，乃因緣鳳定，造化使然。我珍惜這段佛緣，在方先生言傳身教的薰染下，將更上層樓，為社會為祖國，為蕓蕓眾生，燃起一炷清芬虔敬的心香。

言生居士初稿于200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