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王昆吾著，47萬字，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有關專題的學術論文的結集，共收錄四組十八篇文章。其內容要點是：

一、關于原始信仰和藝術考古

　　《火歷論衡》：中國早期歷法經過了物候歷、星辰歷、日月歷等發展階段，在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中的火歷可確定為商民族所使用的、同早期農業相適合的星辰歷。但過去的火歷研究卻缺少分析觀念，把大火觀測和龍星觀測相混淆，把星宿火崇拜和自然火崇拜相混淆，在處理基本資料時出現了較大失誤。為此，本文對火歷成說作了詳盡考訂，確認魯昭公十七年六月并非火歷正月，而是“建巳正陽之月”；“龍見而雩”是龍宮七宿昏見時的祭禮，同火歷無關；“以火紀”是一種物候歷，而非星辰歷；夏、商、周等民族分別以參星、大火、房星為軸心星宿，“辰”并不是大火星的專名；曾侯乙墓龍虎二十八宿圖是對武王伐殷天象的描寫，其中并無火歷的位置；“子”、“巳”二字分別代表日光冥極而生的狀態和寅賓出日儀式已畢的狀態，“二子”問題實際上是字形字義分化的問題──子在子宮中為“子”，脫離子宮而出為“巳”；宋代前后的兩種龍珠是月珠和日珠之分，其間變化源于龍為陽物、君居陽位的觀念，亦源于水晶珠傳入后產生的火珠觀念，而不是源于大火崇拜。本文主張建立關于中國早期天文、歷法內部關系的全面認識，作為火歷研究的前提。

　　《楚宗廟壁畫鴟龜曳銜圖》：本文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漢甘泉宮遺址瓦當、河南鄭州新鄭漢畫像磚等早期文獻、文物資料中，復原了一個已經佚失的神話──關于夜間太陽化身為鴟，由龜背負，自羽淵經黑水而返回東方若木之處的神話。通過對這一神話的思想基礎的研究，本文揭示了上古太陽崇拜同生命崇拜相結合的特點，也揭露了《天問》“鴟龜曳銜，鯀何聽焉”一語的內涵。

　　《雞彝和□彝》：雞彝和□彝是夏商時代最重要的禮器，用于以盥沃神尸和地面為特徵的灌禮。本文判斷它們是新石器時代的兩種鳥崇拜──東方短尾鳥崇拜和西方長尾鳥崇拜的產物。雞彝制度來源于雞血祀神風俗，故夏民族的灌禮聯系于對春季和東方太陽的崇拜、對自然生命的崇拜、對雞和翟雉類鳥的崇拜；彝制度來源于鷙鳥祭祀，故商民族的灌禮聯系于對秋季和西方太陽的崇拜、對人工培植的生命的崇拜、對□和鷹□類鳥的崇拜。江蘇省連云港將軍崖巖畫即以□、“戴辛”、禾稼、季夏星空等形象的組合，細致地表達了后一主題。

　　《論古神話中的黑水、昆侖與蓬萊》：本文認為，神話中的黑水、昆侖是一些假想的地名。它們往往聯系于一些神秘的事物，事實上是冥間神話系統中的符號。黑水原指夜間太陽自西方返回東方的通道，代表生命的流動和永恒。昆侖原指黑色的墓丘，代表死亡，被設想為太陽和所有生命的歸宿。蓬萊原指旭日之山，取象于龜負鴟□的形象，代表生命的再生。在原始信仰和古典哲學之間，古代中國人曾經經歷了一個用具體物名表示抽象概念的階段。上述地名系統即是這一歷史現象的產物。

　　《從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漢文化發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早期漢文化圍繞宗法制度而建立，具有崇重家族與家長的特色。本文考察了中原國家建立前后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上古中原文化和華南文化所依據的經濟基礎的差異，認為這一特色是在強化祖先崇拜的基礎上形成的。關于生殖崇拜各形態的資料表明，它經過了孕育崇拜、女陰崇拜、男根崇拜等歷史階段。古文字學資料表明，在殷商以前，同早期國家制度相適應，祖先崇拜便完成了對生殖崇拜的改造，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二里頭、陶寺等文化遺址的資料表明，這一轉變以家族私有制為背景，發生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前后。關于儒、道兩家生殖觀念的資料則表明，它標志了同黃土高原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相適應的一種文明傳統的成熟。

二、 關于文學的發生與傳播

　　《中國韻文的傳播方式及其體制變遷》：本文在研究一系列韻文文體成因的基礎上，論證了文學傳播方式對其體制變遷的直接影響。認為韻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記誦功能，其原始體制產生于儀式敘述的需要；《詩經》體是祝頌、比歌、興歌的產物；楚辭體的結構特徵和語助特徵來自相和歌唱；賦原是周代樂教中的雅言誦，因“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與音樂脫離，成為作家文學最早的文體。本文還討論了銘刻、書寫等傳播方式對于文體發展的作用，五言、七言詩體的形成過程及其與樂府的關系等問題。

　　《漢藏語猴祖神話的譜系》：猴祖神話是在圖騰信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類神話母題。它分布在漢藏語系18個民族當中，主要憑借血緣上相互關聯的特定人群得到傳承，從而為文學的歷史比較研究提供了一組內容豐富的標本。本文從發生學角度對目前所見的45例猴祖神話進行了分類描寫；進而依據相關的語言學資料構擬出五種共同母語形式，經神話學和語言學的比較研究，給出了漢藏語猴祖神話的譜系。在解釋這些分類體系的時候，本文著重論述了中國猴祖神話的不同歷史形態與不同民族文化的對應關系，以及其中各思想要素的源流。

　　《詩六義原始》：本文對《詩大序》六義說作了窮源竟委的探討，細致描寫了從“六詩”到“六義”的發展過程。本文認為：六詩是西周樂教的六個項目，服務于儀式上的史詩唱誦和樂舞。其中“風”和“賦”是用言語傳述詩的兩種方式，分別指方音誦和雅言誦；“比”和“興”是用歌唱傳述詩的兩種方式，分別指賡歌與和歌；“雅”和“頌”則是加入器樂因素來傳述詩的方式，分別指樂歌與舞歌。今本《詩經》的各種格式均是六詩影響的產物。從六詩到六義的演變經過若干歷史階段。其中最重要的條件因素有三項：一是隨著神權政治削弱、雅言功能擴大和禮樂制度崩壞，由司樂之官掌管的樂教逐步讓位于由司徒之官掌管的德教；二是詩三百文本的形成，其過程大致是散樂納入正樂、鄉樂奏入儀式、獻進之詩編為正歌的過程；三是儒家詩學傳統的確立，包括孔子集各地歌本刪為詩三百、孟子建立“以意逆志”的比附詩論、荀子確立徵圣宗經原則等步驟。作為漢代經學的組成部分，六義說是演繹“德化”、“政教”、“美刺”等儒家倫理概念的理論，但因保存了六詩、“四始”、“變風”、“變雅”等若干歷史術語而具有價值。

　　《敦煌文學與唐代講唱藝術》：敦煌文學研究長期建立在作家文學的文體觀念之上。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五十年間，研究者一直將其劃分為三個領域──屬于詩學領域的敦煌詩歌，屬于詞學領域的曲子辭，屬于俗文學領域的變文──而未尊重它同說唱藝術相聯系的特性。有鑒于此，本文首先明確了敦煌文學作為口頭文學的主要性質，在否定人為的學科三分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以講經文、變文、話本、詞文、俗賦、論議、曲子辭、詩歌為體裁樣式的敦煌文學的概念體系。然后，以歷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為背景，論述了敦煌文學各品種的文化淵源和敦煌文學資料對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敦煌<高興歌>及其文化意蘊》：本文從寫作時代、伎藝性質、文化成分等方面，對敦煌文獻《高興歌》進行了考察，著重討論了它作為俗文學作品所特有的缺少藝術個性的特點和體裁不確定的特點。本文認為：這篇作品產生于中唐前期；見于不同寫本的不同名稱（《高興歌》、《高興歌·酒賦一本》、《酒賦》），反映了它以歌辭、說唱作品、韻誦作品等身份而流傳的經過，證明俗文學作品往往具有多種藝術功能。作為作家詩歌、群眾曲藝、民間歌唱等多種因素的組合，它顯示了表層文化（士大夫文化）在基層文化（庶民文化）中的積淀。

三、關于宗教音樂系統的形成

　　《漢唐佛教音樂述略》：中國佛教音樂系統形成于魏晉至中唐，包括唄贊、唱導、佛曲等三個組成部分。唄贊音樂用于佛經唱誦，其素材和制度都來自西域；唱導音樂用于宣釋佛理、導達化俗，其制度成立于東晉，其音樂素材則來自民間講唱；佛曲是用于各種佛教慶典、佛教集會的樂工之曲，由西域佛曲和漢族贊佛之樂結合而成。佛教音樂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了南北朝以來的中國音樂。例如唄贊音樂之于中國器樂，唱導音樂之于中國曲藝，佛曲之于唐代的戲弄、大曲和雜曲，都產生了極大的推進作用。

　　《五臺山與唐代佛教音樂》：五臺山是中西文化交通的樞紐、佛教之名山。到唐代，因中國佛教音樂系統進入確立時期，也因中國佛教出現教派林立、竟相爭逐的局面，五臺山的佛教音樂臻于極度繁榮。本文逐一討論了各佛教宗派在五臺山建寺宣教所使用的音樂手段，借此闡述了唐代佛教音樂的概貌、其社會功能及其與不同宗教理論的關系。

　　《佛教唄贊音樂與敦煌講唱辭中“平”、“側”、“斷”諸音曲符號》：為研究佛教音樂同詩律的關系，本文對見于敦煌講經文、變文、詞文的十幾種音曲符號進行了討論，確定了它們作為唄贊曲名和聲法名的性質；又通過對漢魏六朝佛經偈贊的考察，確定了其中“古吟”格律的來源。本文認為：這些音曲符號反映了唄贊音樂在唐代的發展，“平”、“側”、“斷”等音符聯系于不同的器樂方式（定弦方式），“偈”、“韻”、“詩”等音符聯系于不同的聲樂方式（吟唱方式），分別是古唄和新唄的代表。從聲辭關系的角度看，唐代音樂包括謠歌、曲子、唄贊三大系統。在后一系統中隱藏了不同于近體詩律的另一批韻文格律。作為特別講究字聲的一種吟唱音樂，佛教唄贊對中國的（尤其是南方的）歌曲、器樂曲以及各種民間曲藝，都發生了深刻影響。《早期道教的音樂與儀軌》：道教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音樂與儀軌是作為民間禱祠歌舞的對立物逐漸成熟起來的。本文對道教科儀音樂的淵源和產生過程作了全面考察，認為它的音樂素材源于古代雅樂和方士琴歌，吟誦聲法和齋官制度模仿佛教的唄贊轉讀，叩齒、咽液、存思等修行節目承自古代神仙術，禹步、禮斗、禮太一等祭祀方式則脫胎于古代巫術。道教音樂的儀式化過程表現為通神、宣化、養生、遣欲等功能次第轉型的過程。其第一步，是將民間祭神歌舞改造為服從道教神系、具有內持特色的吟誦音樂；其第二步，是在神仙思想的指導下，將簡單的吟唱改造為同存想、旋行、叩齒等儀式相配合的吟唱；其第三步，是參考儒家禮制和佛教儀軌，使道教音樂成為轉經、上啟、宣戒、注念玄真等齋醮節目的儀式手段。早期道教音樂的四個品種也是依次出現的：先有祭神音樂，次有“仙歌”（如《步虛》），再有誦經音樂，最后有贊道音樂。為實現獨立，道教背棄了作為母體的巫術和神仙術；為實現統一，又從各種文化事項中充分吸取了營養。在道教同民間風俗之間、道教音樂同民間音樂之間，于是出現了既相聯系又相排斥的復雜關系。

　　《唐代的道曲和道調》：道曲是產生于唐代的一個道教音樂品種，主要用于祭獻道教宮觀的儀式和宮廷的燕饗活動。在傳統的“仙歌”、“音誦”、“道贊”之外，它為道教儀式增加了一批器樂性的音樂；在“法曲”和“胡部新聲”之外，它又為唐代宮廷增加了一批藝術性的音樂。道調則是專用于道曲的宮調，即雅樂律林鐘均上的宮調式。本文通過對67支道曲曲調的考察，闡明了這一音樂品種的來源和功能。

四、關于民族文化的起源

　　《對藏族文化起源問題的重新思考》：討論藏族文化起源問題的目的是探求古遠時代東亞大陸各民族文化的聯系，借此判定藏族文化的個性及其來歷。關于這一問題的主流學說──土著說，因無法解釋現有的各種資料而缺乏上述意義。

　　為此，本文依靠文獻學證據重新確認了古代羌文化和藏文化的同源關系；依靠考古學證據確認了藏族文化作為高地文化、作為新石器時代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之產物的性質；依靠語言學和宗教學證據判斷漢藏民族的先民曾經共有同一種史前文化，在父系社會前期分離。本文認為：藏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過程，是從更大的文化共同體中分離出來的漫長過程。其雛形產生在藏緬語初步獨立的時期，即新石器時代末期；在青銅時代初期，即與夏商王朝相當的時候，它成為以畜牧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畜牧經濟初具規模、活動范圍相對穩定，是藏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形成的兩個重要條件。

　　《潮汕文化的一支古老來源》：畬族在潮汕人口中僅占千分之三四的比例，但代表了潮汕文化的一支古老來源。本文通過對粵東畬族圖騰傳說與古史地資料的比較研究，確認了由海路遷入廣東的畬族先民的史前身份。本文認為：畬族原是東夷族群的一個分支，分布在遼西、魯南、浙東、潮汕的“會稽山”和“房山”是他們遷徙的遺跡；盡管它們擁有與苗瑤語諸族相似的神話和語言，但從族源角度看，它們同壯侗語諸族有更深刻的發生學的關系。

　　《中國史前文明研究的地理學方法》：史前文明以文字的使用、城邦的建立和農、牧、副業的確立為標志。為揭示文明成因及其變遷規律，有必要在研究中把地理學的區域觀念、動態觀念、綜合觀念同考古學資料結合起來，采用（一）以地層觀測、沉積相分析、測年技術、環境標志數據研究和考古遺存研究為手段的環境綜合分析法，（二）以遙感技術為手段的景觀結構復原法，（三）以計算機數字圖像處理、影像地圖、景觀數學模型為手段的地理信息系統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