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下簡稱《唐雜言》）是王昆吾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共45萬字。此書于1985年完成，1996年1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1998年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教育部優秀著作三等獎。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人都知道，在造紙、印刷術尚未充分發展的年代，歌唱與吟誦作為最主要的傳播方式，曾使中國文學史成為一部以音樂文學為主體的歷史。音樂文學兼有音樂與文學兩重屬性，“它們的特征，可從音樂和文學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但它們作為一種歌辭體的本質，卻是由音樂所規定的。只是在文人染指以后，音樂中包含的文學因素才成長起來，取得獨立的發展。”（第16頁）任何一種音樂文學的主流體裁，都必然是在經歷了民間自然歌唱的初生發展階段，進入文人之手之后才形成的。因此，隨□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展開，描述文學樣式的產生發展過程，展現文學存在的歷史真實等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與文學早期存在形態密切相關的音樂，亦越來越多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許多文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都因音樂研究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轉折。《唐雜言》一書，便是立足于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把文學研究與音樂研究結合起來的著作。它從對隋唐燕樂的考察入手，根據音樂體裁（即音樂表演方式）來劃分文學作品，力圖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建立起對隋唐音樂文學的系統認識。這是此書寫作的最終目的。而其出發點，卻是從對詞的起源問題的思考開始的。

　　關于詞的起源問題的討論早見于宋代。“填實泛聲”與“詞為詩余”作為詞體起源論中最早的兩個命題，影響了宋以來的全部詞學研究史；而“本色”“雅正”之說又把詞體形式研究與內容的倫理、審美價值判斷混同起來，增加了把握詞的真實本質的困難。近代以來，音樂學研究與文學研究逐步結合；本世紀初，敦煌曲子辭的發現使唐宋音樂文學研究進一步活躍。這引起了詞史研究的重大變化，但學術界尚缺少深入、全面地考察資料的成果，詞學研究諸家的認識與歷史事實之間明顯不合。此書所討論的問題，便是從這些矛盾中提煉出來的。

　　矛盾的產生由概念的混亂開始。為了避免討論時在概念上夾纏不清，作者在《緒論》中專門討論了書中涉及的主要概念。通過追索概念的邏輯內容與歷史約定性相統一的契合點，作者建立了一個由“從歷史事實中提煉出來的概念”組成的概念體系。它以音樂文學的總體概念“歌辭”為首，由關于音樂種類的與關于音樂體裁的兩組基本概念構成；前者包括“雅樂”“燕樂”“清樂”“胡樂”“俗樂”等，后者包括“曲子”“謠歌”“琴歌”“大曲”“講唱”等。下屬曲子辭的“著辭”亦被列出專門討論。由作者排列的概念體系圖表可知，上述概念在邏輯平面上處于不同的層次。由于“每一個音樂概念或音樂文學概念，都處在一定的關系中”（第8頁），是某種關系網的結點。因此，在概念所指稱的事物之間，除了圖表所反映的從屬關系外，還有相互之間的對立與轉化，如謠歌與曲子。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決定了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它把詞和作為其前身的隋唐燕樂曲子都看作歷史的現象，因而是將其安置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背景上加以理解的；它認為長短句歌辭的形式特征關聯于它們的傳播方式，因而主要依據歌唱、吟誦、表演等藝術形式的發展探討了它們的形成；它認為每一種文學體裁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民眾活動和作家活動相互交流的產物，因而注意從宗教、風俗等各種歷史資料中勾稽出這一過程的線索。”（第1頁）注重事物之間的聯系是此書寫作的指導思想。

　　事物的本質，通過它的諸種現象及現象間的聯系表現出來；現象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所以，作者在理清概念的邏輯關系之后，在展開音樂體裁的單元論述之前，專用“隋唐燕樂”一章，系統地敘述了隋唐燕樂歌辭產生的音樂史背景。作者的考察從五個方面展開：“燕樂的名義和‘詞’的名義”、“隋唐燕樂的內容及其性質”、“西域樂舞的輸入”、“漢族音樂對胡樂的吸收”、“關于樂律、樂器和夷夏之辨”。討論過程中作者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即注意到史官關于樂律、樂器的文獻記載與群眾的藝術實踐之間的差異。在此基礎上，作者充分肯定了隋唐俗樂的歷史地位，指出兼容并包的時代精神是隋唐燕樂文化得以興盛的主因。通過這種背景描述，燕樂歌辭之所以興盛于隋唐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各部類之間的相互關系便清清楚楚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詞體起源問題是此書寫作的出發點，尋找其答案的關鍵是理清曲子與詞的關系。故在以音樂體裁為單元展開論述時，“曲子”首先被提了出來。“曲子”所指稱的那些歌辭，前輩學者多以“唐詞”稱之；但這是一種舍本求末的提法。實際上，“宋以后人所用的，作為一種詩歌體裁專稱的‘詞’字，在隋唐五代并沒有出現”；它是“后人根據宋以后的文人創作追加給隋唐曲子的名稱”，后世的詞“只是其中曲子一支的發展結果”（第16、17頁）。本書因而在第三章專門討論了“曲子”，從“曲”與樂的關聯、“曲子”一名的最早出現及流行、曲子的音樂性質（“曲度”）、創制方法（“度曲”），討論到曲子與謠歌、大曲之間的關系，亦即全方位多角度地對“曲子”的歷史內涵作出了細致的分析。作者認
為，曲子作為一種歌辭，它的本質是由音樂決定的。詞這一無音樂確定性的名稱意味□對曲子音樂本質的否定；詞律的出現則標志了辭與樂的分離，“入歌之辭，并不嚴律；嚴律之辭，卻難入歌”（第117頁）。在辭由易入歌到難入歌的歷史發展中，著辭的出現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專設“著辭”一章討論了這個問題。著辭是應唐代空前發達的酒筵歌舞之風的需要而產生的。它的發展經歷了民間送酒辭、樂工教坊辭、文人飲妓改令辭、文人格律辭四個階段。隨□作者的敘述，各種雜亂繁復的歷史現象被梳理成一個有序可循的關系網，詞體起源發展的歷史線索遂被清晰地勾勒出來。

　　注重事物聯系的思維方式大大開拓了作者的視野，使他能夠超越已往詞史研究的慣例而將研究對象放在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進行考察。博大因此成為此書的顯著特色。這里所說的博大，首先體現在作者依據一套準確清晰的概念體系，以“宮廷祭祀樂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長短句歌辭”為研究對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隋唐五代雜言歌辭各大部類的存在發展歷史，建立了對隋唐音樂文學的系統認識；其次一個表現是，作者將自己的研究對象放置在它賴以產生、存在的歷史環境中，追根溯源，因而充分地肯定了民間藝人與民間伎藝對于促進隋唐五代音樂文學長足發展的重要作用。作者說，“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民間風俗歌唱和妓女歌唱──簡單地說：民間藝人和太常藝人的歌唱──對于曲子的產生具有決定作用。”“盡管男女之情是這些曲子辭的重要主題，但它們表現得絕不猥褻，她們無意之中，卻成就了一代文學的風格。”（第77頁）“藝術的生命畢竟是廣大勞動者創造的。……一旦脫離了群眾，失去了源源不斷的來自生活的藝術補充，它也不免于衰落的命運。”（第249頁）重視民俗歌唱并把它們作為研究的主體，超越古典文學研究以作家文學為對象的局限，聯系各種因素來考察傳播方式對文學樣式形成的作用，使作者的研究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另外，博大的特色還體現在作者對原始資料的窮盡式的占有之上。對此作者有明確的認識：“為了避免重復失誤，本書打算依靠隋唐五代的原始資料來進行研究，盡可能充分地占有這些資料，并對它加以客觀地解釋。”（第3頁）“竭澤而漁”式的資料收集，“大禹治水”式的問題梳理，且不說其過程的浩繁，就其成果而言，除凝結為厚厚的兩大本《隋唐燕樂雜言歌辭集》外，亦在那些大量出現于書中、被隨手拈來的資料以及書末所附數百種征引書目中體現出來。扎實的文獻工作為雄辯有力的理論闡述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通過作者的分析，很多爭論已久的問題都在資料所顯示出的邏輯順序中找到答案，例如對琴曲是否有歌，即琴歌是否存在這個問題，作者沒有做任何理論性的建構，而是在羅列了數十條自先秦至于唐代文獻載籍關于琴曲配歌的記載之后，只用淡淡地一句“綜上可知，無論琴曲采用什么方式配歌，琴歌的存在，畢竟是個客觀事實”，便無可爭議地結束了討論。一個學術疑案，便被這么“輕而易舉”地解決了。

　　學術著作在具備博大特點的同時往往出現精深不足的缺陷，但《唐雜言》一書卻能二者兼備。這種可貴品質來源于雄厚的資料基礎與作者分析處理資料時清晰嚴密的理性思維。“著辭”一章集中表現了作者思考問題的深入。對照《唐雜言》一書的目錄與作者所列概念體系圖表可知，除“隋唐燕樂”與“隋代雜言歌辭概述”兩章綜述性的內容外，被設為專章討論的“曲子”“大曲”“謠歌”“琴歌”“講唱”都是隋唐“燕樂歌辭”下屬的五個平行概念。“著辭”不是直屬“燕樂歌辭”的一大部類，從音樂體制來講，它只是曲子辭的一種。為什么要為它另辟專章呢？作者如此解釋：“酒筵是娛樂的場所，是集體活動的場所，是文人同妓女相交往，因而產生文學同音樂的多種結晶品的場所，是城鄉各種音樂伎藝薈萃之地。這就決定了酒筵伎藝在代表隋唐燕樂文化總體面貌方面的典型意義。或者說，它是民間音樂風俗的復制本，是隋唐五代音樂文化的袖珍版。當我們把隋唐五代燕樂歌辭現象分解為曲子辭、大曲辭、琴歌、謠歌辭等方面進行論述的時候，在每一個具體范圍中，我們得到的知識不免有片面的性質。只有在《著辭》這一章中，隋唐五代音樂文學才被安置在一個血肉融貫、活潑生動的背景之上。這是我們對著辭進行專章討論的一個原因。”（第248頁）作者以其特有的學術敏感，發現了著辭在唐代音樂文學中的特殊地位并對此作了細致深入地描述，由此不但理清了游戲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客觀地評價了藝妓之于隋唐音樂文學發展的歷史功勛，更重要的是為詞律起源問題找到了較完滿的解釋，“后世詞的種種特色，大都可以在唐著辭中找到淵源”。

　　當然，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解決其研究領域內的所有問題。雖然此書在博大與精深兩個向度上都有突破，但仍有許多問題未能深入的展開，如道調和法曲、敦煌講唱音曲符號等問題；即如被設為專章討論的著辭，亦有未充分討論之處。還有一些問題，如謠歌重沓復唱的形式、敦煌文學的分類等，隨□作者研究的深入，也出現了一些需要修正的內容。對于這些缺憾，作者通過此后十多年的努力，以單篇論文的方式作了必要的補充。對唐著辭的研究除《唐代酒令與詞》這篇論文外，還凝結為《唐代酒令與藝術》一書。這些論文、專著和《唐雜言》一起，復現了隋唐五代音樂文學的全貌，建立了對隋唐音樂文學的系統認識，這是任何局部的研究都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