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主編Denis Twitchett在該通史第一輯——《秦漢史》的序言中說明：《劍橋中國史》之所以從秦漢時開始而略掉先秦時代，是因為在60年代當他和劍橋大學出版社開始籌備這一項目時，中國先秦史學正處在一種過渡階段當中。經過四十年的考古學發展之后，學術界已經承認，先秦時代的傳統史學觀念需要基本的改正?？墒?，據Twitchett說，當時的西方漢學界還缺乏學者能夠利用此種新的考古資料來重新寫這個階段的歷史。因此，劍橋大學出版社只好臨時將之放棄，而從秦漢大帝國開始。過了幾乎三十年，傳出了一個好消息：劍橋大學出版社終于要將這段極其重要的歷史補上，現正籌備由Michael Loewe（魯偉）和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合編一部《劍橋中國古代史》，將由張光直、David N.Keightley、Robertagley、William Boltz、dward、Shaughnessy、Jessica Rawson、ther von Falkenhausen、許倬云(Cho-yun Hsu)、David S.Nivison、Donald Harper、Mark Lewis、巫鴻(Wu Hung)、Nicola di Cosmo和Michael Loewe合寫，預計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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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劍橋中國史》第一輯《秦漢史》出版以后，西方漢學界的情形與6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專攻先秦史的學者已經普遍地利用最近出土的史料來重新考慮先秦史。這個轉變最明顯的證據之一可由《古代中國》這本學術年刊看出?！豆糯袊酚?975年創刊，當時由吉德煒擔任主編，以中國先秦（由新石器時代起）和兩漢為主題，內容包括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科技學等不同學科，創刊至今近二十年來，普遍獲得學術界的好評，在西方漢學界已是一本有相當權威的學術刊物。以下介紹最近五年來《古代中國》（即第十四輯到第十八輯）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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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國》每輯都分成三大部分，即論文、評論和資料，偶或有學術論壇。近五年來《古代中國》共發表了22篇論文，從先秦、兩漢史的新石器時代良渚玉器到東漢時代道德觀念，幾乎每一研究課題均包括。大體來說，論文內容可分成三大類：戰國秦漢簡牘帛書研究、兩周傳統文獻研究及其他文化史的研究，每一類約占論文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下即依此三類別分別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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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戰國秦漢簡牘帛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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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臺灣的上古史學界一樣，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所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和帛書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研究興趣，《古代中國》大量地刊登這類研究成果。從大家熟悉的馬王堆《老子》起到最近才出土的包山楚簡，幾乎每一輯《古代中國》都有很精采的論文發表，以下將有關論文列出，并概略介紹其內容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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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零：《楚占卜竹簡之格式》1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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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胡平生：《埠陽漢簡〈年表〉整理札記》14（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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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Yumiko Blanford,《〈戰國縱橫家書〉校勘記：兼論判定最接近古本之異文的方法》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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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Rudolf G.Wagner：《論王弼之老子》14（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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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高道蘊《〈經法〉的法律理論》14（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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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R.P.Peerenboom：《論〈鹖冠子〉》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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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李零和Keith McMahon：《馬王堆房中書的內容和術語》17（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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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Anne Behnke Kinney：《就中國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來看棄嬰》1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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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零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近十年以來他對先秦史的研究成果很廣博。《楚占卜竹簡之格式》一文研究了近年來湖北省的望山、天星觀以及包山等遺址所出土的占卜竹簡。這批數量可觀的竹簡顯然是楚國遺物，寫作年代約在公元前350-300年之間。在文中，李零認為，這批占卜資料應分成兩類：一類為“初占”，一類為“習占”。“初占”的內容較為充實，通常由五個部分組成：前辭、第一命辭、第一占辭、第二命辭、第二占辭。他對這五部分的占卜術語均作了詳細說明。還討論了某些相關的問題，諸如第二命辭應該是“禱辭”或是“貞辭”、貞卜本身的語句是疑問句或是陳述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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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生是中國文物局古文獻整理組的研究員，曾經負責安徽省阜陽市的漢墓發掘工作。阜陽漢簡《年表》編成于公元前165年，比司馬遷的《史記》諸表至少早六、七十年。據胡平生研究指出，始于西周共和行政前后迄止于秦始皇的《年表》可能包括兩種不同體例的表，一種按年經國緯，橫填事實方式制成，一種記諸侯在位年數。盡管《年表》因嚴重殘破而無法復原，但仍能為若干歷史問題（諸如戰國時代東周、西周、“今王”、“今公”等）提供有用的資料。最后，胡先生認為《年表》似不能與《秦記》系統相合，或許是利用了秦以外別國“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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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iko Blanford是美國加州洛杉磯的Occidental大學教授，《〈戰國縱橫家書〉?？庇洝肥撬择R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史料寫成的博士論文的理論核心。她提供的方法是：為了解決某一古籍在不同版本間文句的出現，以確定哪一版本的文句與原本最為接近。她說異文可歸納為四種：字形不同、辭意不同、增刪奪衍導致的差異以及行文中語序之不同。Blanford認為字形寫法不同沒有太大的意義，沒有深入討論的必要。對于辭意上的不同，她指出，校勘工作上的普遍現象是較難理解的詞匯往往比較易理解的詞匯更為接近本來面貌，有時候會被誤為方言詞。關于增刪奪衍，假如某一版本中有系統的增刪或更改某些特定的詞匯，也可據此來判定哪一版本更為接近原本。最后，她還指出，當不同版本中之語序不同而造成意義上的差別，且版本之間的淵源關系也不清楚時，那么就必須要對該段落的內容及其上下文間作詳細的考察才能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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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dolf Wagner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關于王弼《老子注》已經發表幾篇精采的文章。在《論王弼之老子》一文中，他指出，王弼《老子注》中所引錄的《老子》與現今王弼《老子注》中的《老子》有些出入，但王弼注所引錄的《老子》與若干《老子》古本（諸如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傅奕和范應元之《老子》相符。王弼《老子注》中有97條直接或間接地引錄《老子》而與王弼《老子注》傳本的《老子》有異。反而，王弼《老子注》原本與傅奕和范應元的古本關系密切，與馬王堆帛書本更是如此。Wagner指出王弼《老子注》傳本中與王弼注不符之處是取于河上公的《老子》本。因此，他的結論是：王弼《老子注》傳本沒有真實價值，應該由傅奕和范應元兩古本以及馬王堆帛書本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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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Turner是美國Holy Cross大學教授，幾年以來一直在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史。在《〈經法〉的法律理論》一文中，她討論了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四種遺書中的《經法》，指出它的內容牽涉到某些法律理論的問題。Turner特別強調《經法》中“法”和“道”的關系，以此作為一種法律或準則來指導君主如何使用高壓政治才是合法的。她認為，這種恒定普遍法的概念是統治者所發明的，比上古圣王所用過的“古法”更為實用。Turner這篇文章還對《經法》的法與早期西方普遍法的理論作了比較，認為在中西兩方的早期文明中，法律的內容及其終極目的盡管都不相同，可是都不如基于抽象觀念的普遍法對帝國的統治那樣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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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研究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所謂“黃老四經”遺書的R.P.Peerenboom在他所著《論〈鹖冠子〉》一文中，論述《鹖冠子》是一種折衷諸家學說駁雜之古籍，成書年代當可定在戰國晚期到漢代之間?！尔i冠子》雖然一直被看作與道家黃老思想有關，可是在馬王堆“黃老四經”出現之前，學術界沒有注意到它。Peerenboom這篇文章則認為《鹖冠子》在許多章節中包含了黃老思想，最為明顯的就是信奉基本自然主義及自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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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王堆帛書的內容極其豐富，除了上面所列出的比較正統的文獻（如《老子》、《戰國縱橫家書》或者遺書如《黃老四經》）之外，還有幾部“養身”書?！恶R王堆房中書的內容和術語》是北京大學李零對馬王堆所出土的七種房中書的綜合研究。他認為，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中，房中術是一個涉及技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的復雜問題。過去，中國學者葉德輝曾搜集整理過這方面的資料，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也做過綜合研究，但是他們都未能見到70年代出土的房中文獻。透過對這些房中文獻的研究及將它們與晚期資料做對比，李論證中國古代房中術從術語系統到技術要領（如“九淺一和深之法”、“還精補腦之術”、“多御少女而莫數泄精”）是一種非常連貫的，從兩千多年前一直到明代很少改變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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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房中術當然就會產子，可是，有些父母并無能力或是不愿意養育他們所生的子女。Anne Behnke Kinney是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近年來正進行漢代的婦女與兒童問題的研究。在《就中國古代的法律政策和家庭制度來看棄嬰》一文中，她討論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常見的棄嬰現象。她指出根據秦漢的律令，棄嬰行為很可能是非法的，可漢代的社會輿論很少論及此事，似乎采取一種包容的態度。此文重點在考察棄嬰行為給中國古代法律、禮節、倫理及政策所帶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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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古傳統文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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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在現代中國上古文化史學中考古學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資料可作為非常寶貴的研究對象。但是要注意，在我們對這樣新史料好奇的時候，不應該忽略傳統文獻的研究價值。在這一方面《古代中國》對西方漢學界作了積極的貢獻。在《古代中國》刊登的論文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是利用考古資料或以新知識再思考傳統文獻的本來面貌及其歷史意旨。以下簡單地介紹有關這方面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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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夏含夷：《周公居東與中國政治思想中君臣對立辯論的開端》1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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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Paul L-M Serruys：《〈詩經〉語言研究：語尾助詞‘矣’》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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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rik W.Maeder：《關于〈墨子·十論〉成書過程的幾點設想》17（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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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Stephen L.Field：《式盤、宇宙結構儀與〈楚辭·天問〉》17（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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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裴碧蘭：《〈穆天子傳〉中‘昆侖山’之文學作用》1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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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William H.Nienhauser,Jr.：《〈循吏列傳〉之再考察》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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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含夷是芝加哥大學教授，近年來一直從事西周時代文化史研究。他在《周公居東與中國政治思想中君臣對立辯論的開端》一文中指出，盡管中國古今史學家大多把西周初期的周公視為賢相的象征，可是傳統典范中對周公亦不乏微辭。例如，不少文獻中記載了周公“居東”一事，似乎意味他曾被流放過。此文即以此為出發點，重新對《尚書》中的《召誥》和《君奭》兩篇加以考查。夏以為這兩篇的內容實是反映了一次辯論中的兩個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毒龏]》是周公對召公所做的解釋與申訴，宣揚了一種臣重君輕的政治立論。反之，《召誥》乃是召公對周公的勸戒，召公毫不動搖地堅持作為“天之”之統治特權。周公與召公之間的這場辯論似乎是召公占了上風而告結束：在這兩篇誥辭做成之后，周公先是還政于成王，不久即流奔居東，在西周政治舞臺上不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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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ruys神父是華盛頓州立大學名譽教授，畢生從事中國古代語文研究?！丁丛娊洝嫡Z言研究》是他幾十年來對《詩經》語言研究的結晶。在語尾助詞“矣”這一部分，他對“矣”的用法作語言學／語文學上一種系統的說明。文章首先簡明地綜述了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對“矣”之特定功能的不適當看法，諸如“矣”為語尾感嘆詞、“矣”為時間標記等錯誤看法。Serruys認為“矣”的基本意義是表示命令或祈使。伴隨上下文之內容不同，“矣”可以轉換為一種“謂語性”或“陳述性”意味之標記，可以表示從屬性的讓步或條件分句，也可以在疑問或反詰短語中起某種特殊作用。這篇文章最主要的貢獻是用了一定篇幅來論證為什么對某些特定詞匯應該采用新的譯法，而對某些特定之字形作新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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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 W.Maeder是瑞士洛桑大學講師。在《關于《墨子·十論》成書過程的幾點設想》一文中，他首先承認前輩學者對《墨子·十論》是早期墨家三個各自獨立發展的學派存留下來的文字結集這種看法，然后再進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獨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實來描述這些學派的形成過程。在對《十論》中某些文句的重復出現考查時，Maeder指出《十論》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還推論這三個明顯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書晚期，也就是大約在秦漢之際，未加鑒別地收入進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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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Field是美國德州Trinity大學教授。在“式盤、宇宙結構儀”與《楚辭·天問》中論證《楚辭·天問》之“天式縱橫”一文實指貞卜者所用的式盤，也就是一種用來判定地下線之下諸星座位置的宇宙模型，作者稱之為“宇宙結構儀”。這篇文章分析了詩行所在之段落，并指出詩人怎樣用式盤來解釋宇宙。文章也指出《天問》其它的詩行中亦有可能涉及類似的儀器。例如，關于《圜則九重》一文，Field認為所謂“圜”者是指宇宙，而“九重”則是指其多層次的三維空間。因此，像式盤一樣，“圜則”也是一種宇宙模型，而相繼的詩行以描述其組成部分作為手段來描繪宇宙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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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orah Porter是美國猶太大學教授，原來研究明清文學，最近又轉到先秦文學的研究。在她作《〈穆天子傳〉中的‘昆侖山’之文學作用》一文中，對前人多以為《穆天子傳》中昆侖即指今之綿延于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境內的昆侖山脈提出疑問。Porter以為《穆天子傳》中的諸多關鍵地名皆原于周朝以前的宇宙天體神話，并以為這宇宙天體神話本身亦不過是天文現象在文學中的反映，因而只有把這些神話放置在天文學中加以考查才能做正確的詮釋。在對《穆天子傳》中的神話之宇宙天文之間的緊密關系進行詳細剖析之后，此文最后一部分并以為王西征所及其形成與演變之過程唯有從文學角度去觀察才能得其真諦。因此，《穆天子傳》里的敘述純粹為象征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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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Nienhauser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近年來正在翻譯《史記》。在《〈循吏列傳〉之再考察》一文中，他指出，過去許多學者視《史記·循吏列傳》為一篇偽托之作。Nienhauser擬針對這些學者的質疑，并對《循吏列傳》以及作為他姊妹篇的《酷吏列傳》重新加以考察?！堆袅袀鳌返臄⑹鼋Y構和史料之翔實性都與《酷吏列傳》相去甚遠，而這些差異確實顯示出前者的許多不足之處?？墒牵詾椤妒酚洝返哪骋黄轮幸驗榇嬖阼Υ没蛑囌`之處則必出于后人之手，這種觀念本身就值得商榷。針對《循吏列傳》的全部問題，作者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解答：在這一卷中，司馬遷基本上移錄了漢皇室檔案中前人所撰有關循吏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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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文化史上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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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漢學界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各研究領域都已經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上古文化史亦不例外。除了以上關于文字和文獻資料兩方面較集中的研究范圍之外，《古代中國》還發表了不少不易歸類的學術論文。多半也以考古資料為出發點，可是所用的學術方法或所得的結論往往牽涉其他的證據和問題。以下依照研究課題的時間順序簡單地介紹這些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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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孫志新：《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18（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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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Robert L. Thorp：《二里頭與夏文化探索》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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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dwin G.Pulleyblank：《干支作為音符及其在歷法上的應用》16（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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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Robert Eno（伊若白）：《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為一至上之神？》1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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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Victor H.Mair：《古代漢語巫、古代波斯語magus和英文Magician》1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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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William E.Savage：《典范、形象與孔子的君子》17（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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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蒲百瑞：《從前701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1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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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巫鴻：《禮儀中之美術：再思‘馬王堆’》17（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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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志新是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博士論文題目是良渚文化的玉器。所著《良渚文化的發現與良渚玉器的若干問題》是對杭州附近的良渚鎮1936年以來所出土的文物及其學術認識一種綜合性的介紹。他指出了60年代末碳14數據證實了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文化，推翻了中國農業起源于黃河流域而僅在歷史時期才擴展到長江下游沿海地帶的傳播論觀點。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在一系列重大良渚遺址發現了豪華奢侈的墓葬，隨葬品中形狀各異、花紋繁縟、制作精美的大量玉器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孫氏此文第一部分回顧良渚考古的歷史，第二部分討論關于良渚玉器的材料來源、玉壁和玉器型的起源，以及于良渚玉器和商代玉器的關系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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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Thorp是美國圣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畢生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抖镱^與夏文化探索》一文統觀近年來刊出的有關夏文化考古的學術論文和報告，征引及分析已發表的二里頭遺址資料，并對這一引起爭議的課題中所蘊涵的較為廣泛的問題做了探討。文章特別注意到二里頭遺址中的某些特點，諸如布局、建筑特征、墓葬及作為權勢象征的手工藝品。此外，Thorp也討論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方法上或理論上的問題，諸如文化與次文化、斷代分期、文化接續、發展階段、族屬以及朝代等。最后他認為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報告正式發表之前，我們還不應該斷定夏朝歷史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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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in Pulleyblank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譽教授，幾十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古代音韻學研究。Pulleyblank的《干支作為音符及其在歷法上的應用》這篇文章提出了三種相互關聯但又各自獨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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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Eno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1990年所出版的《儒者之創天論》（見5.5）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他在《商人宗教信仰中的“帝”是否真為一至上之神？》一文的開頭指出，把殷墟卜辭中的“帝”字解釋成商王朝宗教中最有權威的至上之神早已被研究甲骨文的學者視為理所當然的事。Eno承認，對于晚于西周立國百年后的文獻來說，這種解釋是無可厚非的?？墒牵嘀赋黾坠俏闹杏邢喈敹嗟淖C據顯示卜辭中“帝”的未必指至上之神?！暗邸睂嶋H上可有三種含義：一、為一團體性的稱謂；二、為一含有指代意味的詞，泛指商人所信奉的諸神之一，但卻不明言其名；三、為一尊敬的稱謂，特指商王的父考。據卜辭用例和帝之假借字的用法，Eno氏就考證了帝字的本義蓋為“父考”，字形或像祭祖之壇，或像先祖之偶像。他最后推論，假如至上神的概念非商時已有，則很可能起源于以天為中心的原始周族的宗教，或有可能是隨著周克商后周族宗教的普及化才演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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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Mair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研究范圍非常廣泛，近年來開始對中國文化交流非常有興趣。他在《古代中國》第15輯上發表的論文，是從1980年在周原發現的兩個蚌雕的具有高加索人特征的小型頭像上所得的啟發，對西周早期東西方接觸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出土的兩個人頭像之一在頭頂部刻有一甲骨字形“”，即今之“巫”字，意思為掌管宗教儀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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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Savage是密西根大學博士，他的《典范、形象與孔子的君子》是他博士論文的總結。他指出在《論語》里，典籍化了的“君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孔子之前有很多形成這一理想化了的君子因素已經出現了。文章里列舉一些見于西周金文、《詩經》和《尚書》中的這種形象。關于典范人物所行所為和典范人物之效仿，Savage特別論及文王的形象及其“德”，并作出結論說這些原來僅用來溢美王室和貴族之盡善盡美的頌諛之辭逐漸擴大其使用范圍，繼而演變成一種新的人類價值定義而且可以施用于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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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Blakeley是美國Seton Hall大學教授，從事春秋史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最近特對楚國的歷史地理問題提出了幾篇文章，所著《從前701年的蒲騷之戰看春秋早期楚都的地望》是其中之一。這篇文章主要討論楚武王時代楚國核心地區究竟位于何處。Blakeley先指出在傳統的輿地學中，居主尊地位的是所謂“南說”，也就是丹陽和郢都位于鄂西南的沿江地區。但近年來許多學者不斷提出新見，有人認為丹陽應位于豫西南的丹水流域，有人則置丹陽于湖北中西部的南漳或宜城地區，并且還有人論證郢都也應位于宜城一帶。無論對這個問題持有什么看法，都會援引楚武王時軍事行動作為證據，而Blakeley的這個討論的結論是，無論該時楚國的國都是在丹陽還是在郢，公元前701年楚師的出發地很可能在今南漳宜城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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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鴻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最近十年以來對中國上古藝術史有許多重要貢獻。3.8一文則重新考察了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著名帛畫。他認為不應該把此畫作為一件單獨藝術品或對照零散文獻推斷其內容，而揭示其與墓內葬具的關系、葬墓的結構和象征意義以及葬墓形成的禮儀過程。他還根據古代禮書來否定把此畫看成是招魂升天工具的流行觀念，認為此畫實際是墓葬中心的“柩”之一部分。幾層飾有保護死者和升仙題材的畫棺圍繞著柩，而棺又位于象征死者住宅的“槨”內。他認為帛畫的含意和功能必須在這個建筑及禮儀的雙重環境中加以考察推定，并進而提出馬王堆帛畫和整個墓葬并不反映對死后世界的系統完整的觀念。此墓因而有別于以前或以后的墓葬，反映了中國早期宗教及美術的一個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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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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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單篇文章以外，《古代中國》偶而會刊登學術論壇，以一或兩篇可論之處較多的文章當作討論的對象，發表文章之前再請幾位專家在同輯上發表意見。最近五年以來，《古代中國》曾兩次登過這樣的論壇，第一次是第14輯（1989年）上關于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討論，第二次是第15輯（1990年）上關于天文資料與夏代年代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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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論壇是以裘錫圭的《關于殷墟卜辭是否問句的考察》和David Nivison（倪德衛）的“問‘問’”為討論對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裘錫圭指出甲骨學者長期以來把殷墟卜辭的命辭（提出所要占卜的事情的話）一律看作問句，可是7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以外的甲骨學者提出了命辭都不是或基本上都不是問句的新看法。命辭究竟是不是問句，對甲骨學、古代占卜的研究以及古漢語語法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裘氏考察了大量殷墟卜辭，認為目前能夠確定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早期卜辭中那些帶句末語氣詞“抑”和“執”的選擇問句式命辭以及帶“抑”的是非問句式命辭。被許多人看作反復問句的“V-不-V”（如“雨不雨”）和“V—不”式卜辭，實際上是由命辭和驗辭或用辭組成的。目前能夠確定不是問句的命辭主要是一部分復句式命辭，如“今者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有祐”、“壬勿田，其雨”等，這些卜辭從語義上看不可能是問句。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倪德衛接著此文指出我們應該區別貞人的言語和在占卜之禮中的行為。他的行為不一定都是在求取消息，而即使他的確在求取消息，他的言語也不一定都在問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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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裘錫圭和倪德衛兩篇文章的一共有七名甲骨文專家，即南京大學的范毓周、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加利福尼亞大學的David Keightley、臺灣利氏學社的Jean Lefeuvre（雷煥章）神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李學勤和王宇信以及芝加哥大學的Edward Shaughnessy。裘錫圭和倪德衛作了答復。于此無法綜述討論的細點，可是大致上范毓周和王宇信堅持甲骨文命辭都是問句的傳統說法，西方學者都不以為然，而饒宗頤和李學勤站在兩者之間，可是似乎基本上同意命辭不是問句的新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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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美國商周史學上出現許多論文利用《竹書紀年》和天文學來構擬古代年代。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學者當中以倪德衛為最著名?！豆糯袊返?5輯乃以倪氏和Kevin D.Pang合寫的《天文學證據與〈竹書紀年〉夏朝初期的年紀》作為論壇的討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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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這次論壇有四位天文學史專家，即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紐約的John S.Major、Lehigh大學的David Pankenier以及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的張培俞。倪和Pang二氏又合寫了一篇幅很長的答復。參與討論者多不接受此文的結論，可是論壇參與者詳細地討論這種研究方法的長短，對歷史學家所關心的上古年代學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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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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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其他學術刊物一樣，《古代中國》也刊登了書評，但這些書評并不受篇幅的限制。其實，第18輯載有長達87頁的書評（見5.3）。由于無篇幅的限制，寫書評的學者可以深入討論最引起學術界注目的書。下面列出書評及書名（以內容的年代早晚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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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avid N.Keightley,《英國收藏的甲骨》，Early China 14，論李學勤、齊文心和艾蘭(Sarah Allan)作《英國所藏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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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dward L.Shaughnessy,《西周文明的評論》，Early China　15，論許倬云和Katheryn Linduff作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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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研究中的問題》，Early China 18,論Jessica Rawson作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in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以及Edward L.Shaughnessy作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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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arles Hartman,《比興的象征》，Early China14,論Pauline Yu作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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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enry Rosemont,《跳舞的儒禮師》，Early China 17,187-194,論Robert Eno作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Philosophy and the Ddfense of Ritual Mastery(Albany:SUNY Press,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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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Robert Eno,《為了寫儒家經學史》Early China 17,195-214,論John Henderson Scripture,Canon,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年）論Steven Van Zoeren作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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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ary Arbuckle，《關于〈春秋繁露〉新譯本的幾點看法》，Early China 17,215-238,論Robert Gassmann作Tung Chung-shu Chun-chiu Fan-lu.Uppiger Tau des Fruhling-und-Herbst Klassikers:Ubersetzung und Annotation der Kapitel eins bis sechs (Bern:Peter Lang,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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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atricia Berger，《太一信仰的吳梁寺》，Early China 15，論巫鴻作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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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ichael Nylan,《對漢代藝術里的作風、買主與儒家理想的理解問題》，Early china 18,227-248,論Martin Powers,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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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Sophia-Karin Psarras,《危險的神話》，Early China 17,239-245,論Thomas Barfield作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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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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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古代中國》每輯還有篇幅相當長的“資料”部分，資料分成三個內容。第一個內容是翻譯亞洲各國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報告，諸如《古代中國》第14和15兩輯都翻譯過當年日本《史學雜志》上先秦和兩漢的年終報告，第18輯同樣地翻譯了南韓國《史學雜志》的三年報告，第14、15、16輯各翻譯臺灣《漢學研究通訊》上有關專論（諸如杜正勝著《五年以來臺灣地區上古史研究》、姚榮松作同樣語言學研究概況和林慶彰作經學概況）。除這些翻譯之外，第17輯還登了Lother von Falkenhausen（羅泰）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刊物的總合目錄》，介紹了中國大陸的80多種地方性的考古學刊物?！百Y料”部分的第二個內容是當年美國全國對中國上古文化史作的博士論文之提要。第三個內容是當年發表的西文論文的目錄，目錄分別載有中國先秦兩漢文化史上的“考古學和藝術學”、“歷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思想史學”、“科技史學”等分類，是相當齊全的目錄。自從《古代中國》建立以來，能夠即時地報告中國上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這種“資料”部分一直都受到讀者的歡迎，最近五年以來更是起了這種介紹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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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上古史盡管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可是并不是一門凝止的學科。中國大陸上年年都有極其重要的考古發現，所出土的文物不但本身成為新的研究對象，并且常常使學者們對千年以來已有的資料重新加以思考。這樣看來，說先秦兩漢文化史是中國史學中最新的、最活潑的一個節段也不是太過分?！豆糯袊纺軌蚍从澄鞣綄W術界在這門學科上的工作，同樣也是很新、很活潑的學術刊物，最近五年以來所發表的研究成果相當可觀。

原文出處：《中國史研究動態》（京）1994年11期第19-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