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 月1 日在北京的九華山莊召開了全國第一屆“1949年的中國”國際研討會，這一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年份，可對這一年的研究卻姍姍來遲，歷經半個世紀才有了第一次會議的召開。會議的時間又安排在千禧年的元旦，在步入21世紀的第一天，回顧20世紀的風風雨雨，那是什么感覺? 如果這一年又在國史、家史和個人的生命史上銘刻著深深的烙印，甚至是一生的重大轉折，那沉潛在心靈深處的情結，隨時都有可能揚起情感的波濤。在這次會議上，兩位學者意想不到的相逢，使與會者深深地受到感動。

　　這事驟然看來，也許有點偶然。50年前正是國共兩黨進行最后決戰(zhàn)的年代，一名臺北師范大學的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穿過硝煙迷漫的戰(zhàn)場，從臺北奔向大陸；與此同時，另一名東北大學的學生頂著連天炮火，從大陸趕往臺北師范大學就讀。丙個素不相識的小青年，幾乎在同一時刻，作了截然相反的選擇，先后成為臺北師范大學的校友。誰也想不到的是50年后竟然在“1949年的中國”國際研討會上不期而遇。當初從臺北奔向大陸的是著名歷史學家龔書鐸教授，從大陸遠赴臺北的是日本愛知學院的教授水明富先生。而對他們穿針引線的，則是出生在臺灣的臺北師范大學的年青校友，中央研究院的謝國興教授。當白發(fā)蒼蒼的龔教授和水教授，同時站在講臺上熱烈擁抱的時候，那50年前志趣各異的追求，背道而馳的行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立足點，都已化作過眼煙云。人們常常用“相逢一笑泯恩仇”來形容那些捐棄舊嫌，握手言歡的朋友，可他們原本素不相識，時勢促使他們站在相互對立的一方，歷史的機緣又使他們殊途同歸，為1949年中國的歷史巨變歡敘一堂，兩位歷史學家成為同一年度的歷史見證人，這在學術界也是一個難得的佳話。

　　生活的真實，比虛構的小說、戲劇更為感人至深，發(fā)人深省，尤其在關鍵的年代或是社會發(fā)生急劇變化的時期，某件事變、某個人物，某種遭遇都有可能成為一個群體、民族、社會的共同感受和記憶。兩位教授傳奇般的經歷和相逢是千百萬同胞中的一例，可這一例表明，同為炎黃子孫，任其天各一方，信仰各異，也不論有多少分歧和爭議，共同的文化血脈又使彼此相互吸引，聲息相連。這無處不在的文化力量，能穿越不同政治體制的壘障，經濟水平的差異和地理區(qū)域的隔離，使歷史形成的隔膜遂漸淡化而至消解，這才是中華民族歷史發(fā)展的主流。

　　他們都是一介書生，論其經歷，沒有馳騁疆場，躋身政要，也沒有前呼后擁，高官厚祿，唯其平民性，才更貼近大多數民眾，為民眾所理解。以平民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一際遇，不僅比史學教科書生動，也比種種說教更多的留給人們一份啟迪和思索。新世紀的史學，不僅要繼承前人的遺產，繼續(xù)解決歷史遺留下的問題，更要有視角下移的膽識，充分反映各種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歷程，史學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縱橫編織，才能譜寫一部中華民族的全息史。古代治史的局限留下諸多資料的殘缺不全，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平民的蹤影。當代口述史學的興起，正是在某種意義上補充既往史學的不足，讓更多的人群進入史學研究的視野，那些生動、鮮活的經歷，是譜寫現代史取之不竭的資源。

　　請平民進入史書，必將給史學開辟一片燦爛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