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平陰發現了北朝摩崖石刻佛經！這個消息使人振奮。因為山東的北朝刻經久已聞名，此前已有“四山”與“八山”之說。八山是指山東的北朝摩崖刻經已見之于八座山嶺。這就是： 泰山、水牛山、徂徠山、尖山、鐵山、葛山、岡山、嶧山。

??? 這八座山峰除泰山、水牛山和徂徠山外都在鄒城市即原鄒縣境內。其中位置相對特別集中、不出三十華里范圍的尖、鐵、葛、岡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稱。北京知識出版社在1990年就出版了《四山摩崖刻經》，是書據《遺箴堂》清未拓本印制，由王鈞和阿濤撰文。是中央美術學院書法藝術研究室推出的書藝精粹叢書之一種。

??? 山東石刻藝術館的同志對山東北朝刻經作過更多的調查、保護、拓印和研究。在1990年前后就召開過國際性的《中國北朝摩崖刻經學術討論會》，會后將論文集為《北朝摩崖刻經研究》一書，由齊魯書社出版。隨后在1992年10月又出版了《山東北朝摩崖刻經全集》。可是平陰刻經隱于山中，不為人知。直至1995年7月 《中國文物報》上喬修罡、青柏的《平陰發現北朝摩崖刻經》一文，才將平陰二洪頂刻經公之于世。平陰刻經的難于發現，于此可以略知。但更使人欣喜的是，平陰縣有柳文金先生竟發如許弘愿，投入大量人、財、物力，克服種種困難，已將平陰三山刻經全部拓印出來，使得平陰摩崖刻經之面貌能夠公之于天下。平陰刻經之范圍實較二洪頂更廣。據柳先生在三山的實地踏拓，二洪頂外還有附近的云翠山及書院村旁的翠屏山峰。因而，平陰刻經所在的三山，是指二洪頂、翠屏山與云翠山。但原屬平陰縣之二洪頂刻經所在的舊縣鄉于1996 年2月已劃歸東平縣，因而此處刻經亦可稱為平陰、東平刻經。此三山刻經共可編為十八號。其中二洪頂就有十六號，可見其仍為最主要的刻經之處。二洪頂編號刻經的大略位置，以及山前的泉水－－茅峪泉所在，可從示意圖見出（圖一）。

??? 實際上，山東北朝刻經在明清時代就屢有金石學家查訪探尋。明代孫克宏《古今石刻碑帖錄》已著錄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以后續有著錄。[1]

??? 金石學從宋代就興起，清季乾嘉之世又達到高潮。山東的碑刻畫像石等久負盛名。因而去探訪之官宦、古董商及當地的文人等尋幽探勝，不絕于路。如任山東巡撫的阮元、官至司馬的黃易（小松）等人和青州（益都）人段松芩、諸城人尹彭壽等，都是較典型的代表。這些金石學家很多都是從拓本研究，也有親至實地探訪者。對山東刻經深入查訪的有聶劍光、黃易、李佐賢。馮云鵬兄弟數人。從種種金石書藝等著作評價的情況，也可見出人們對山東石刻以及摩崖刻經的重視。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平陰刻經都未露出面目。也未有任何的線索和載錄。不僅如此，近四十年以來，無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后、都進行過的多次文物普查方面的工作中、但也只是到1995年。才使平陰刻經為世人所知。也許，前代的未被世人所知與以后的不易發見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以前的毫無線索，導致后來的益愈難知。這確實亦使人感嘆，中國的文物遺跡之多和文化遺產之豐厚，竟使人有取之不盡之感！

??? 當然，平陰三山的北朝刻經與山東其他地方的刻經關系是很密切的。平陰刻經字體較大，選擇佛經的部分章節，刻出佛名佛號都與山東余處相同。更為直接的聯系是書經人的一致。在鄒縣的鐵山、尖山可發現寫經者有高僧安道壹。如鐵山石頌、題記明確記載安道壹寫《大集經·穿菩提品》九百余字等。這些題記等中尊稱安道一為“大都經佛主大佛門僧、大沙門僧安、大沙門安法師者”。在二洪頂也可見到數處安道一的署名。可證此處刻經也多是他的書跡。而且還存有專頌他的“安公之碑”刊於其書跡旁。

??? 從山東刻經的紀年情況看，徂徠山有刻于北齊后主高緯武平元年（570）之記，鄒城尖山有刻于北齊武平六年（575）之記，鄒城鐵山有刻于北周靜帝宇文衍大象元年（579）之記，鄒城的葛山、崗山有刻于北周大象二年（578）之記。泰山經石峪和汶上水牛山無紀年，但泰山經石峪之字體與鄒城尖、鐵、葛山一致。而最晚發現的平陰三山刻經卻有：北齊武成帝高湛河清二年（563）與三年（564）紀年。由此我們可知，此處刻經是山東北朝摩崖經中最早者，僅因此就可在山東刻經中據重要地位。

??? 以前所知，尖山刻經中有“大空王佛”四字，字徑達一.三八米，高亦同。已是摩崖大字中之絕品。但是二洪頂刻經中有“大空王佛”四字，字徑達四米多，最大的佛字高四.六二米。更是大字榜書中的極品。

??? 此處刻經與河北等地的北朝摩崖刻經也有密切的關系。中國的石刻佛經以房山云居寺的規模最大。從隋未經唐、遼、金迄清。刻佛經達千余部、三千四百余卷。但房山佛經是刻在一萬五千余塊石版之上，而房山石經以前的摩崖刻經應屬一個系統。大規模的摩崖刻經多在北齊轄境之內，時代集中于北朝晚期，個別延續至隋初。北齊鄴都附近是摩崖刻經的發端與集中地。響堂山石窟、安陽的小南海、寶山靈泉寺窟都有刻經。鄴都至晉陽必經的太行滏口陘處的涉縣中皇山、木井寺亦有刻經。向北的曲陽八會寺刻經可上接房山。向東就是山東魯南地區八山與平陰三山刻經。刻經的分布主要呈鄴都周圍的一區、山東的一區和經曲陽達房山的一條線。

??? 從現存的北朝摩崖刻經之紀年中，河南安陽小南海鱉蓋山的年代最早，為北齊廢帝乾明元年（560）。北響堂石窟的刻經有北齊后主高緯天統四年（568）與武平三年（572）之紀年。涉縣中皇山的刻經數量最大，有六部佛經、四部是全文，邯鄲文物管理所對其作了深入考察。但中皇山的刻經并無紀年，調查簡報推斷始于北齊天保未年[2]。中皇山刻經數量如此巨大，其年代有數年的跨度。與之相近的木井寺造像刊刻經碑有武平二年（571）和武平四年（573）兩座。其刊造年代應與中皇山刻經有一定關連。[3]

??? 將山東等地刻經的紀年等材料排列，可約略見出幾處刊經幾乎是同步發展。并上接北魏少量刻經，下銜隋代大業年間開始的大規模刻經。

??? 涉縣中皇山刻經北齊至隋，主要部分約始自于天保未年、在天統四年前刻成。

??? 安陽小南海石窟鑿于天保元年至六年。僧稠弟子所刻佛經有北齊乾明元年（560）題記。

??? 山東泗水北齊皇建元年（560）鄉老舉孝義雋敬刊維摩經碑[4]。

??? 山東平陰、東平刻經有北齊河清二年與三年題記（563、564）。

??? 山東巨野有北齊河清三年（564）劉珍東等造像刊經碑[5]。

??? 南響堂石窟第二窟《文殊般若》等刻經約在為北齊天統元年前后（565）[6]。

??? 北響堂石窟刻經從北齊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568－572）。小響堂即水浴寺刻經已不存。

??? 山東新泰徂徠山刻經有北齊武平元年（570）之紀。

??? 鄒城嶧山刻經據陸增祥考證為北齊武平元年至二年（570－572）。

??? 泰山經石峪可能刻于武平中期。

??? 河北涉縣木井寺有武平二年（571）、武平四年（573）刊經碑。

??? 山東鄒城尖山刻經有北齊武平六年（575）紀年。

? ??山東鐵山刻經為北周大象元年（579）題記。

??? 山東葛山與岡山刻經有北周大象二年（580）之紀年。

??? 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大住圣窟有隋開皇九年（589）刻經。

??? 河北曲陽八會寺有隋開皇十三年（593）紀年刻經。

??? 山西太原風峪華嚴經石刻原被誤認為北齊天保年間，現已辨明是武則天時期所刻，經文亦是武周時新譯《八十華嚴》[7]。

??? 從這些摩崖刻經的施愿中，均流露出佛教未法思想，北朝時期，佛教經歷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二次滅法之法難。信仰佛教的僧俗人眾對此深有憂患。北響堂石窟第3窟的唐邕刻經碑記與鄒城尖山刻石頌中對此有明確的表露。

??? 北響堂第3窟唐邕刻經的發愿文即“以為縑緗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而鄒城尖山刻經的石頌亦有“縑竹易銷，金石難滅，托以高山，永留不絕”之詞句。其含意和遣詞造句都幾乎完全一致，均希望將佛經鐫刻于山崖巨巖、使佛法傳之不朽。同樣有趣的對應相關是尖山的刻經題記中有“經主（祿）尚書晉昌王唐邕妃趙”。北齊重臣唐邕在鄴都附近刻經，他的妃子趙氏在山東刻經，兩者的關系自然非同一般，其發愿文中流露出極為接近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這也頗合于唐邕愿將佛說一切經典、盡勒名山的心愿。

??? 但山東的刻經也有自身的濃烈特點。河北、河南刻經多刻整部佛經，篙幅很大。內容多。而字徑卻較小，多數僅在四厘米左右。如涉縣中皇山，《思益梵天所問經》、《十地經》、《佛說盂蘭盆經》和《深密解脫經》均為全文。而邯鄲、安陽的刻經均與石窟聯為一體。曲陽八會寺的經龕較為特殊，刻經石面鑿造了數龕造像。這些經文都是刻在事先經過磨制的光滑石面上，巖質也多為石灰巖。而山東的刻經，多是辟窠大字，很少有四厘米的字。字徑在十厘米以上居多，還有很多極大的字。佛號佛名更以橫空出世之奪人氣勢刻出巨壯之字，二洪頂刻經中線刻碑狀與佛名巨字，即為明證。而且山東刻經都在山崖坡壁峭巖，或塊塊巨石之上，巖面并不作加工，石質多為花崗巖，也有粗粒花崗巖。因而山東的北朝摩崖刻經呈現奇山屈的力度和風貌。其格調品貌尤為書法家所喜愛，也是可以理解的。

??? 平陰三山刻經在山東刻經中又有一些特殊地位。平陰三山刻經不僅在山東紀年最早。其地理位置也是在山東、河北、河南三省交界之處。其得西來的刻經之風為首當其沖。而且二洪頂刻經中也帶有一、兩龕造像，反映出接受中的特點，更特別的是此處刻經的巖石質地也是石灰巖，其石質不若花崗巖之硬，因而在平陰刻經中體現出了更多的筆味和筆意。這一點深為中央美院的錢紹武教授所嘆服。由于字大，書丹藝術水平高，巖石略軟。刻工未以刀工掩筆法，這樣就為摩崖書跡傳達出神來之筆意創造了條件。所以平陰三山刻經中留下了一些鄒城四山、泰山刻經也不能比肩的安道一書跡。

??? 平陰三山刻經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年代已說明其是山東摩崖刻經中首開者。很有趣的是在周圍很小的一個范圍內亦是於佛教文化藝術深有因緣之地。平陰刻經所在是舊縣鄉的屯村鋪村東之二洪頂。所謂的“舊縣”實即原屬東阿縣的舊縣。東阿是東阿王曹植所領之縣，史傳他于此地魚山創制梵唄，為中國佛教音樂的肇端。二洪頂以東數里的洪范池。有隋唐時期的佛教寺院遺址。曾出土過一件“大隋皇帝舍利寶塔石函”[8]。近旁書院村后山崖上，還有宋代摩崖造像三龕。翠屏山刻經所在，也是書院附近。由舊縣向西十數里的斑鳩店附近，有六工山理明窩古彌陀院唐代摩崖造像。向南不遠處又有司里山〔荊梁山）摩崖造像。在司里山摩崖造像處亦有大面積摩崖刻經。筆者於此考察時，已發現這里所刻經文為曇無懺譯《大般涅磐經·橋陳如品》內容。文由“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至“故得無上菩提”，共約三百多字，亦是北齊時鴻篇巨制的刻經（插圖二），附近的銀山，亦有佛經之名的題刻（插圖三）。鄒城市的四山崖刻經，互相之距不過三十華里， 而在二洪頂刻經附近，相距亦不出幾十華里的范圍內，佛教文化遺跡如此之多，且有摩崖造像、寺院遺址、舍利函與刻經種種內容，延續時代亦長，確也使人驚嘆！

??? 山東平陰三山刻經的內容有佛經、佛名和題記題名類三種，與山東余處如鄒城、泰山等地相同。此處所刻佛經有多處《文殊般若經》，其中有兩處是共98字的常見經文、這段經文還見刻于徂徠山映佛巖、鄒城尖山、嶧山董珍陀刻經及另一處。在邯鄲南響堂的第二窟中有同樣段落出現。原在汶上水牛山頂，現存汶上縣博物館還有文殊般若經碑[9]，其文字內容更多。關於東平、平陰的刻經內容，李靜杰已作過一些考證[10]，雖頗為精到，但其中尚有不周全及不準確之處，因而筆者再作考訂。

??? 刻經有一段經文文字與汶上水牛山現存的摩崖刻經幾為全同。

??? 二洪頂刻經：

??? 佛囗何利佛囗問囗何囗

??? 佛云何觀佛渚不生不滅

??? 不來不去非名非相是名

??? 為佛如自觀身實囗觀佛

??? 囗囗唯有智者乃囗智囗

??? 囗名觀佛

??? 汶上水牛山刻經：

??? 舍利弗汝問云何名佛

??? 云何觀佛者不生不滅

??? 不來不去非名非相是

??? 名為佛如自觀身實相

??? 觀佛亦然唯有智者乃

??? 能知耳是名觀佛

??? 這段經文實際也是出自《文殊般若經》。經文與南朝梁扶南國三藏曼陀羅仙譯的《文殊般若摩訶波羅密經》卷上中的一段經文基本相同，此經文上邊的數個字系據《大正藏》卷八中第232號此經文字補入，其余文字均為一致。（二洪頂刻經中僅有“是名觀佛”與“是名為佛”、“舍利弗”為“何利佛”數個字不同）因可肯定出自此段經文無疑。但李文將此段經文判定為出於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與鄒城葛山刻經類同，認為是據鳩摩羅什譯《維摩所說經》改造而來。實際上，此兩段經文之中，僅有“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十字與《維摩詰經。見阿閃佛品第十二》相同，此僅此數個字相同，就定為是據佛經改造而來，顯然是不確切的。古代刻佛經，出自信仰，盡管佛經有流傳、譯本、版本之不同而產生差異不同，但未有改造刻文之說。誠然，《維摩詰經。見阿閃佛品》中前面的一段在山東鄒城葛山摩崖刻經中出現，也在山東泗水縣北齊皇建元年雋敬碑上出現[11]。但上述經文整段同於《文殊般若》，而不是《維摩經》中數字，因而是經只可斷定為《文殊般若經》。

??? 此段經文的出現尚不止於山東。邯鄲南響堂第四洞外壁前額，有十數行字徑達13厘米的大字刻經，以前的各種著錄中均未定經名，經筆者查對，亦可判定為此段《文殊般若》經文，《響堂山石窟》一書中錄文如下：

??? 舍利弗\佛云何\佛云何\囗囗囗\囗囗不\囗去非\非相是\為佛囗\囗身囗\囗佛亦\囗有智\囗囗囗\囗是名\囗囗囗\囗法無\囗有囗\囗囗囗\囗有囗\囗力音

??? 筆者據經文及刻經處狀況，以每行四字排錄如下：

??? 舍利弗汝問\云何名\佛云何觀\佛者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非名\非相是名\為佛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觀\佛囗囗囗\囗法無囗\囗有囗囗\囗囗囗囗\囗有囗囗\囗力音

??? 不難看出，此十九行文中，前十四行經文中除一、二字外，恰可填出殘泐之字。可證整段正是與上述二洪頂與汶上水牛山摩崖中相同的一段[12]。

??? 《文殊般若經》是山東摩崖以及碑刻中出現最多的，但大部分是出於《文殊般若》中另一段經文，而此段經文僅見於二洪頂與汶上水牛山摩崖。另一段經文從“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密” 至“何以故，無念無作故”共98字，在山東徂徠山映佛巖，鄒城尖山、嶧山的董珍陀刻經等兩處。東平二洪頂與南山、即此處1號與14號。共有六處摩崖。而汶上縣水牛山頂原有、現藏汶上縣博館的刊經碑，也是《文殊般若經》碑，其文字亦包括此段經文，而且更多，共約三百字。上述98字經文相當於碑中最后一段，其前面還有起自“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我觀正法無為無相”的相當長的一段經文（插圖四）。在《文殊般若經》中，此碑是刻文最多的了。另在河北南響堂石窟第2窟前壁面上，也刻有《文殊般若》，而且與上述98字的段落完全相同（插圖五）。如果合計《文殊般若》，那么山東的摩崖與碑刻就有九處之多，如加上河北，那就達十一處之多了。

??? 如此多的《文殊般若》出現，對說明當時的佛教信仰，當是頗為有用的了。

??? 但《文殊般若經》經并非一譯。而是有兩個譯本。其一為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仙所譯，其二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所譯，其時都在南朝梁代。曼陀羅仙譯本作二卷，僧伽婆羅本作一卷。兩個譯本有些部分相同，有些部分卻有差異，在般若類經籍的總匯《大般若經》中也收入了此經、即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大般若經》出自著名高僧，也是譯經大手筆的玄奘，但時代已至唐朝了。

??? 對比出現最多的98字段《文殊般若經》，可知此段經在曼陀羅仙的譯本卷下也出現，但與僧伽婆羅本更為接近。僧伽譯本只將“文殊師利”略為“文殊”，其余文字完全一致。而曼陀羅仙譯本在“非處非不行處”一句卻與諸石刻本“非行非不行處”不同，另在“何以”、“猶如”等處也多字 [13]。但此兩譯本經在與《文殊般若經碑》的較長文字比較中，卻相當一致。僅曼陀羅仙本較僧伽婆羅本多三字[14]，而上述在二洪頂與汶上水牛山摩崖出現的及響堂刻《文殊般若》，文如曼陀羅仙本卷上一段。而在僧伽婆羅本大致相當的一段中，卻是完全不同的文字。即“復次大德舍利弗，汝說佛者是誰語言。此語言不合不散，不生不滅不去不來，無有一法可懷相應，大德舍利弗欲見佛者當如是學。”可見此三石刻本與僧伽婆羅關系不大。因而，刻經與兩個譯本都有關系，而《文殊般若經碑》雖然與兩個譯本都很相近，但刊經碑中的文字卻少一句[15]。由此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古刻經與現存版本之經籍的復雜關系，往往不是簡單地對應，而是有錯綜的差別。在其他刻經之中，如泰山金剛經刻本，亦不能與現存經本完全對應。除去俗字、別字等等因素，仍有一些“結構性”的差別。此種情況反映出古經本在流傳延展過程中的演變。其中或有反映出佛教思想信仰變遷與展拓民間的信息，因而頗值細心探究。又從《文殊般若》在山東與河北出現的相同文段，也可見出兩面的刻經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平陰刻經中還有一塊巨大的摩崖碑狀刻經。編為七號。其碑面刻字部分高4.5米、寬3.6米。其上部以線刻雕出六龍碑首，經名已有磨損。下部亦以線刻出龜趺形態。 連同碑道及座，其高度約6米有余。經文刻在雙線界格內。原因其磨泐非常嚴重，字跡極不清晰，其碑首中經題僅可見“摩訶主？經”四字。此經名亦不見於各種經錄。因而辨認其內容非常因難。筆者據其中略能顯示的“薩、內空、散”等幾個字，經仔細查對，基本推定其為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中內容。此經亦稱《大品般若》，《摩訶般若經》。是般若系經典中重要的一種，雖有數種異譯本，如《光贊般若經》、《放光般若經》，唐玄奘也將其譯為《大般若經》的第二會，但世傳仍以鳩摩羅什此譯最為稱賞通行。般若經是以宣說大乘空宗緣起性空理論之典，此段經文講“空”義之內容。在《大品般若經》中有多次出現。據筆者提供的多段經文內容，得以使線刻碑文拓印成文。

??? 在《大品般若經》之中，共有六段經文與刻經此段相關，其中有三段經文與刻經部分接近，即《大品般若·序品第一》、《問乘品第十八》、《遍學品第七十四》[16]。最后拓成之本與《問乘品第十八》可謂完全符合，《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中之文為[17]：

??? 摩訶薩摩訶衍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得復有摩訶衍的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

??? 以經文與石刻本相較，只有兩個小差別。一即石刻將起道處“摩訶”還原為其意“大”字，估計這是計算好碑面界格容字而特意作的省略。二即在“復有摩訶衍”處石刻本少“復有”兩字。但石刻經文的出處已可確認。還有一個可重視的事實就是：經文中多次出現的“內空外空”至“無法有法空”的一段經文，在徂徠山映佛巖光華寺遺址處也有刻出，經題《大般若經》，由冠軍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為經主。由我們列舉經文可知，徂徠山王子椿刻經亦為《大品般若》，也即《摩訶般若》，刻經文字與上述三段經文相較，僅少“不可得空”幾字，以及“自相空”刻“自法空”、“無始空”刻作“無如空”。有不少研究文章仍依題將此經稱為《大般若經》，殊不知《大般若經》在唐代才譯出，北朝是不可能有的。因梵文中“摩訶”即為“大”的含義，所以在早期有不規范的稱呼。不僅徂徠山、東平此刻名稱亦不規范。從經名上看“大品般若”之“摩訶般若”極易與“大般若”混同，北朝人無兩經之比較，因而不規范，但今人則應明辨。另在三山附近也有摩訶般若佛經之名，在尖山刻經中也有一段《般若波羅密經》，其文為講六度之六波羅密，與《大品般若》詞句很接近，但還不能完全對應，盡管如此，仍有助於說明般若類經典在山東北朝摩刻中的份量。

??? 再者此摩崖線刻形態刻出的經碑，是中國佛教藝術中獨創的形式。在鄒城鐵山的刻經中，也有一塊更為巨大的經碑，形式與平陰刻經碑完全相同，其南北長達三十三米、東西寬十五米。上面刻六龍纏繞。下有雙龍趺座。與二洪頂經碑完全一致。因此處年代較早，鐵山碑則有北周大象元年（579）之記，於此可見鐵山刻經所受的影響。鐵山經碑的內容即是《大集經·穿菩提品》（實為《大集經。海慧菩薩品》中的一段）。鐵山石頌中說“大沙門安法師者道鑒不二德悟一原……敬寫大集經穿菩提品九百卅字”，并且特意寫出“六龍上繞口瑩五彩囗雙龜下蟠甲負三階之路”。可見刻出摩崖經碑的匠心。由書經者也可看出，此種刻摩崖碑形式，是高僧安道一等人先在二洪山刻出，再至鐵山發揚光大的，此更證實平陰三山摩崖之刻的源頭作用。

??? 由以上經文內容的研析。已可明確平陰、東平刻經與山東余處刻經的延展關系。二洪山的《大集》經及經碑形式，在鐵山摩崖碑中得到極大拓展。

??? 徂徠山的光華寺遺址，王子椿刻所謂《大般若經》，實為《大品般若經》，與二洪山摩崖大碑形刻文之內容同出一轍。而汶上水牛山的摩崖刻經，與此處編十號的一段經文完全一致，亦與邯鄲南響堂第四洞前所刻相同，都是《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上的一段。在山東出現最多的是《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文均可見《大正藏》第8卷[18]。此段經文不長，但以完全相同的段落文字出現在河北響堂、及山東數地。河北鄴都附近刻經，有北朝摩崖刻經緣起之功，其中有北朝較早所刻。南響堂第二洞中此刻亦應是北朝較早的作品，雖然此洞前壁左方刻字要多出“知諸眾心性清凈…名為舍心”三行字，但這些字的內容與風格均與《文殊般若》段有別，因而響堂此經與山東完全相同。另在山東歷城黃石崖曾有一處《大般若涅磐經偈》刻經之“無常經偈”，也可見於南響堂第六窟處浮雕塔旁。在響堂也有“大空王佛”的題字[19]，但山東，這類題名佛號更是豐富多樣。

??? 平陰刻經中佛名佛號已極有氣勢。編為三號佛名題刻中有七佛之名。維衛佛、式佛、毗葉佛、囗奈佛、南無舍牟尼佛、釋迦葉佛、囗釋迦牟尼佛。還有彌勒佛、阿彌陀佛以及觀世音佛、大勢至佛、具足千萬光相佛、安樂佛等。其中式佛兩見、共出現了十五個佛名。其前面七佛部分的要依據應是失譯《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此經為早期密教經典。在敦煌縣市博物館藏囗吉德塔上七佛與彌勒像旁題刻了此七佛佛名，證明酒泉等地出土的一批北涼石塔均是依此經而雕造出七佛之像[20]。后面的佛名中有西方三圣的阿彌陀、觀世音、大勢至、但均稱為佛、山東曲阜勝果寺出土的北齊武平三年（572）金銅佛像之銘刻為“…造觀音佛一軀、…[21]”。北響堂南洞不僅上方塔形旁有“彌勒佛、獅子佛、明炎佛”的大字佛名，洞中也有一段七佛與觀音題名，應與此七佛名相近[22]。

??? 此山所刻佛名中之中有“大空王佛”、“大山巖佛”、“大囗囗佛”、“高山佛”、更有特色的是“安王佛”。“安樂佛”、“具足千萬光相佛”等。如果說大空王佛還富於般若性空之思想色彩，而“大山巖佛”等就有些民間信仰特色，而“安王佛”等已似與安道一有些關系，更有民間崇拜的一絲意味了，這從某個側面也反映出安道一在當地的僧俗之中的影響。這些大字題刻之中用筆之毫放，縱情恣肆，還有數筆橫頭竟點成小鳥之頭部，富於奇趣，有學者認為，書法可大而分為契刻、手寫兩大系統，凡契刻類皆富於裝飾性[23]。摩崖刻經因起佛教之宣教作用，因而亦有裝飾性的一面。當然，此處裝飾并非刻意粉飾，而是在率意自然中信筆寫之，因而亦富於天趣。雖然對安道一這位高僧的行狀，至今還不能有更詳盡的了解，但從這里北朝刻經的發現，我們掌握了更多的安道一與山東北朝摩崖刻經的情況，掌握了一批前所未知的安道壹的書跡經文佛名的遺存。我們知道在鄒城的尖山、鐵山、岡山與泰山等處寫經書丹，刻成摩崖經典、佛號的安道一首先是在平陰三山刻成此一奇觀。盡管此處刻經并不全是安道一的書跡，其中也有一些或弟子、或別人所寫刻之跡，但此種帶楷書韻致的大字隸書，已是山東刻經最有代表性的字體。山東摩崖刻經的種種特征在此處均已基本形成，南響堂第二窟《文殊般若》則是有很強隸味的楷體，且刻於窟中，相當嚴整。而摩崖之刻就有更多的自由度與適應山崖的特點。平陰三山刻經使山東刻經與河北、河南等處刻經的聯系更為緊密。總體來說，平陰三山的刻經內容中般若類經典內容相當突出，說明講‘緣起性空’的大乘空宗思想、佛教義學在此一地區的流行，其中《文殊般若》的兩種內容又可直接與南響堂的刻經相連接，更明確地反映出刻經之間的傳播流變。至於為何山東刻經多為經文內容較少的段落，經文略顯零亂，字大而文少，其中原因還值得探究。山東的鄒城四山刻經、再加上泰山等八山刻經，已得到康有為以來學人在書法上的高度推崇，但這些刻經仍未得到世人的足夠重視。有些刻經如尖山刻經已全毀。今天我們發現了古人尚不知曉的平陰刻經。確使人振奮而欣慰。無論從佛教、歷史、書法、藝術、社會種種方面，都值得我們努力深入地去研究、揭示、了解、探究、體味這份珍貴的遺產。

[1]葉昌熾《語石》、楊守敬《學書邇言》、包世丞《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都從書法等角度對山東北朝摩崖大字刻佛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2]馬忠理、張沅、程躍峰、江漢卿《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文物》1995年第5期。又見馬忠理《鄴都近邑北齊佛教刻經初探》，載《北朝摩崖刻經研究》1991年。此文以北齊天統四年為界，分北齊刻經為前后二期。中皇山刻經總字數達13萬余字。超過河北、山東其余數處刻經的總字數。

[3]木井寺 武平二年刊經碑為《七級石浮圖觀音經碑》，中皇山也有《法華經·普門品》。而且此經插在《深密解脫經》之間，應是較后所刻。

[4]乾明元年八月改元皇建，因而小南海刻經應在八月之前，泗水經碑應在八月以后。

[5]周建軍、徐海燕《山東巨野石佛寺北齊刊經碑》。《文物》1997年第3期。又此碑碑陰錄文刊於《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廿七。《文物》文稱此為劉珍東造碑，而《八瓊室》則錄為劉珍秉造碑

[6]南響堂石窟近年維修時清理出了隋《滏山石窟之碑》，碑中紀敘了南響堂開鑿始未。即“齊國天統元年…斬此石山，興建圖廟”。文見邯鄲市峰峰礦區文管所等《南響堂石窟新發現窟檐遺跡及龕像》，《文物》1992年第5期。趙立春等《響堂山石窟刻經及其書法藝術》，《文物春秋》1992年1期。

[7]王鴻賓《談晉祠藏風峪華嚴石經》，佛教文化藝術與社會發展學術研究會。1997年。無錫。又《中國佛教》之一第52頁中介紹山東有遼州屋馬來嶝有北齊初年的《華嚴經》。馬忠理《業鄴都近邑北齊佛教刻經初探》一文注中指明其地遼州在山西遼縣，即今左權縣。但左權縣近年雖然發現了高歡云洞與石佛寺窟等，卻沒有發現《華嚴經》刻的報導。《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廿一記有河南寶山有北齊東安王婁睿施造華嚴經碑。據婁睿官職，其時應在北齊河清太寧之時。《河朔新碑目》上卷亦有載。

[8]邱玉鼎、楊書杰《山東平陰發現大隋皇帝舍利寶塔石函》。《考古》1986年4期。

[9]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八冊，圖85。中州古籍出版社。

[10]李靜杰《解讀一本刻在懸崖上的巨幅古經書－－觀東平、平陰摩崖刻經拓本瑣談》，《佛教文化》1997年第1期。

[11]此碑拓本見上舉《北圖拓本》第七冊圖104。

[12]參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的石刻錄部分之三十四。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水野與長廣石刻錄中未定經名，僅題為“舍利弗等文字”。錄文將此段文錄為十九行，行三字，但正文中又將此文起首紀為“舍利弗問曰”五字。筆者據書中圖版與經文情況，認為行四字比較準確。

[13]曼陀羅仙本為“何以”，“猶如”，僧伽婆羅與諸石本為“何”，“猶”。又經與諸石本為“無有分齊，！唯二洪頂16號刻為”無有界齊“。

[14]另有一處“無去無來”作“無來無去”，語序不同。總之差別很小。

[15]此刻經碑的拓本先發表于《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八冊圖85。但是此拓沒有碑側文字。碑頭也不全。直至齊魯書社出版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與汶上縣博物館編《文殊般若經碑》一冊，才將碑側也拓印出來，碑頭也完整印出，使人們看出此碑碑首原是中有一尖拱龕，龕內為一佛趺坐於束腰座，旁有二弟子二菩薩脅侍的五尊像龕。文殊般若四個大字題于像龕兩側。更重要的是從碑側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此以碑為羊鐘，即山東大族之一——泰山羊氏所造。此問題筆者將另文論述。

[16]《大品般若·序品第一》中的有關經文約為：當學般若波羅密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 而《大品般若·遍學品第七十四》的內容為：…禪那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修壤是修般若波羅密修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競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諸法空自相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壤是修般若波羅密。另外接近的經文在《習應品第三》中亦有“空空大空第一義……無法有法空”之句。在《勸學品第八》中有：“空空大空中不見第一義空”等詞句。在《道行品第七十二》中亦有：“空空行大空第一義”等句。

[17]此段經文據《金藏》，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單行本。1994年。

[18]梁曼陀羅仙譯為《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僧伽婆羅譯為《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密經》。

[19]參見上引水野清一等《響堂山石窟》插圖第三十五。東方摩崖佛龕群測圖。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也錄有北響堂寺南堂上有“大空王佛”題字。1936年9月出版。

[20]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館藏三件北涼石塔》，《文物》1991年第6期、《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大正藏》第廿一卷）之中的七佛名為：第一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拘留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第七釋迦牟尼佛。此七佛名與刻經七佛名基本相符。而阿含經中所載的過去七佛為：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與釋迦牟尼佛。又北響堂石窟第二窟中也有七佛與觀音名號。錄文為（據前引水野清一等《響堂山石窟》中《響堂石刻錄》之八十四）：南無囗囗囗佛/南無式？ 佛/南無維 葉 佛/南無拘樓秦？佛/南無拘那含牟尼佛/南無迦葉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觀世音菩薩。此七佛名與觀音相連。雖然前面有些殘損，但從第三維葉佛等跡像而看，很像是《七佛八菩薩神咒經》之七佛，而不是《阿含經》中七佛。若是，則更為山東此處刻經與響堂刻經之聯系多一線索。

[21]王思禮、楊子范《曲阜勝果寺出土銅造像》，《文物》1959年第6期。又山東博興出土的北魏太昌元年（532）馮二郎造像，為一佛二菩薩的形像，銘文卻是“造觀世音像一軀”。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銅造像》，《文物》1984年第5期。

[22]北響堂石窟南洞中也有七佛與觀音名號。錄文為（據前引水野清一等《響堂山石窟》中《響堂石刻錄》之八十四）：南無囗囗囗佛/南無式？ 佛/南無維 葉 佛/南無拘樓秦？佛/南無拘那含牟尼佛/南無迦葉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觀世音菩薩。此七佛名與觀音相連。雖然前面有些殘損，但從第三維葉佛等跡像而看，很像是《七佛八菩薩神咒經》之七佛，而不是《阿含經》中七佛。若是，則更為山東此處刻經與響堂刻經之聯系多一線索。

[23]刑增慶《鐵山摩崖書體初探》。《北朝摩崖刻經研究》，齊魯書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