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學遺產》編輯部、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聯合舉辦的“第四屆中國文體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中文堂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及美國、日本的7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文學遺產》竺青副主編受《文學遺產》編輯部和劉躍進主編委托致開幕辭，高度評價了新時期以來文體學研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同時指出文體學的終極理論指向，不僅僅是回歸過去，更應著眼于中國文學未來的發展。因此，如何在西學強勢背景下，建立有中國特色和時代高度的文體學，是每一個學人應深入思考的問題。中山大學吳承學先生在開幕辭中指出，新世紀以來中國文體學興盛意味著中國學術對本土文學理論傳統的回歸與對古代文學本體的回歸。他提出要建設超越古人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必須在繼承傳統文體學研究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再“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融通語言、藝術、哲學、宗教、歷史、考古等多門學科，從廣闊的文化背景上宏觀地審視中國文體學的發展演變軌跡，凸顯文體學在整個文學乃至文化體系中的獨特地位。

　　大會共收到論文68篇，涉及詩、文、詞、戲曲、小說等文類和文體學研究各個層面的問題。與會學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三場大會報告和八場分組討論，主要論題如下：

一、文體學學術史研究

　　新時期以來，文體學已由冷門變為熱點，研究方法、思路日趨成熟，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對文體學學術史進行回顧、總結，提出新的發展方向，是本次會議關注的重心之一。社科院文學所孫少華以先唐文體學研究為例，分析了新世紀十年來文體學研究所取得的成績，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學術史研究“述”多于“論”；缺乏宏觀的理論總結，有碎片化傾向；“措意為文”現象比較突出，刻意求新而忽視了研究對象是否真正有文體學價值；胸中少丘壑，對學術發展的宏觀思考與人文關懷不夠等。針對以上問題，作者提出了對未來研究的思考和對策，主要有加強古代文體學理論研究，深化文體產生、衍化及其對古代文學影響的研究，在重視文體學基本典籍的基礎上，關注已經亡佚的文體專著的輯存、研究等。

　　蘇州大學羅時進對清代詩歌文獻和作品數量做了初步統計，按最保守估算，存世作品約八百萬至一千萬首，是清以前歷代詩歌總數的十倍之多。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沒有搜集整理，隨時有亡佚的危險；至于相關的研究，更是遠遠滯后。因此，作者呼吁盡快開展對清詩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繼續推進大型清詩叢書的出版；在此基礎上，希望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清詩研究。中山大學黃仕忠通過考察森槐南的戲曲研究、教學活動及當時產生的影響，提出日本學術史上中國戲曲研究的開創者是森槐南，而非青木正兒所說的狩野直喜。

二、文體形態及其源流演變研究

　　文體形態研究是中國古代文體學的基本內容，也是本次會議的核心論題。從提交大會的68篇論文看，有25篇討論這方面的問題，足見受關注程度。從所涉文體看，除了詩、文、詞、曲小說等大文類外，更有文類之下的具體文體，如詩有古詩、律詩、樂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銘、露布、祈雨文、論、字說、進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學界未曾關注或關注不夠充分的文體，如福建師范大學郗文倩論“成相”、華南師范大學陳建森論宋代“進故事”、中山大學張海鷗、浙江工業大學劉成國論宋代“字說”等，體現了文體學研究不斷深化、細化的發展趨勢。對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較充分的文體，也力圖有所突破。如華東師范大學彭國忠提出，墓志銘有紙上和石上兩個文本。紙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補，墓志銘文本才真正完成。在這一成文過程中，原紙上文本的內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學杜曉勤認為學術史上對新樂府和諷喻詩這兩個性質迥異的詩體概念多有混淆。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諷喻詩，而非新樂府。中唐元和年間并未出現過新樂府創作熱潮，更不存在所謂的“新樂府”運動。

　　關于文體源流演變，也是本次會議探討的重要內容。華南師范大學戴偉華利用出土文獻揭示楚辭中“猗”字的音樂特征及其與早期戲曲演唱的關系，為考察戲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視域。中山大學康保成探討了中國戲劇從“一劇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進過程。黑龍江大學杜桂萍指出，古代文學抒情言志觀念的強力吸附，導致雜劇本體特征的逐漸消解，日益趨近一種以詩騷傳統為靈魂的抒情文體。

三、文體與文化研究

　　文體與政治、學術、宗教、語言、文化等的關系，吸引著眾多學者。香港教育學院陳國球引入西方文學理論，對詩、史關系作了新的考量。廣州大學曾大興就文學地理學科的建設問題提出構想。中山大學張慕華探討了中國佛事文體的形成過程及其社會功能和審美意味。廣西師范大學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學人之詩圍繞“學問”展開的特點及其詩史意義。浙江大學胡可先結合墓志志主與撰者身份進行綜合考察，認為唐代墓志的文體屬性與家族屬性緊密關聯。中國人民大學諸葛憶兵提出，在詞的發展歷程中，一直存在著尊體的要求，帝王在詞的“尊體”過程中起著特別的作用。暨南大學鄧喬彬從地域特征和文化環境差異等方面揭示宋末元初詞雅曲俗現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對“一代之文學”興亡、轉移的影響。華南師范大學左鵬軍認為，梁啟超小說戲曲中的粵語現象是近代文體革新中融會俚俗雅正、雜糅古今中外，從而形成具有鮮明時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體的一個典型例證。

　　還有學者關注到文體在異域文化中的接受與傳播問題。日本九州大學中里見敬重估了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等翻譯小說在當時的東亞接受西方文學這一歷史時期文脈中的意義。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蔡宗齊介紹了一種向英語世界分析、解釋近體詩格律的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對國內近體詩研究和教學也有借鑒意義。

四、文體理論與文體批評研究

　　文體理論與文體批評也是本次會議討論較多的內容。澳門大學鄧國光認為，早期總集兼有選文和“解釋評論”功能，屬文章學范疇，不同于唐以后很多以搜集全備為旨的總集。文體之學是總集文論最為突出之處，崇雅則是總集文體學的根本主張。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陳桐生提出，《論語》可分為格言體、對話體、記事體和歷史舊聞體，前兩類文體最具代表性，在七十子后學手中多有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徐正英通過對《孔子詩論》第一簡所載三句話，尤其是“文亡隱意”說的文本考釋，論述孔子對散文本質特征的揭示及其理論貢獻。陜西師范大學張新科考察了前四史收錄文學作品的情況，并與蕭統《文選》、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作比較，進而探究唐前文學發展和文體觀念演變。上海財經大學朱迎平探討了宋代文體分類中古文、四六、時文三大文類鼎立的格局，以及這種格局對當時和后世文體學的影響。社科院文學所石雷通過分析沈廷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后》中引方苞論古文的一段話，揭橥方苞文論的理論高度和時代特點，及其對桐城文派最終形成的影響。暨南大學程國賦就《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小說、唐傳奇以及明清通俗小說的命名情況與小說文體的關系展開探討，認為命名是小說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出鮮明的文體特征及文體演進軌跡。華東師范大學朱惠國認為，1940年前后發生的午社“四聲之爭”，是詞學界對晚清以來持續不斷的夢窗熱的反思，表現出再次解放詞體的要求以及對詞體功能定位的新思考。

五、文體學周邊問題研究

　　中山大學劉湘蘭考察作為早期道教經典的《太平經》，所構建的道教語境下的文學理論體系；這一體系中的文氣說，對后世文氣論有所影響。香港嶺南大學汪春泓對詩學史上曹植迥超同輩的崇高地位提出質疑，認為曹丕對南北朝詩歌有開創性的影響，是溝通建安與齊梁的津梁，學界對此認識不足，故需重新審視曹植兄弟的詩歌史地位。社科院文學所張劍力圖打破古代文學研究的固有模式和“規定動作”，對兩宋之交范浚詩歌的多種文化和文學意蘊作了充滿學術個性的探討和描述。復旦大學鄭利華考察了明初以來的宗唐詩學傾向在正德、嘉靖年間文士觀念形態上的承傳與演化特征。中山大學何詩海闡述了“明文極于弘治”說產生的歷史背景、豐富意蘊以及在后世的發展衍變。北京師范大學張德建討論了茅坤的知識世界、精神世界與其散文表現模式的關系。上海財經大學朱麗霞認為，吳興祚幕府代表著晚明向清初文壇的過渡，引領了清初文壇的全面繁榮。中山大學彭玉平探討了王國維文藝觀與莊子的關系。復旦大學陳廣宏考察了清末桐城后學在中西文化激蕩的浪潮中，整合傳統學術資源，力延古文一脈，同時逐步實現向近現代人文學術轉換的進程。

　　綜上所述，本次會議論題廣泛，內容豐富，學術觀點、視角和方法都有較大創新，不僅為古代文學和文體學提供了前沿性的成果，更在延續、深化前三屆文體學會議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局面作了新思考和新開拓。在閉幕式上，杜桂萍與張劍教授代表與會學者發表感言和總結，《文學遺產》副主編竺青致閉幕詞。他們一致稱贊此次會議以學術為本位,是一場風清氣正的高層次、高水平學術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