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憂草

（一）

　　千里的古蜀道，應該是中國最難走的道路。劉炫怎么也想不到他會從這峭壁上開出來的古蜀道上走過——一介書生，披枷戴鎖，千里跋涉。然而這個書生卻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讀書人，他是有隋一朝最大的知識分子，天下聞名的經學大師。屈辱已經受盡！委屈已經嘗盡！尊嚴已經喪盡！現在還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

　　孔子說：“士志于道。”孟子說：“士尚志。”做為一個文人，劉炫有著和多數中國文人一樣的脾氣——執拗孤傲。這一次也不例外，他的執拗之氣讓他開罪了太子楊勇與蜀王楊秀。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文人頂不過權力，文化抵不過政治。他不想再這么憋屈下去，但是他又必須這么憋屈下去，于是窮困潦倒的劉炫被枷送益州。“與君共灑窮途淚，世上何人解憐才？”走在古蜀道上的劉炫內心的凄苦可想而知。

　　凄苦的劉炫看了看和自己一樣披枷戴鎖的同窗摯友劉焯，內心一片蒼涼。劉炫、劉焯——兩位儒學大師——天下并稱“二劉”。“二劉”都是河北人，劉焯是信都昌亭人，劉炫是獻縣景城人。二人自幼便結盟為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閱歷，使他們一生肝膽相照、生死不渝。可惜劉焯早死，只剩下劉炫獨自承擔他那悲劇的一生。

　　回首鄉關，鄉關何處？壯志成空，徒皓窮經！那應該是他們的青年時代，在窮冬烈風之中，在炎炎熾日之下，他們衣衫襤褸地奔走在家鄉的平原上，向各位名儒大學從師討教。他們知道，唯其學才能廣才，唯有志才能成學，于是他們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該是到了公元581年的時候，楊堅接受了北周皇帝的禪讓，建國號為隋。楊堅深感儒學對自己實現一統的作用之大，于是多次下詔提倡儒家禮樂教化，并依儒家典范盡易北周官儀。公元589年，南朝最后一個朝代陳朝滅亡，國家終于重歸統一。當楊堅憑著儒家的智慧資源最終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的時候，更為有著經國濟世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帶來了高漲的熱情與殷切的希望。于是隋朝初年，“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于是超擢奇秀，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隋書·儒林傳》）這是怎樣的一個熱鬧場面啊，儒家知識分子們相信，他們的大好前途即將伴隨著國家的興盛而興盛起來。

　　劉焯與劉炫這雙被天下人認為數百年以來無能出其右的博學通儒，也加入了前往長安的隊伍。回首過去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的日子，他們內心肯定充滿了激動，那貧寒的衣食不周的日子就要過去了，未來將是人生中建功立業、大展才華的康莊大道。一路上，他們躊躇滿志，然而他們根本無法預料在長安等待他們的還是貧窮因頓，而意氣風發的劉炫更不會料到，長安，將是他命途多舛的人生開始。

（二）

　　進了長安的“二劉”被安排從事學術活動。劉焯當了個所謂的員外將軍，而劉炫這位在北周時就以吏干知名的才學之士，并沒有被安排任何官職，他被安排在尚書、中書、內史三省當值。本想在仕途上大展經綸的他感到的應該是失望。學術就學術吧，這也是關乎國家興盛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既然國家信任我們，那我們就要做出成就來。但現實對他們并不利，因為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國家分裂，各個統治集團均形成了各自不同特色的文化，尤以南北文化對峙為甚。儒學更是如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讀經理念，不同的學術風格，最終形成了六朝南北不一、各家紛呈的經術流派。流派紛呈對學術而言本是好事，但各派宗法不一，字異文非、一經數解，且又拘于定見，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反而影響了儒學的發展與復興。和“二劉”同時代的史學家李延壽在做《北史·儒林傳》時這樣總結了“二劉”當時所面臨的學術環境：“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因此，伴隨著國家的再統一，四分五裂的儒學必然經歷一個去偽存真、考究異同、辨明得失的過程，并以兼容并包、優勢互補、融匯貫通之勢，重建儒學大一統的學術體系。怎樣重建大一統的儒家學術體系，是隋朝統一之后儒家學者必然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歷史選擇了“二劉”，讓他們成為了分裂與統一之間那座最重要的橋梁。

　　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里說，隋朝研究儒學“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兩個”。這兩個人便是“二劉”。雖然困難重重，但兩個儒學大師卻揮動了船漿，渡船出發了。隋朝對中國歷史來說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隋朝的儒學對中國儒學史來說也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若干年后，將有一個學生登上他們的渡船，最終到達彼岸，完成儒學的統一大業，為后世數百年儒家文化的復興與繁榮建好宏偉的學術大廈——那個學生叫孔穎達。而現在他們能做的就是為儒學的大一統體系打好最堅實的地基，于是“天下名儒后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北史·儒林傳》）。《隋書·儒林傳》中更是明確無誤地贊揚說：“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后生鉆仰，莫之能測。所制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

　　據《隋書》中《儒林傳》和《經籍志》記載，劉焯著有《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等；而劉炫一生著述更為豐富：《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毛詩集小序》一卷，《毛詩譜》二卷，《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算術》一卷。惜這些著作及其所作其他文集不傳。然而這并不妨礙“二劉”在儒學史上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

（三）

　　一為文人，總免不了恃才傲物。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得志的很少，不能不說和他們的脾氣秉性有關。“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二劉”中劉炫猶愛輕侮當世且多自矜伐，這為他招來了太多的忌恨。又兼“二劉”學術鋒芒太盛，每論難鋒起，群儒皆不能屈，于是咸懷妒恨。最終劉焯因謗放歸，而劉炫亦因其自身性格為執政者所丑。看來他們心中宏偉的儒家經國濟世的理想要落空了。

　　劉焯走后，劉炫也陷入了困境之中。懷抱不曠的劉炫郁悶起來，但他還必須面對另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生活。不受重視的劉炫因為沒有一官半職，不得不繼續過著潦倒的生活，以至于堂堂的儒學大師竟因家中交不起稅賦而被地方官員催迫。尷尬的劉炫只好忍著滿腹的委屈去求助于內史。讀書人異常看重自己的顏面，所謂期文掃地，劉炫內心此時充滿了苦澀。還好，吏部尚書韋世康接見了劉炫。劉炫覺得這應該是謀求進身之階的機會，于是他進行了一次毛遂自薦：“《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并堪講授。《周易》、《儀禮》、《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于心。天文律歷，窮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隋書·儒林傳》）自薦的劉炫并沒有得到韋世康的薦引，朝廷也不會重視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于是給了他個殿內將軍的職銜。劉炫當時做何感想不得而知，但這卻是明顯的大材小用，這無疑將讓他更加心煩慮亂。

　　“古人常嘆知己少，況我淪賤艱虞多。”帶著強烈政治意識和功名欲望的劉炫漂泊在帝國的首都一籌莫展。孤標獨出怕要終生困頓，隨世逐波又有違內心情志，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作用下，舉步維艱的劉炫進行了一次冒險，這次冒險卻差點要了他的命。當時朝廷下詔購求天下逸書，劉炫竟偽造《連山易》與《魯史記》等一百多卷，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北史·儒林傳》），憑他的才華偽造點古書并不是難事，但劉炫偽造古書的目的竟然是為了騙取財物——“每書一卷，賞絹一匹”（《隋書·經籍志》）。知識分子最看重的是人格，“窮則獨善其身”更是儒家堅守的人格原則。但是我在想決定劉炫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過去的理想與文化傳統在他身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看來文人雖然看重理想，但也免不了世俗的一面。當文化人的生活面臨危機的時候，他要么去做精神上萬古流芳的烈士，要么去做現實中鄙俗附世的奴隸。劉炫做不了烈士，他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想好點的生活，但這次人格虧欠將是他一生的敗筆。偽造書籍的劉炫被人告發了，不知什么原因皇帝免除了他的死罪，但他必須卷起鋪蓋回家。

（四）

　　政治需要文人來點綴，文人也需要政治來實現仕途經濟。在過去幾千年的傳統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聯系的太緊密，以至于仕途經濟構成了他們生命的核心價值取向。劉炫也不例外，政治熱情又讓他回到了長安，這一次是太子楊勇招他回京，這可是帝國的未來。滿心激動的劉炫到了長安，結果卻滿腔凄苦地走到了古蜀道上，成了權力下的一個囚徒。在政治權力面前，知識分子承擔的只是文化功能，知識分子本人只是承擔文化功能的符號。政治需要文化但不會尊重文化，文化可以脫離政治卻必須接受政治的奴役。文化理想與文化傳統由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表現出來，而文化管理和文人命運卻是由政治權力來決定的。在政治擁有絕對的文化控制權方面，知識分子要么尊嚴喪盡地成為犬儒，要么為了文化傳統而飽受屈辱。但劉炫畢竟是個普通人，他沒有足夠大的勇氣，于是他只能忍受委屈與屈辱，尊嚴喪盡地做了蜀王楊秀執杖的門衛。

　　劉炫不是感受不到痛苦，痛苦的劉炫想到了屈原，于是他仿照屈原的《卜居》寫作了《筮涂》來表明自己的心跡。可惜劉炫的這篇文章沒有流傳下來，但劉炫在文章中肯定同屈子一樣對自己的生平遭際進行了痛苦的回憶，青年時代，就已博古通今，他想用知識去實現一個宏大的理想，難道自己的人生道路選擇錯了嗎？自進入帝都謀求仕途開始，一系列打擊接踵而來，難道這就是才華出眾的下場嗎？“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但作《筮涂》的劉炫怎能想到他的后半生將徹底地走向悲劇！

　　“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劉炫最終因品卑無行被罷歸。時局越來越亂，各地的農民起義軍已經紛紛揭竿而起，大隋的時日已經不多了。顛沛流離的劉炫孤身回到了故鄉河間。城外戰亂不止，劉炫被困在了城中，雖和日思夜想的妻子僅隔百里之路，卻音訊皆無。城中的谷米越來越貴，生活越來越困難，教書吧，或許還能吃上幾頓飯，但哪里還有地方放得下他的書桌！他感到了凄楚，更感到自己平平奮斗了一生，結果卻失敗了。對自己的失敗劉炫郁郁寡歡，欲哭無淚，他的文化生命已經在時間的流逝中接近終點，在時間的標尺里，劉炫沒有得到生命的空間。

　　劉炫的許多學生參加了起義軍，他們知道老師受困，就到河間城中把劉炫索要了出來。后來起義軍失敗，劉炫孤苦無依，踉踉蹌蹌地向老家而去。但到景城城下的劉炫卻進不了城，景城官員懷疑劉炫“與賊相通”，“閉門不納”。此時已是隆冬季節，天寒地凍，時年六十八歲的劉炫衣衫襤褸，腹中饑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就在這冰冷的寒夜，滿腹經綸的一代儒學大師被凍餓而死！

（五）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云、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親故莫昭其心，后人不見其跡。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自綰發以來，迄于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師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后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騁墳典，厘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愿，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于當時，業不傳于身后。銜恨泉壤，實在茲乎！”

——劉炫（《北史·儒林傳》）

　　這應該是劉炫生前最后的文字，不但令人神傷，而且令人壓抑。內心悲慘的劉炫帶著深深的遺恨死去了，但在我看來劉炫的死并沒有終結：學識才干俱佳的劉炫為什么會失敗？到底是什么會讓堂堂一代儒學大師郁結而終凍餒而死？劉炫的命運是他個人的不幸，還是代表了那個時代儒家知識分子普遍的遭際？劉炫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劇，還是整個時代的悲劇？無疑，這是一個知識的悲劇。或許原因只有這一個：隋帝國不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儒學。

　　歷史確實如此。儒家知識分子和儒學在隋朝不但不受重視，而且地位極低。

　　秦朝之外，隋朝應該是第二個不重視儒學的大一統帝國。從歷史的現實看，魏晉以來的門閥士族一直掌控著政治、經濟、文化的話語權。隋統一之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仍然深深地根植在隋帝國的政治之中，熟悉士、庶之別的人知道，在講究出身門第的官員們看來，劉炫這種貧窶之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政治發展空間。雖說隋帝國已經準備科考（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科舉正式開始），但儒家知識分子的工作仍多是修書著歷。劉炫們根本沒有大展其才的政治環境。

　　再就儒學自身的發展來看，講究大一統的儒學在國家長期的大分裂中，似乎不合乎南北朝各個政權奪取政權的政治原則。在封建體制下，統治者的一切出發點都是以政治為考量的。儒家知識分子在這期間到底能起多大的經國濟世的作用，各國統治者都有一把標尺。三百年的戰亂，南朝而宋、齊、梁、陳，北朝而五胡十六國，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知識分子不但在儒學中找不到解脫痛苦的方式，反而是在不斷地增加人們的痛苦，于是表現在文化上已經不再講究入世，而是以消極的玄學清談來避亂遠禍。這一時期，統治者需要一種能為統治提供穩定基礎的思想，于是各朝統治者終于發現佛教是最可利用的。因此，無論南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南朝而“四百八十寺”，北朝而云崗、龍門石窟，于是佛教成了新的“美教化，移風俗的”思想武器，就這樣在三百年的佛號聲中儒學被擠到了邊緣地位。至隋朝時，儒學已經淪為儒、釋、道三教之末。據《隋書·隱逸傳》記載，當時有一名士問著名隱士李士謙三教之優劣，李士謙說：“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學成了釋、道之陪襯，儒學之在隋朝大抵地位如此。

　　不重儒，儒家知識分子也就不能實現儒家治世理想，滿足不了現實的政治需要，就會表現出強烈的功利化傾向，儒家知識分子在走向功利化的過程中，必然忽視儒家素所強調的道德修養，于是就變得“鄙俗”起來：

　　“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隋書·儒林傳》）

　　一代鴻儒劉炫尚且如此，他人可知：“開皇初，高祖征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塞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僅范，朝廷不之貴也。”（《隋書·馬光傳》）劉炫的摯友另一經學大家劉焯亦因大收學費而名聲不佳。

　　不難看出，儒家知識分子的道德困境是他們實現仕途經濟價值核心的自身阻礙。

　　其實，無論是什么困難，最高統治者的政策支持才是最重要的。當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不再于儒學的時候，僅憑儒學自身的力量很難發展起來。隋文帝楊堅就是這樣的統治者。楊堅在意識深處并不認同儒學，但儒學對他統一實是有太大的好處，利用儒學智慧統一全國的楊堅開國之初并沒有反對儒學，而且多次下詔提倡儒家禮教，但這只是出于文帝對政治的考量，文帝真正的意識形態是佛學。文帝楊堅一直堅信地認為“我興由佛”，并且說“弟子是俗人天子”（《續高僧傳》）文帝楊堅出生在佛寺，而且由尼姑撫養。青少年的價值觀已經奠定了他一生的價值觀，所以隋帝國建立后，文帝一改周武帝毀佛的政策，下令全國恢復佛、道二教：“（開皇元年）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這無疑對儒學的恢復與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開皇二十年，文帝再次下詔：“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群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真形，率士瞻仰，用申誠敬。其五岳四鎮，節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并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岳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隋書·高祖本紀》）到了晚年的文帝楊堅更加“不悅儒術”（《隋書·儒林傳》），竟于仁壽元年下詔取締天下學校：“國學胄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范，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隋書·高祖本紀》）下詔之日，高祖頒舍利于全國，而學校則僅保留國子學一所，學生七十二人，“至于太學、四門及州縣學并廢”（《隋書·高祖本紀》）。劉炫切諫無果！

　　維文帝之后的煬帝雖也重視儒學的教化治世功能，但三教之中，佛、道則始終得到國家一如既往的支持與宏揚，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衰落期。

　　從劉炫的結局看，知識分子太著重于政治情懷是他們心情郁結的一個根本原因。從統治者們來看，一切以政治意識形態為考量的文化必然得不到大繁榮與大發展。然而這一切都是古老中國的傳統！

（六）

　　劉炫死后，其門人弟子謚曰：宣德先生。乾隆時《獻縣志》記載：“劉炫墓在獻縣東八十里景城南。”如今墓與碑早已杳無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