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相混是古今都存在的一個使人大傷腦筋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世俗社會，就連出家的和尚也無法避免。歷史上，不少僧人由于法名相同，時代相近，被人誤認為是一個人。譬如天臺宗九祖湛然（711-782），由于同時代也有名為湛然的禪宗高僧，便被視為禪宗內部南北宗之爭的參與者，這顯然是未察二者實非一人之故。

　　禪宗三祖僧璨終老于淮南一帶，于是后世這一地區便出現了三祖崇拜。唐天寶年間，舒州李常受神會啟發，為三祖荼毗起塔。至大歷年間，獨孤及等又借為三祖請賜謚號、塔額的機會為北宗張目。杜繼文先生《中國禪宗通史》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首先提議為僧璨申請”尊號”的僧人，是”長老比丘釋湛然”，他與”大律師”澄俊，會同來自廣陵的嵩岳惠融。來自廬江的開悟等共同發起。他們的目標是”俱纂我七葉之遺訓”，即維護普寂在禪宗中的七祖地位不動搖。湛然（711-782）是中興天臺宗的名師，由他出面肯定普寂為一系為正統，說明北宗勢力同時滲透到了浙東地區。湛然是左溪玄朗的弟子；玄朗與尊崇曹溪的玄覺在禪觀念上有嚴重分歧，可見天臺宗同禪宗南宗相左而傾向北宗，有一貫性。此后，禪宗南宗與天臺宗的對立，也始終沒有消除（1）。

　　杜先生顯然是將為僧璨請尊號的湛然當成了天臺宗的九祖湛然，其實這一說法有待商榷。獨孤及《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并序》原文有云：

　　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于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眾寺大律師澄俊，同寅葉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后七葉之遺訓，自相與嘆，塔之不命，號之不崇… …。

　　這位”長老比丘釋湛然”是住錫舒州山谷寺，長期誦經于三祖靈塔之下，并且是與開悟等”俱纂我禪師后七葉之遺訓”，為普寂之弟子的北宗高僧，那么天臺湛然是否具備這些條件呢？

　　荊溪湛然，據梁肅《碑銘》、《宋高僧傳》、《天臺九祖記》、《佛祖統紀》等，江蘇常州人，俗姓戚氏，年二十余，求學于左溪，得其法要。始以處士傳道，天寶七載（748）于君山凈樂寺出家，往越州曇一律師法集，廣尋律范，復于吳郡開元寺敷行止觀，朗公入滅，乃獨自弘道于東南，始居蘭陵郡常州妙樂寺（后世亦稱之為妙樂大師），后移隸臺州國清寺，建中三年（782），示化于天臺山佛隴道場，壽七十五，臘三十四。

　　雖然湛然沒有精確的年譜傳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歷五年（770）至七年時，湛然在天臺山佛隴道場，絕非在舒州山谷寺中誦經于僧璨靈塔之下。大歷年時湛然已至晚年，正忙于著書立說，破斥諸家，又如何抽得出時間跑到舒州參與禪宗的南北之爭？據《天臺九祖傳》，荊溪曾自述其經歷如下：

　　 開元十六年，首游浙東，尋師方道。至二十年，于東陽金華，遇方巖和尚，示以天臺教門，授止觀等本。遂求于左溪大師，蒙誨以大旨。自惟識昧，凡所聞見，皆紀于紙墨。暨至德中，移隸此寺。乾元以來，攢成卷軸，蓋欲自防迷謬，而四方道流，偶復傳寫。今自衰疾，諸無所任，留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以寄此藏，儻于先師遺文，碑補萬一，則不負比來之誠。幸眾共守護，以貽后學。大歷十二年祀孟秋，沙門湛然記。

　　 這段話本是湛然在將所著三部記成之后寄與姑蘇開元寺大藏時所附的一封書信，從中可以看出，荊溪湛然至德年間（756-758）隸名吳郡開元寺，雖然湛然作此書時在國清寺，但是”此寺”指的不是國清寺，而是吳郡開元寺，下文又有”此藏”，指的是開元寺大藏，可為一證。乾元（元年758）以后，開始著述。于大兵大饑、戰亂不休之際，祖述本門章句，破斥南北異說，卓然成數十萬言，使天臺一宗，煥然中興。大歷五年（770）至七年時，正是湛然著書立說的關鍵時刻，這個時候他不在天臺傳教修禪，弘揚本宗，卻跑到舒州為禪宗三祖請尊號，為北宗普寂爭正統，若無絕大理由，這是很難令人置信的。

　　從湛然自述經歷來看，他倒是有可能從普寂問學的。湛然開元十六年（728）十八歲時開始游學浙東，二十年（732）二十二歲時始遇六祖大弟子方巖玄策，蒙授止觀，不久又求學于左溪玄朗（673-754）。則其從左溪受學最早不超過開元二十年（732），《佛祖統紀》謂其開元十八年（730）始學于左溪，恐怕是把時間提前了，因為前引乃湛然自述，應當無錯。湛然從左溪多長時間史無明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左溪去世之前他就離開了。這就使他有可能到北方從開元二十七年（739）滅度的普寂問學。但是對于這一時期荊溪是否到過北方史無明述，即便他到了北方，以一個不滿三十的白衣處士的身份能否見到普寂恐怕是有疑問的，即便能見著普寂，恐怕也不會被視為弟子之一，因為當時后世無論是天臺還是禪宗從未見過湛然為北宗弟子的記載，湛然本人亦未道及。

　　湛然未有年譜存世，除了此信道及之處外，對其史事難于確考。僧傳云其年二十余，受經于左溪，《統紀》便據此將他從學的時間定為開元十八年（730），又為此將他從學玄策的提前到開元十五年（727），今以湛然自述為正。僧傳又稱天寶初年湛然登僧籍，《統紀》則將此定為天寶七年（748），并稱是在宜興君山鄉凈樂寺，時年三十八歲。湛然壽七十二，臘三十四，據此天寶七年應是他受具戒的時間，不一定是始出家的時間。但《統紀》既然又明確指出他受戒的具體地點，想是必有所本，如此則湛然在出家之年便受具足，想是由于當時他的年齡已經足夠大了。

　　湛然開始傳法的時間不詳，諸書所說不一。《天臺九祖傳》道其身為處士時便開始弘法，學者悅隨，《統紀》則稱他在出家后先依越州曇一律師求學律范，其后”久之”演止觀于吳郡開元寺，僧傳的說法與此相近。今據其自述，湛然弘法最早始于至德元年（756），地點即蘇州開元寺。

　　湛然最早于吳郡開元寺弘法，后來又于常州妙樂寺傳道，晚年移居臺州國清寺，終老于佛隴道場，這是公認的說法，但他何時于常州傳教，何時移居天臺，則難于定論。

　　《天臺九祖傳》謂其始居蘭陵，嘗至五臺尋禮，晚歸臺嶺，卒于佛隴。然據《中國歷史地名辭典》，蘭陵縣本為戰國時楚置，治所在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后屢經變遷，唐貞觀時廢蘭陵縣，唯留蘭陵郡，則此蘭陵當為蘭陵郡。蘭陵郡本為東晉元帝大興時僑置，治所在蘭陵縣（今江蘇武進縣西北萬綏鎮），南朝宋改名為蘭陵郡，唐時延用（2）。蘭陵郡雖然在江蘇，然他書皆稱湛然曾住錫常州妙樂寺，未言其曾住止蘭陵。常州，隋開皇九年（589）置，治所在常熟縣（今常熟縣西北），后移州治至晉陵縣（今常州市），大業初改名為毗陵郡，唐武德三年（620）復名常州，天寶元年（742）晉陵郡，乾元元年（758）復為常州（3）。湛然既居常州妙樂寺，故蘭陵或為晉陵、毗陵之誤。

　　湛然《止觀輔行傳弘訣》題為”唐毗陵沙門湛然述”，表明他在作此著時住止毗陵郡（常州），而據其弟子普門所作永泰元年（765）《序》，可知此書成于此前。則此書作于乾元元年（758）至永泰元年（765）間，為湛然最早的著述之一。現存湛然其他著作多題為天臺沙門湛然述，無一題為蘭陵沙門者，表明湛然確實并未住止蘭陵，蘭陵應是毗陵之誤。

　　李華（卒于大歷初年）為荊溪之友，其作《故左溪大師碑》稱”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專（或謂傳）左溪之法門”，此碑不知作于何時，然其中并未給湛然一個十分突出的位置，可能在結識湛然之前，值得注意的則是稱之為常州妙樂寺僧，表明當時湛然住在毗陵。

　　湛然何時離開蘇州開元寺，移居常州妙樂寺，史無明載。但至少在永泰元年（765）以前他已經到了常州，他在常州呆的時間較長，故后世稱其為妙樂大師。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一，大歷三年（768）湛然于天臺佛隴為道邃說止觀法門，如此則湛然此時已經移居天臺，而《天臺九祖傳》又稱道邃始于常州妙樂寺從湛然問學，受業五年，未知孰是。

　　據《天臺九祖傳》，湛然始居蘭陵（應為毗陵），嘗于江淮名僧四十余人同禮五臺，遇不空弟子含光，含光稱前隨不空游歷天竺時，有天竺僧盛贊天臺法門，并請將智者著述譯為梵文，回傳天竺，這一故事也見于《宋高僧傳·含光傳》，未知真假，但湛游歷五臺有可能為真。含光為不空弟子，不空表其住止五臺山金閣寺，而金閣寺建于大歷二年（767），湛然與含光相見最早始于此年。而據《宋高僧傳》，含光是在不空卒后，被代宗派往五臺山修功德的，其時與湛然方才相遇。而不空卒于大歷九年（774）六月，這表明大歷九年（774）時湛然還在妙樂寺。然據梁肅大歷九年（774）十一月《常州建安寺止觀院記》，湛然弟子法禺建止觀精舍，以請”天臺湛然大師”轉法輪于其間，表明其時湛然已移居天臺，因此可能僧傳之說有誤。

　　據梁肅《臺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并序》，佛隴道場本為智者得道之處，陳朝號之為修禪寺，隋朝廢其寺號，只稱道場，”自大師沒后一百九十余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照大師之遺訓，以啟后學門人”，湛然還盛贊法智護持智者遺居之功，可能這是湛然經營佛隴之始。然智者卒于隋開皇十七年（597），其后一百九十余載當是貞元三年（787）以后，此時湛然已經去世多年，怎么會始居佛隴道場呢？可能梁肅推算有誤，應該從智者道場于陳太建九年（577）敕名為修禪寺算起，如此則會是大歷二年（767）以后，這與前述諸說大多一致。

　　現存湛然著述除《止觀輔行傳弘訣》外，皆題為天臺沙門湛然述（撰），《十不二門》題為”唐荊溪尊者湛然述”，肯定為后人所加。這表明湛然自乾元開始著述以來大多數時間在天臺山，可能《佛祖統紀》所說無誤，就是大歷三年（768）左右湛然移居天臺。

　　順便指出，湛然大歷十二年（777）所寄與蘇州開元寺大藏的”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指的應是《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玄義釋簽》十卷，《法華疏記》十卷，是湛然解釋天臺三大部的著作。而湯用彤先生以《止觀輔行傳弘訣》為四十卷（4），是僅據《大正藏》目錄所致。

　　從諸書所載湛然經歷來看，找不到任何他曾經到舒州為三祖僧璨請謚號的根據。如果說荊溪真是普寂的弟子，并且出面為三祖爭謚號、為普寂爭法統，那么后世的天臺宗自然不肯提及，但是與天臺有隙的禪宗絕對不會放過這個可為禪宗大爭面子的機會（后世南北之爭早已淡化，而與天臺之爭則是更重要的），肯定會大書特書，以表明天臺九祖實得法于禪宗的。

　　左溪玄朗與玄覺在禪觀念上有分歧是不錯的，但若由此說明”天臺宗與禪宗南宗相左而傾向北宗”，恐怕就有問題了。就實而言，天臺宗與禪宗的關系在初期一直是很密切的，和北宗則沒聽說有什么來往。左溪在從慧威受學之前，曾經同六祖弟子印宗禪師商榷秘要，相互推許，又與玄覺為至交，雖然見解不同，但并不妨礙兩人的朋友關系。后世有說玄覺參拜六祖是受了左溪的激勵，這一說法雖然有待論證，但也表明了兩人的親密關系，事實上，二人并未由于相互批評而絕交。

　　就湛然本人而言，他的啟蒙老師并非玄朗，而是禪宗大師，六祖親傳弟子之一的方巖玄策。根據湛然的敘述，玄策不僅是一位禪宗大師，還是精通天臺止觀的臺宗法師，玄策的天臺教法可能來自玄覺，也可能來自慧威或左溪。湛然先從方巖，后依左溪，這可能是由于后來方巖去世（開元二十年時玄策已是九十歲左右的老人了），或者玄策令其往依左溪。無論如何，總是表明玄策與左溪一派同樣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湛然自己承認曾受學于方巖玄策，表明他和禪宗南宗有一定的關系，而他與北宗則不見有來往的記載（除了杜先生指出的有待考證的湛然為普寂爭正統之說），他又怎么可能親疏不分，反而向著與他沒多大關系的北宗呢？

　　湛然的使命和心愿是重振天臺，中興本宗，以與盛極一時的唯識、華嚴、律宗、禪宗等相抗衡，為此，他不得不表現出強烈的宗派色彩。他一方面注解天臺三大部，深化一宗教觀，以立自；一方面著《止觀義例》、《金剛 》等，批判諸家異說，以破他。經過他的努力，天臺宗的聲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盡管還不能與深受朝廷尊崇的其他宗派完全抗衡，但已為后世天臺宗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湛然表現出的宗派成見是十分明顯的，為此有時不惜割裂事實，曲為之說。譬如他講受學于方巖，只說蒙示以天臺教門，不談禪宗義理，恐怕不太準確。作為六祖大弟子的玄策絕不可能在教授弟子時只講天臺教法，不述本宗宗義。明明學過禪宗南宗禪法卻韙莫如深（可能湛然對此并不欣賞，否則他就成了禪宗傳人，不會是天臺高僧了），對于他未曾接觸過的北宗怎么會如此情有獨鐘呢！

　　 湛然批評過南宗是不錯的，但他針對的是整個禪宗，并非專對南宗。他在《止觀義例》中指出禪宗的禪法是”暗證”，證而無教作根據（5），但這是對整個禪宗的攻擊，南北宗都包括在內了。他為了說明天臺宗在傳承上也勝過禪宗，不惜改變宗史，把傅大士也拉過來為天臺教觀辯護。他在《止觀義例》卷上中引述相傳傅大士所作的《獨自詩》云：”獨自精，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融萬品，荊棘叢林何處生？獨自作，問我心中何所著，推撿四運并無生，千端萬緒何能縛？”道是”位居等覺”的東陽大士尚且以三臺宗的三觀四運為心要，表明一家教法不僅上承佛祖，還與作為彌勒化身的傅燮暗合，足見其高明。他還指出”設使印度一圣來儀，未若兜率二生垂降”，意思是說即便印度來的圣人菩提達摩很了不起，他也是來禮拜作為彌勒下生的傅大士的，含有以傅大士為天臺教祖之意，暗示天臺教祖遠勝禪宗為之驕傲的初祖。這只能視作對禪宗的攻擊，因為禪宗不論哪一宗派都將達摩奉為初祖。如果荊溪湛然真是北宗門徒，則他一方面為三祖請謚號，一方面又攻擊初祖，不是自相矛盾嗎？

　　因此，無論是從史事方面還是思想方面來看，荊溪湛然贊同北宗、攻擊南宗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試想當時天臺諸祖都未得朝廷尊號，已至暮年的湛然不想方設法為他們請加謚，卻大老遠跑到舒州為不相干的禪宗三祖求封賜，這對于宗派成見極深的湛然是多么難于想象呀！

　　 因此，對此只能解釋為當時存在兩個法名相同的湛然，一為天臺高僧，一為禪宗長老。禪宗的湛然不如天臺宗的湛然出名，只見了于獨孤及的《碑銘》，不見于后世禪宗及他派史料，可能他是在山谷寺潛修的禪者。

　　 禪宗之湛然雖非天臺之湛然，然二人時代相同，化地相近，故易于混淆。而后世又有與鵝湖大義（746-818）辯論之湛然法師，杜繼文先生同樣將其誤認為是天臺湛然，恐怕亦是同名易混所致。杜繼文在論述”無情有性”時云：

　　在當時提倡”無情有性”的是與牛頭宗關系密切的南陽慧忠，在天臺宗則是撰《金剛 》的湛然。湛然曾參與神龍寺法會，同洪州系有正面的交鋒，他登座宣稱：”佛道遐險，經劫無量，南鄙之人，欺紿后學”，大義斥其為盲者”迷信”（6）。

　　 鵝湖大義為馬祖弟子，據韋處厚《興福寺內道場供奉大德大義禪師碑銘》，大義俗姓徐，衢州須江人，幼年出世，童稚落發，二十受具戒，后從學道一于江西。大歷中宴坐于上饒郡西百里之鵝湖山，不久學者云集。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真出典是郡，通修津梁，為水所敗，乃請大義下山相助，結果工程進展順利，不久告成。”可能就在此后，大義進入長安，居慈恩寺”（7），由右神策護軍霍公表聞，為內供奉大德，與皇太子李誦關系密切。李誦即位為順宗，大義更受尊崇。順宗去位，大義回歸本郡。元和十三年（818）卒，年七十三，臘五十四。

　　《碑銘》更言，大義在與其時尚居儲宮的李誦”一言遂合”之后，”入內神龍寺法會，群僧有湛然法師者，登座云：’佛道遐險，經劫無量，南鄙之人，欺紿后學！’大師曰：’彼自迷性，盲者可咎白日耶！’順宗顧謂諸王曰：’彼不諭至道。’其儔叱下，數旬而卒”。

　　根據杜繼文先生自己的解釋，大義進入京師是在貞元初年之后，那么他參與神龍寺法會亦應在此之后，而荊溪湛然早已于建中三年（782）去世，何以參與在他卒后數年（貞元元年為785年）才舉行的法會呢？

　　若令荊溪湛然參與法會，這一法會就非得在建中三年（782）二月以前舉行不可。若要滿足這一條件，首先得使大義在貞元年前到過京師，其次須讓荊溪湛然晚年入京，這兩個前提恐怕都很難成立。

　　從順宗（當時尚為太子）的態度來看，他明顯是偏向大義的，這只能解釋為此事發生在二人結識之后。順宗大歷十四年（779）受封為宣王，建中元年（780）立為太子。根據碑文的記載，順宗是在被立為皇儲之后結識大義的，因此此事應當發生于建中元年（780）后。從這一方面來說，從理論倒是上存在著湛然參與神龍寺法會的可能性。

　　然而根據碑文的敘述及杜繼文先生的解釋，這種可能性事實是無法變成現實的。大義是在孝文皇帝（德宗）依靠神策軍統領李晟平定朱 之亂后進入長安，并由右神策軍護軍霍公推薦而為內道場大德的，他結識李誦當于此后。而靖難之事發生在貞元元年（784），因此其時早已去世的荊溪湛然還是無法同大義對話。

注釋：

（1）杜繼文《中國禪宗通史》197至19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國地名詞典》24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同上書791頁。

（4）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139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5）呂徵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167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6）杜繼文《中國禪宗通史》248頁。

（7）杜繼文《中國禪宗通史》238頁。

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