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佛教與儒道的斗爭與融合，是佛教適應中國本土文化、滲入中國本土文化，得以在中國扎根，并形成此后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鼎立格局的關鍵時期。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那時中國本土文化以儒道為代表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再加上中國本土士人對佛教了解甚少，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只是把佛教當成如同黃老道一樣的神仙方術來對待，附庸于道家（道教）。這種情況大概一直延續到西晉。

　　佛經的翻譯從漢末開始，經三國、西晉，迨至東晉，則開始了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佛典傳譯工作。而隨著翻譯佛典的傳播，以及中土士人對于佛教教義的深入了解和廣泛探討，人們認識到了佛教與道家（道教）在許多根本理論上的差別，開始要與道家（道教）區別開來，改變附庸于道家（道教）的地位，乃至要與道教一爭高下。南北朝時期佛道之間的斗爭與融合，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這一時期的佛道斗爭中，有一些是很無聊的，既沒有什么理論價值，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為了爭奪和論證本教的正統地位，雙方都編造了不少荒誕的謊言來攻擊對方，抬高自己。道教方面編造了一部《老子化胡經》，謊稱老子西行轉生為釋迦佛；佛教方面即如法炮制，也偽造各種文獻，或聲稱老子轉世為佛弟子迦葉，或分派迦葉轉生為老子等等。

　　通過這一時期的佛道斗爭，佛教廣泛地傳播了自己的教義和理論，使中土士人得以更多更深入地了解佛教教義和理論，而同時為了適應佛教在中土的生存和發展，一些中土佛教徒也在許多方面對佛教的教義和理論做了多方面的改變。

　　在中國佛教史上，偽造的經論數以這一時期為多。《開元釋教錄》卷十八“偽妄亂真錄”共載偽經三百九十部，其中約有一半以上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在這些偽經中，有些情況很值得注意。一是，《開元錄》中把四十三部抄經（如《抄華嚴經》、《抄法句譬喻經》等）列入偽妄亂真錄中，稱這些抄經均為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所抄，并把它們與其余的偽經放在一起評論，說：“并名濫真經，文句增減；或雜糅異義，別立名題。若從正收，恐玉石斯濫，若一例為偽，而推本有憑。進退二途，實難詮定，具依舊錄編之偽末。后學尋覽，幸詳得失耳。”這里的話說得比較客氣。在隋法經編撰的《眾經目錄》中指明為蕭子良所造的經只有八部，但他把這些經與其他偽經列在一起，總評曰：這些經“并號乖真。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謠讖；或前論世術，后托法詞；或引陰陽吉兇，或明神鬼禍福。諸如此比，偽妄灼然，今宜秘寢，以救世患。”這是主張禁止流通。

　　誠如《開元錄》作者所言，象蕭子良所抄的這類經，應當說都是“推本有憑”的，不好簡單地目之為偽，然而它增減文句、雜糅異義又不能說它是真經。兩錄站在維護佛教純正的立場上批評這些偽經，自無可厚非。但從他們的批評中，卻透露出了佛教在與道教的斗爭中，融進了大量道教的東西，以及悄悄地在本土化的消息。

　　在這些偽經中，一批題名為《安墓經》、《安冢經》、《安宅經》、《天公經》等等的經，即就這些經名言，即已足以印證《眾經目錄》作者評論中說的“或引陰陽吉兇，或明神鬼禍福”等，所言非虛了。這也可以說是從世俗化、大眾化方向的改造和發展。

　　至于那些記在蕭子良名下的抄經類偽經，則更多地是有見于佛經的煩瑣，為適合中土士人的口味，而做的精選、改編工作，其間自然也就免不了增減文句、雜糅異義。然這正是適應中國本土文化和中土士人思維習慣的一種改造和發展。

　　佛教中土化的進程，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特性的變化上見其端倪。諸如，印度佛教雜多而煩瑣的名相分析，逐漸為簡約和忘言得意的中土思維方法所取代；印度佛教強調苦行累修的解脫方法，則轉變為以智解頓悟為主的解脫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為世出世不二，乃至積極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