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歷史上，制訂或修訂“禮”是每個新興王朝取得政權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而維護“禮”和推行全民的“禮”教育，又是治國安民的頭等要務。因此，關于“禮”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內容十分豐富。

　　“禮”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其核心內容，經過近代以來從思想理論到革命實踐對封建“禮教”的激烈批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禮”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文化，除了研究歷史、考訂歷代典章制度還有些用處外，“禮”在現代社會和現實生活中已沒有什么價值了。其實，問題并不如此簡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文化，除了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內容外，還包含了諸如社會的基本倫理原則、道德規范、生活習俗，以及一般的“禮貌”、“禮節”、“禮儀”等等眾多的內容。其中大多與現代社會和現實生活還有著這樣那樣的血肉聯系，是不能簡單地不予理睬的。再則，如果我們從根本上來剖析和把握“禮”的精神的話，那么它無非是用來規范社會不同人群的名分和協調社會人際關系的一種原則，是一個社會基本倫理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所以，“禮”其實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沒有的。為了建設新時代的“禮”文化，研究我國豐富、深厚的傳統“禮”文化，實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二

　　荀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系統地，并富有創造性地闡發“禮”理論的思想家。雖說他的“禮”論完全是為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做論證的，但他關于“禮”的起源及其社會作用等許多問題的深刻分析，就是在今天也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從孔子到孟子，在論述人的本質時，強調的都是人的道德性，他們對“禮”的注意，主要也集中在“禮制”、“禮教”在協調社會成員倫理、道德方面的價值和作用。荀子則除了同樣講人的道德本質外，更注意到人類群體生存的特征。所以，他在講人與水火、草木、禽獸的本質差別在于人有“義”的同時，又強調指出人之所以能勝過萬物、支配萬物，就在于“人能群”。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而“群”又不能“無分”，“禮”“義”就是用來規定人“群”之“分”，而使此“群”體得以“和”（和諧）“一”（一致）的。荀子反復強調指出，“明分使群”乃是人類勝過萬物的根本所在，而這也成了他全部“禮”論的出發點。

　　荀子揭示的人類群體生存“明分使群”的理論，實際上就是講的人類的社會性問題。〔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就把荀子有關“群”的理論，看成與西方的“社會學”相當，因而他把斯賓塞（H. Spencer）《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書的書名意譯為《群學肄言》〕因此，與孔、孟相比較，荀子在重視“禮”的倫理、道德方面的作用同時，更著重強調了“禮”在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群體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這一點首先表現在荀子對“禮”的起源問題上的論述。他認為，“禮”起源于社會人群物質欲求分配的需要。他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這也就是說，通過“禮”，確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名分，然后按照名分來分配，以滿足社會每個成員的物質欲求，以避免因物欲爭奪而造成的社會混亂。

　　荀子十分重視“禮”在調節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使用，以及促使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嘗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富國》）何謂“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荀子的回答是：“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對此，唐代的楊倞解釋說：“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這是說要以“禮”來節制社會財富的消費，保證社會有充裕的物質財富。所以，荀子告誡說：“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任義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反之，“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室矣。”（同前）

　　無庸諱言，荀子“禮”論的核心，同樣也是為了論證和維護“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但他不象孔、孟那樣只從抽象的人性論上立論，而是能從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使用等經濟利益上來立論，這也是他的理論比孔、孟深刻的地方。

　　荀子能看到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制訂“禮”“義”制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正面肯定了“人生而有欲”，且“不能無求”的本性，這也是他“性惡”論的立論基礎。荀子指出“性惡”的事實，并不是說他主張放任人對欲求的無限度追求。如上所述，他認為“禮”的社會作用正在于合理地滿足社會上每個人的欲求，因此讓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了解“禮”，遵守“禮”是十分必要的。

　　孔、孟都曾有過富而后教的思想，荀子則更為深刻地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兩句話：“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大略》）他主張通過禮義教育，“化性起偽”，使社會每一個成員都來自覺地遵守“禮”，富而有教。

　　在制訂“禮制”方面，荀子是一位充分注重現實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注意傳統的繼承，同時又強調應時的變革。他有一句名言，說：“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王霸》）這里既有繼承也有創新，可說是他關于制訂“禮制”的基本原則之一。此外，他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制訂“禮制”的原則，那就是他說的：“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無）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大略》）

三

　　荀子關于“禮”的全部理論，都是與他的“群居和一”的政治理想密切相關的。對于《禮記·禮運》篇中所描繪的“大同”理想社會，人們都比較熟悉，而對于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的理想社會就不一定那么了解了。相對而言，《禮運》中所描繪的“大同”理想，帶有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或者說“空想”的成份，而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的理想，則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主義性格。

　　具體說來，《禮運》的“大同”社會，建立在社會貧富貴賤等級差別已消除，甚至個人私有的觀念也已不再存在的理想之上的。而荀子心目中的“群居和一”社會，則完全是建立在當時封建宗法等級社會現實之上的理想政治，而不是一種超脫現實的理想。所以，他是這樣來描述“群居和一”的：“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榮辱》）如果從抽象的道理上來講，那就是所謂的：“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則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禮論》）

　　荀子所講的“和一”中，“和”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沒有為滿足個人欲求而引起的爭斗和混亂；“一”則包含由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社會上下的“同心一致”，一是指在等級差異中體現出來的“齊一”原則。關于“同心一致”無須做更多的解釋，而對在等級差異中體現出來的“齊一”原則，則需要做些說明。在荀子看來，一個沒有貴賤等級差別的社會是不僅不可能達到和平安定，相反會產生種種的爭斗和混亂。他說：“分均則不遍，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

　　這里，荀子把貧富貴賤的等級差別，看作天經地義之事，那是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決定的。然而，他論述中發揮的“維齊非齊”的道理，或者說通過“禮制”的規范，在合理的等級差異中獲得某種相對的“齊一”，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有序而和諧一致的思想，還是很值得深思的。盡管向往有朝一日實現一個沒有任何等級差別的社會和世界，是古往今來無數仁人志事的崇高理想。然而在現實中，迄今為止，又有那一個社會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等級差異呢？事實上，即使在消滅了階級的等級差異后，由于人們社會分工的不同，也仍然會有智力、能力、權力上的差別，不可能絕對“均”“齊”，那時也許更需要通過某種“禮制”來協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