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歷史上，制訂或修訂“禮”是每個新興王朝取得政權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而維護“禮”和推行全民的“禮”教育，又是治國安民的頭等要務。因此，關于“禮”的研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內容十分豐富。

　　“禮”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為其核心內容，經過近代以來從思想理論到革命實踐對封建“禮教”的激烈批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禮”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文化，除了研究歷史、考訂歷代典章制度還有些用處外，“禮”在現代社會和現實生活中已沒有什么價值了。其實，問題并不如此簡單，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禮”文化，除了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內容外，還包含了諸如社會的基本倫理原則、道德規(guī)范、生活習俗，以及一般的“禮貌”、“禮節(jié)”、“禮儀”等等眾多的內容。其中大多與現代社會和現實生活還有著這樣那樣的血肉聯(lián)系，是不能簡單地不予理睬的。再則，如果我們從根本上來剖析和把握“禮”的精神的話，那么它無非是用來規(guī)范社會不同人群的名分和協(xié)調社會人際關系的一種原則，是一個社會基本倫理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所以，“禮”其實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沒有的。為了建設新時代的“禮”文化，研究我國豐富、深厚的傳統(tǒng)“禮”文化，實在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

二

　　荀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系統(tǒng)地，并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闡發(fā)“禮”理論的思想家。雖說他的“禮”論完全是為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做論證的，但他關于“禮”的起源及其社會作用等許多問題的深刻分析，就是在今天也還是有啟發(fā)意義的。

　　從孔子到孟子，在論述人的本質時，強調的都是人的道德性，他們對“禮”的注意，主要也集中在“禮制”、“禮教”在協(xié)調社會成員倫理、道德方面的價值和作用。荀子則除了同樣講人的道德本質外，更注意到人類群體生存的特征。所以，他在講人與水火、草木、禽獸的本質差別在于人有“義”的同時，又強調指出人之所以能勝過萬物、支配萬物，就在于“人能群”。荀子認為，“人生不能無群”，而“群”又不能“無分”，“禮”“義”就是用來規(guī)定人“群”之“分”，而使此“群”體得以“和”（和諧）“一”（一致）的。荀子反復強調指出，“明分使群”乃是人類勝過萬物的根本所在，而這也成了他全部“禮”論的出發(fā)點。

　　荀子揭示的人類群體生存“明分使群”的理論，實際上就是講的人類的社會性問題。〔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就把荀子有關“群”的理論，看成與西方的“社會學”相當，因而他把斯賓塞（H. Spencer）《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書的書名意譯為《群學肄言》〕因此，與孔、孟相比較，荀子在重視“禮”的倫理、道德方面的作用同時，更著重強調了“禮”在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群體關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這一點首先表現在荀子對“禮”的起源問題上的論述。他認為，“禮”起源于社會人群物質欲求分配的需要。他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這也就是說，通過“禮”，確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名分，然后按照名分來分配，以滿足社會每個成員的物質欲求，以避免因物欲爭奪而造成的社會混亂。

　　荀子十分重視“禮”在調節(jié)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使用，以及促使社會經濟發(fā)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嘗說：“足國之道，節(jié)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jié)用以禮，裕民以政。”（《富國》）何謂“節(jié)用以禮，裕民以政”？荀子的回答是：“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jié)用之”。對此，唐代的楊倞解釋說：“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這是說要以“禮”來節(jié)制社會財富的消費，保證社會有充裕的物質財富。所以，荀子告誡說：“故知節(jié)用裕民，則必有任義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反之，“或以無禮節(jié)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室矣。”（同前）

　　無庸諱言，荀子“禮”論的核心，同樣也是為了論證和維護“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但他不象孔、孟那樣只從抽象的人性論上立論，而是能從社會物質財富的分配、使用等經濟利益上來立論，這也是他的理論比孔、孟深刻的地方。

　　荀子能看到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制訂“禮”“義”制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正面肯定了“人生而有欲”，且“不能無求”的本性，這也是他“性惡”論的立論基礎。荀子指出“性惡”的事實，并不是說他主張放任人對欲求的無限度追求。如上所述，他認為“禮”的社會作用正在于合理地滿足社會上每個人的欲求，因此讓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了解“禮”，遵守“禮”是十分必要的。

　　孔、孟都曾有過富而后教的思想，荀子則更為深刻地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兩句話：“不富無以養(yǎng)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大略》）他主張通過禮義教育，“化性起偽”，使社會每一個成員都來自覺地遵守“禮”，富而有教。

　　在制訂“禮制”方面，荀子是一位充分注重現實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注意傳統(tǒng)的繼承，同時又強調應時的變革。他有一句名言，說：“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王霸》）這里既有繼承也有創(chuàng)新，可說是他關于制訂“禮制”的基本原則之一。此外，他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制訂“禮制”的原則，那就是他說的：“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無）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大略》）

三

　　荀子關于“禮”的全部理論，都是與他的“群居和一”的政治理想密切相關的。對于《禮記·禮運》篇中所描繪的“大同”理想社會，人們都比較熟悉，而對于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的理想社會就不一定那么了解了。相對而言，《禮運》中所描繪的“大同”理想，帶有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或者說“空想”的成份，而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的理想，則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主義性格。

　　具體說來，《禮運》的“大同”社會，建立在社會貧富貴賤等級差別已消除，甚至個人私有的觀念也已不再存在的理想之上的。而荀子心目中的“群居和一”社會，則完全是建立在當時封建宗法等級社會現實之上的理想政治，而不是一種超脫現實的理想。所以，他是這樣來描述“群居和一”的：“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榮辱》）如果從抽象的道理上來講，那就是所謂的：“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則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矣。”（《禮論》）

　　荀子所講的“和一”中，“和”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沒有為滿足個人欲求而引起的爭斗和混亂；“一”則包含由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社會上下的“同心一致”，一是指在等級差異中體現出來的“齊一”原則。關于“同心一致”無須做更多的解釋，而對在等級差異中體現出來的“齊一”原則，則需要做些說明。在荀子看來，一個沒有貴賤等級差別的社會是不僅不可能達到和平安定，相反會產生種種的爭斗和混亂。他說：“分均則不遍，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yǎng)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王制》）

　　這里，荀子把貧富貴賤的等級差別，看作天經地義之事，那是有其時代的局限性決定的。然而，他論述中發(fā)揮的“維齊非齊”的道理，或者說通過“禮制”的規(guī)范，在合理的等級差異中獲得某種相對的“齊一”，從而使整個社會達到有序而和諧一致的思想，還是很值得深思的。盡管向往有朝一日實現一個沒有任何等級差別的社會和世界，是古往今來無數仁人志事的崇高理想。然而在現實中，迄今為止，又有那一個社會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等級差異呢？事實上，即使在消滅了階級的等級差異后，由于人們社會分工的不同，也仍然會有智力、能力、權力上的差別，不可能絕對“均”“齊”，那時也許更需要通過某種“禮制”來協(xié)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