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化，一般指的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變革進程。在世界近代史上，這個現代化進程首先是從西歐開始的，然后擴大到歐洲其他地區和北美。而廣大的亞非拉美地區，除日本外，由于遭受殖民主義的侵略和略奪，直至本世紀4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才先后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逐步走上現代化的進程。它將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歷程，這也就是目前世界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

　　亞洲的許多國家（如中國、日本、印度等），至17、18世紀時，在其封建社會內部也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了，或遲或早、或快或慢地也將獨立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歐美資本主義的殖民侵略，改變了亞洲這些國家的自然發展進程。在種種內外復雜因素的影響下，個別國家，如日本，加快了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變革，成為亞洲最早的資本主義強國，并且加入了歐美殖民主義者的行列，一起來侵略和奴役亞洲的其他國家和民族。而其他所有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則由于淪為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經濟、政治都被畸形地發展了；從而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被迫走上了一條艱難曲折、坎坷不平的道路。因而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深刻加以歷史反思的題目。關于東方文化與現代化，特別是與東方國家現代化的關系問題，就是一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值得深刻加以歷史反思的題目之一。

　　由于上述歷史的原因，東方國家在建設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都遇到了一個向西方學習的問題。

　　開始時，東方國家主要是為歐美資本主義的“船堅炮利”所震動，以為歐美的強大只是科技上的先進、物質上的富裕，所以當時東方國家的一些進步政治家、思想家的著眼點，? 集中在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上，以求富國強兵，如，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其中的“夷之長技”，即主要指西方國家的先進科技。同時期日本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的“西洋藝術”，也是就西方科技而言的。

　　以后，人們認識到，歐美諸國科技之所以先進、物質之所以富裕，是由于他們進行了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國家科技、物質的快速發展。因此進而積極宣傳西方的“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鼓吹立憲、開議院，學習歐美政體，推行變法改制。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戊戍變法，都是在這種認識下發動起來的，然而由于復雜的內外原因，前者取得了成功，后者則失敗了。

　　與此同時，人們對西方文化也進行了多方位的比較，試圖從總體文化方面來探求一下東西方國家間所存在的強弱差別的原因。由于當時的東方國家大多處于落后、貧弱的地位，而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先進、富強的現成榜樣，因此，在人們的思想上很自然地會把先進、富強與西方文化聯系在一起，從而認為，要改變東方落后、貧弱狀況，只有向西東學習，積極全面地引進西方文化。而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東方文化，則視作是邁向現代化的嚴重障礙，給予激烈地批判和否定。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人們在現代化與西方化這兩個概念之間是劃等號的，可以說，所有的東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沒有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沖擊的，無論在思想輿論導向上還是在社會改革實踐中，“西化”都曾是東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股主要的潮流。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要求用以講求科學與民主為核心的近代西方化來改革東方各國的落后現狀，應當說是一大批先進的東方人的合理奮斗目標，是一股符合時代要求的進步潮流，而當時人們對東方文化所持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也主要是從其落伍于時代，與近代西方文化相比所顯現出的強烈的時代差距等方面提出來的，那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時至今日，文化上的全盤西化論和民族虛無主義，在東方世界中還有相當的影響。不僅有一些人還在那里積極地鼓吹，而且在社會現實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實際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嚴重社會問題，這些已引起了東西方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和思考。

　　其實，近代西方文化遠不是完美無缺的，特別是經過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著現代高科技的發展，近代西方文化內在的偏頗和弊端（包括民主和科學各方面），日益暴露出來了。同時，本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戰后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以及東亞地區“四小龍”（臺灣、香港、南朝鮮、新加坡）經濟上奇跡般的騰飛，顯示出了東方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某些特色。其中那些與東方文化相關連的特色，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的廣泛重視和研究。因此，在今天的歷史環境下，很有必要對東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如何正確地對待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等問題，加以深刻的歷史反思。

　　歷史的反思并不是要人們去糾纏于那些歷史的陳年舊賬，也不在于簡單地去判清那些歷史上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人們從中找尋出現在和未來前進的道路和方向，并根據現實進行新的探索和規劃。根據當前東亞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取得的經驗和所提出的問題，在如何對待東方文化的問題上，我認為有許多方面是需要人們去認真進行探索和規劃的。

　　在當今信息時代，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相互吸收和融合，已成必然趨勢。而與此同時，文化多元化和尋求保存不同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特質的尋根意識，也在不斷地增長。我們既不應因融合而拋棄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質，也不應因保存民族傳統文化特質而拒絕交流、吸收和融合。對于這兩種時代的趨勢，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應當在認識上和行動上有一種自覺。如上所述，近代以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造成了許多東方人在文化問題上的一種偏識，即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對東方文化自慚形穢。因此，對于東方人來說，提高對于東方文化的自覺，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東方人的這種文化上的自覺，首先應當糾正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偏識。這種偏識主要是由于有些人只強調東西文化之間的古今區別而造成的。其實，東西方文化之間有許多方面的差異，特別是某些思想觀念和方法上的差異，反映了人類文化形態的豐富性、多樣性，是不能完全用古今差異來概括的。它是由不同區域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積淀起來的文化差異。這兩者，同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寶貴財富，它們相輔相成，互補互進，而不應當強分優劣高下，是一非一，存一去一。

　　本世紀30年代，在中國文化思想界曾經發生過一場關于現代化與西方化、中國本位文化與西方文化關系的大爭論，其中有些觀點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例如，當時有不少學者就明確指出，“‘科學化’與‘近代化’，并不與‘歐化’同義，所以我們雖科學化近代化而不必歐化。”（劉挈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1935年6月，引自《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1990年3月，北京大學出版社）或者說，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他們認為，就中國的現代化來說，簡要地講既要“將中國所有，西洋所無的東西，本著現在的智識、經驗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同時也需“將西洋所有，但在現在并未合理化或適應的事情，與以合理化或適用化。”（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1985年4月、引同前書）這種強調不論是對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應本著“現在”的立場去加以“合理化或適用化”的思想，即使在今大也還是有啟發的。又如，當時也有相當多的學者已強烈地意識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過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主體自覺的重要性。有的學者講，“一個民族失了自主性，決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為他族所征服而已。”所以，只有“恢復中國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體資格。”（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1935年1月，引同前書）有的學者則說，“沒有本位意識，是絕對不可與外來文化接觸的”，提出了在文化上應堅持“不忘自己”、“為的自己”和“不獨化，不同化”的原則。“不獨化”是說，“我們應該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關性，不可閉關自守的企求復古”；“不同化”是說，“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獨立自尊的文化與民族，不可在與歐美文化接觸之時，便為歐美文化所同化。”（同前引劉挈敖文）總之，在文化問題上，“自大心是不可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卻是絕對離了不可的。盲目的保守固然危險，隨便亂化也是笑話。”（同前引張熙若文）這些論說，體現了一種現實的態度，一種堅持以民族文化為主體的獨立自強精神，它也是我們今天所應當堅持的。

　　近代西方文化之所以相對先進于東方文化，是因為它經過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幾個世紀的艱苦變革，實現了從中世紀向近代化轉變的緣故。而并不像有些人所胡謅的那樣，它自古以來就先進于東方文化。因此，同樣地，東方文化只要經過艱苦的變革，實現向現代化的轉變，是能夠與西方文化并駕齊驅的。這是我們東方人文化自覺的一個重要方面，即應當積極地、自覺地去做使東方文化向現代轉化的工作。有些人曾斷言，中國文化（包括東方文化）缺乏自我更新的機制，不可能實現向現代化的轉化。這種說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事實上也是沒有根據的。首先，人們無法理解，一種缺乏自我更新機制的文化，何以能延續至數千年之久。其次，所謂“自我更新機制”的提法也是含混不清的。如果說，“自我更新機制”是指排斥任何外來的刺激，以及吸收、融合外來的東西，那末，可以說世界上找不到一種文化是具有“自我更新機制”的。說穿了，那些斷言東方文化缺乏自我更新機制的人，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反證西方文化之富于“自我更新機制”，可是，他們忘記了，或者說故意回避了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那就是歐洲在文藝復興前后強烈追求東方文化刺激的情景，以及東方文化中濃厚人文主義色彩的思想理論，在西方文化從中世紀神學樊籠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所起過的巨大影響。因此，更新總是與一定的外來刺激和借鑒、吸收、融合等分不開的。我們堅信，經過東方各國各民族的共同努力，通過積極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營養，東方傳統文化是能夠實現向現代化轉化的，是能夠適應并推動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和進程的。

　　凡是不帶偏見的人，都能看到東方文化中蘊含著大量人類智慧的精華，它不僅對世界古代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還將對今日世界和未來世界的文化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過去，由于受西方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對于東方文化中那些素樸的、非實證（或待實證）的、重人文的學說和方法大都持一種否定態度，把它們貶之為非科學的、神秘主義的玄學，并期待著科學去把它們淘汰、消滅。例如中醫中藥，在本世紀前半個世紀中就被不少人看作是中國科學落后的標志之一。在上述30年代的那場文化論戰中，就有人痛心疾首地說，所謂“國醫”，“明明白白的是一種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產物，絕對沒有資格和科學的醫術抗衡”，并且斷言“我相信，經過長時間的淘汰，‘國醫’是一定要消滅的”。（梁實秋：《自信力與夸大狂》，1935年6月，引同前書）在那個時代，發表這類帶有強烈偏見的議論是不足為怪的，對于議者的心情也是可以諒解的。不過事實和歷史的發展證明，中醫中藥絕不是“一種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產物”，相反，它是東方文化中一筆極為珍貴的財富；中醫中藥也不是“絕對沒有資格和科學的醫術抗衡”的，相反，恰恰是它在許多方面比之所謂的“科學的醫術”更具科學性。目前，中醫中藥的實際醫療效果已得到了世界的普遍承認，中醫中藥的理論也引起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的研究興趣。通過中西醫的結合和運用現代科學方法、技術手段，中醫中藥的實踐和理論中的包含的科學內容，正在不斷地被人們發現和認識。中醫中藥的實踐和理論已經開始，并且正在迅速地向現代化轉化。現在，可以斷言，中醫中藥不僅不會被淘汰和消滅，相反將得到積極的肯定和發展。同時，可以相信，與此相同的其他東方傳統醫術，如中國的藏醫，印度的醫明（梵語cikitsa—vidya），日本的和醫等，也不會被簡單地淘汰和消滅，在積極吸收現代醫學理論、方法、技術后，其中的精華必將得到發展，而形成為現代藏醫、現代印度醫明和現代和醫。

　　又如，在傳統東方文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中（以中國的儒、釋、道為例），是比較側重于個體經驗的體認和直接把握，比較側重于事物之間的聯系和整體直觀的，而缺少理性分析和概念推理。因此，當近代西方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以及哲學中的理性主義、邏輯分析方法等傳入東方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似乎只有實證的、理性的、分析的才是唯一科學的認識和方法，而對傳統東方文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則予以嚴厲的批評和否定。不可否認，缺少實證、理性、分析是傳統東方文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的一大缺陷。但并不能由此斷言個體經驗體認和整體直觀的方法就只有否定的一面。事實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在理論上至今還沒有一個一致的意見。同時，隨著現代科學的日益深入發展，人們已開始明顯地感覺到，實證和分析的方法也不是萬能的，它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而帶有強烈隨機性的體認和直觀的方法也并非一無是處。目前，東方人的思維方法已引起廣大自然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的濃厚興趣。可以相信，傳統東方文化中豐富的有關體認和直觀思維方法的資料，經過選擇和改造，定將轉化為發展現代思維科學的有益養料。

　　傳統文化在現代轉化中，具有多方面的發展和應用的可能，而不是固定的、單向性的，也就是說，原來發生或應用于某一方面的理論、觀點、原則，經過改造和轉化，并不一定必須或只能應用于原來的范圍，而完全可以靈活變通，推廣到其他廣闊的領域中去。在東方文化的寶庫中，有豐富的協調各種人際關系的倫理理論和原則。在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后，有許多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還是適用于現代社會的人際關系的。這些原則對于當今一些發達國家中，一切以物質利益為中心而造成的冷漠的家庭關系和社會關系，可能起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時，這些倫理理論和原則也可以推廣到其他方面去。如目前，在東亞的日本、新加坡等國，他們借用《孫子兵法》中的軍事理論和原則，融會《論語》中的倫理理論和原則等，將其運用于現代企業的管理和經營中去，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有關這方面的經驗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其中體現了濃厚的東方文化的色彩，提供了東方文化向現代化轉化，為現代化服務的有力實例。因而它同樣也引起了東西方世界的廣泛矚目。

　　東亞開始走向現代化，應引起我們對于東方文化的歷史反思；通過歷史的反思，應建立起我們對于東方文化的自覺、自尊和自信。讓我們團結合作，共同努力，積極開發東方文化這座寶庫，務使東方智慧日進日新。我相信，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里，東方文化必將在顯示其古老光輝的同時，展現出它嶄新的現代風采，并與西方文化一起，為人類更美好的未來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原載于《東方文化與現代化》，時事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