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運動，理應以探討新文化建設作為主題，然而我為什么卻要做一篇“論傳統文化”的文章呢？因為我認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迄今七十年來，在文化問題上，從理論到實踐，傳統文化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人們的頭腦。無論是持否定意見者還是持肯定意見者，無不在傳統文化問題上大做文章，以論證其否定或肯定的理由。同時，“五四”以后盡管對吸收西方文化問題還存在著種種分歧的意見，但已很難找到根本否定或完全拒絕吸收西方文化的觀點了，相反，徹底否定我國傳統文化的論調倒是不絕于文。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五四”以來關于東西（或中西）文化之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爭其關鍵似乎更在于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問題已成了新文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個癥結。這樣，從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角度探討一下“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也就很有必要了。

一

　　四十九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其名著《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做過如下的論述：“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如今也有學者說，五四精神就是徹底的“反傳統”。然而，在七十年后的當今中國社會現實中，人們在許多方面卻仍然感受到封建主義和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面對這一社會現實，有人就認為“五四”以來在文化領域里的反封建，或者說對傳統的清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封建文化與傳統之間往往是劃等號的）還遠不夠徹底。于是他們說，中國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一些人甚至斷言，中國的傳統文化從其發生的根源上，就決定了它不可能生長出或（經過調整而）適應于現代工業社會。因此，近年來伴同文化論上的“全盤西化”而來的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調子也越唱越高了。我認為，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討論文化問題不能離開所處的歷史環境。“五四”時期面對的歷史環境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勢力在政治上的復辟，封建生產方式還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封建的舊道德舊文學是社會文化的主流。而七十年后的今天，盡管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還殘留著不少封建的東西，但從整個歷史環境來講，已與“五四”時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封建的東西不再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和主流了。而且我們還應當看到，某些封建的東西之所以得以殘留至今，是由于它已與“五四”以來輸入的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腐朽東西結合在一起的緣故。因此，無視“五四”以后七十年來，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而籠統地提出“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是不甚恰當的。

　　同時，傳統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是在歷史的延續中積淀起來的，又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遷的。沒有延續和積淀就談不上傳統，同樣沒有發展和變遷也就沒有傳統，因此，不同歷史時期的傳統，其內涵是有發展變化的。如果我們對傳統作一歷史考察的話，那末將會看到，隨著歷史的發展一些傳統會成為歷史的陳跡而被送進博物館，另一些傳統則在經過調整（批判舊義，開發新意）以后，與新生的文化因素和社會環境相結合而被承繼下來，并發展為新的傳統。因此，從今天的社會現實來檢討傳統的話，那么我們的眼光主要應當放在“五四”以后，甚至新中國成立以來四十年中所形成的某些傳統上。正如同四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人在整風運動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檢討“五四”以后新出現的“洋八股”、“洋教條”那樣，而不是把眼光繼續停留在“五四”時期所已經檢討過的老傳統上面。那時，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說：“‘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后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又說：“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形式主義的束縛。”這些論述，在我們今天檢討傳統問題時，也還是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的。同樣，如果說有某種傳統的東西在阻礙著我國當前的現代化，那末它也主要是在近七十年，以至近四十年來所形成的某種新八股、新教條傳統，而主要不是“五四”以前的老八股、老教條傳統，當然更不需遠責之于鴻蒙初創時期的先民文化傳統了。

　　“五四”以來七十年間，從某些方面講確實也存在著對于傳統文化的檢討不夠徹底的情況，但是我認為，更不夠的倒可能是對于傳統文化缺乏全面科學的研究，理智的分析，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對它做實際的轉換工作等。總觀“五四”時期直至八十年代有關文化問題論爭的文章，其中議及傳統文化處（無論其持否定觀點還是持肯定觀點）可以說絕大部分的論述是感情用事勝過于理智分析，并以各取所需代替了全面的科學研究。在一部分人中，“五四”時期那種好就一切皆好，壞就一切皆壞的形式主義遺風仍甚盛行。今天，我們如果尚不能擺脫這種思維模式的話，那末再過七十年，問題也依然如故。傳統文化的問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際問題。日本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永田廣志在其《日本哲學思想史》一書的序中說：“過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應一味地贊美。不論我們如何想唾棄它，而它也是現代有著血肉的聯系；另一方面，不論我們如何想贊美它，而它已經不能按照原來的樣子復活。”我是很贊同他的意見的。

　　有一些人總是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不斬斷與傳統的聯系，就無法實現現代化。我認為，這種說法在理論上是沒有說服力的，在實際上則不僅行不通，而且是有害的。目前，從理論上論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不可協調的論文，當以《河殤》解說詞最有代表性。它追根溯源，縱論古今，橫比中外，粗粗一看似乎對中華文化弊端之揭示頗不乏醒世之筆。然而，我覺得該文對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不可協調，因而必須徹底拋棄傳統文化的論證，仍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如果說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對立的、不可協調的話，那末該文在論證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工業文明不可協調的同時，卻又在竭力論證西方傳統文化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必然聯系，證明現代工業文明是在西方傳統文化中發生發展起來的，這不是同樣在肯定現代與傳統文化有著血肉的聯系嗎？如果說只有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工業文明不可協調，那末我認為，在今天做這樣肯定的結論也似乎還為時過早。一則，近代中國存在著接受現代工業文明的事實，盡管這種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是有限的，是不徹底的，或者如有人所說那樣是嚴重走了樣的，然而它畢竟是接受的。而且，正因為有這種因素的進入，才發生了文化上、觀念上中外古今的矛盾沖突，這完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管此種矛盾沖突尖銳到什么程度，也只能說明我們暫時沒有調整好，而無法直接推斷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與現代工業文明協調的結論。再則，結合臺灣地區以及亞洲其他一批與中國有相同傳統文化的現代工業國家的現實狀況，更得不出中國傳統文化一定不可能與現代工業文明協調的結論。看來，“換血”說也好，“換色”說也好，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其根據都是不夠充足的，實難令人信服。

　　既然傳統與現代的血肉聯系是不依人們主觀意愿而客觀存在著的，那對于傳統文化就不能是只有否定的一面，而還應當有肯定的一面。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否定和肯定，既不是指簡單的拋棄，也不是指原封不動的保存，而是從現代社會的實際出發，按照需要和可能，對傳統文化擇其善者而調整之，使其適應新的社會機制，為現代社會服務。關于有沒有必要對傳統文化進行適應現代社會機制的調整，以及傳統文化有沒有可能實現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人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持上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根本對立觀點的人，當然認為傳統文化根本不可能實現向現代的轉變，因而也就根本不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什么調整。此外，也有一些人由于過分強調文化的所謂整體性，認為對傳統文化要拋棄就只能全部拋棄，（同樣，他們認為對西方文化要接受也只能全盤接受），從而否定了傳統文化有繼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實，傳統文化既有其整體性的一面，也有其可分解的一面；既有其固定性的一面，也有其可再塑造的一面。正因為傳統文化有這樣一些共存的兩面特性，才表現為歷史過程中傳統的階段性和連續性。如果只能整體接受整體拋棄，那末歷史就只有跳躍而沒有連續，還有什么傳統可言？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有可能實現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而且對傳統文化進行適應現代社會機制的調整也是十分必要的。這里，現代人對于傳統文化的自覺和主動的擇善調整是問題的關鍵。然而，在這個問題上，由于長期以來理論上的混亂，致使人們在實踐上無所適從。而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我們如果不能主動地用優秀傳統文化去迎接和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并從中調整和發展傳統文化、建設新文化，那末，傳統文化中腐朽落后的東西卻有可能在吸收外來文化招牌的掩蓋下沉渣泛起，或者與外來文化中的糟粕結合起來，影響社會。因此，只是一味地否定傳統、批判傳統，而不去發展傳統、利用傳統，不僅在理論上是偏激的，而且對社會也是不負責任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個“最高指示”在社會上十分流行，即所謂：“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于是一些人認為，只要破了舊的，新的就會自動地立起來，然而其結果卻往往是只有破而沒有立。其實，所謂“不破不立”的說法，只是說破是立的前題和條件，如果在破的同時或是破了以后，人們不去做踏踏實實的立的工作，那是不會有什么東西自動地立起來的。而在立的工作中除了創造和吸收新文化外，調整和發展傳統文化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從這一點來講，做立的工作也許比做破的工作要艱巨得多，而不會象說的那樣輕松。

二

　　馬克思主義傳入我國后，它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同樣遇到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由于歷史環境的影響，我國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領導人，對于傳統文化也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陳獨秀主張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人們所熟知的。如他在“五四”時期曾十分明確地說：“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什么國情的鬼話來搗亂”①。其后，王明等人的教條主義，一切照搬外國經驗，言必稱希臘，其否定傳統文化尤為激烈。抗日戰爭時期，在清算王明等教條主義時，毛澤東等提出了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觀點，注意到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總結說：“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945年他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又一次強調說：“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這些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論，在當時發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它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起了不要忽視與低估的作用。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也走了很大的彎路。五十年代全盤照搬蘇聯模式，無視我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使我們又一次吃了很大的虧，其教訓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同時，從五十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開始到六十年代初，接連不斷地開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梁漱溟的批判，對胡風的批判，對胡適的批判，對所謂“.抽象繼承法”的批判，對“歷史主義方法”的批判等運動。在這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一些人把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絕對化，并用它去判定傳統思想文化的性質，決定其取舍。由于以往的歷史，除原始社會外都是階級社會，都是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因此，在歷史傳統思想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當然也是剝削階級的思想文化。這種剝削階級的傳統思想文化，經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一分析，那末，除了把它徹底拋棄外，還能有什么別的選擇呢？這樣，盡管我們也還是不斷地堅持說，對于歷史文化遺產不應當抱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應當批判地繼承等等，但往往經過階級分析方法一過濾，所謂批判地繼承也就完全成了一句空話。又如，在這一時期也曾提出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大張旗鼓地批判“封、資、修”和“大、洋、古”。而且在實際中，把許多歷史論文和文藝作品，按某些人的好惡或某種政治需要，任意地判之為所謂的“厚古薄今”、“借古諷今”、“頌古非今”等，然后加以嚴厲地批判，甚至扣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在這種情況下，弄得人們無所適從，當然也就談不上正常地去研究傳統文化，正確地做到“古為今用”了。到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一伙一方面竭力鼓吹大破“四舊”，徹底否定一切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則隨心所欲地裁剪歷史、歪曲傳統文化，炮制所謂的“儒法斗爭史”，大肆吹捧主要為中國封建社會專制獨裁主義論證的法家理論。這種集歷史虛無主義與實用主義于一體的怪現象，正是長期以來人們未能正確對待傳統文化所導致的結果。這也證明，人們如果不能及時地去調整傳統文化的機制，主動地吸收優秀傳統文化，那末歷史的沉渣就會泛起，傳統的糟粕就會流播。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以能夠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多次生死挫折后，從思想上認識到了只有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道理，那末，馬克思主義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勝利，同樣也離不開和中國社會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基本的認識。今天，我們提出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在經歷了相當的坎坷之后，才取得這一認識的。然而，怎樣才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對此，誰也一下子說不清，而有待于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作進一步的探討。但既叫做中國特色，則當然不能是與中國的傳統毫無聯系的。因此，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中正確對待和積極吸收傳統文化，顯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同化力十分強大，什么文化傳入中國都會被同化，或者被染污而變味、走樣。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也變了樣，染上了嚴重的封建主義色彩等等。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首先，兩種不同文化相遇后，必然會互相影響，因此，任何一種文化傳入其它文化地區后，發生走樣的現象是完全正常的，原封不動反倒是不正常的。其次，不能把一部分共產黨員頭腦中殘存的封建主義意識，簡單上升為馬克思主義的被封建化，也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籠統歸結為封建主義的影響。再次，所謂同化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正當你說某種文化被你同化了的同時，你也正在被你同化的某種文化所同化，而且從另一個角度看，所謂的被同化又何嘗不可以說是一種適應環境的變更和發展呢？例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發展為中國佛教，從一個角度講，也可以說佛教被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更應當說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的環境而進行的變更和發展。人們所以稱之為中國佛教，是因為其理論中具有了中國的特色，而其理論的主體則依然保持著佛教的基調。因此，佛教還是佛教，并沒有因其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就改稱它為儒家或道教。同時，也正是由于中國佛教的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促進了儒家和道教的發展，產生了宋明時期的新儒家。

　　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如果不能積極融合、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要想真正在中國扎下根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在中國的外國馬克思主義（或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然而，如上所述，長期以來由于理論上的不明確和多變，以及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我們并沒有能夠正確處理好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而今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四人幫”煽動起來的那股新的反傳統的思潮，在社會上似乎也還有相當的影響。一些人從否定“封建主義”傳統發展到了否定“馬克思主義”傳統，從而使一部分人完全喪失了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信念，精神失去了依托，思想出現了空白；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既然“封建主義”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傳統都不靈了，那就理所當然地只有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傳統和文化才能救今日之中國。上述情況充分表明，由于人們盲目地反傳統，致使一些人喪失了民族的自我主體意識，失去了對民族文化自新自強能力的根本信心。這一社會思潮的蔓延，是應當引起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深刻反省的。我們必須加緊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建設，以充實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民族自我主體意識。人們很難期望一個徹底鄙棄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人，能為民族的興旺和發展作出什么貢獻。因此，在新文化的建設中，人們要以博大的胸懷，深遠的眼光，認真吸收全人類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包括外國的和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遺產，以充實和發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此事早就該做，于今再也不能延誤了。

　　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實現傳統的文化的向現代化轉化，其方法和途徑應當是多樣的。除了為馬克思主義所吸收和發揚者外，也應當允許傳統文化在某種舊形式下的自我更新。這也就是說，在不違背憲法的前提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共同目標下，應當允許不同形式、不同理論的學派的存在，為建設和豐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各自的貢獻。因而，我認為，包括象儒家有沒有可能自我更新，實現向現代化轉化，為現代社會服務這樣的問題也是可以探討的。比如，對于海外一些華裔學者所探討的“儒家第三期發展”問題，盡管有許多提法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如“儒學復興”等），但也應當看到其中包含著某些合理的方面，而不應當簡單地加以否定。有人認為，現在在中國來談論儒家文化問題是不合社會潮流的，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方向的否定。其實不然。“五四”時期的批儒批孔，是把儒家作為封建專制主義、吃人禮教的代表者來加以否定的，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儒家文化是不是僅僅只有這否定的一面呢？七十年的社會實踐證明，顯然不是這樣的。這么說，我們今天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高度工業化后帶來的社會問題，轉而向東方文化尋求某種思想理論（其中包括儒家的思想理論）這一大環境下，來探討一下儒家文化有沒有可能實現向現代化轉化，為現代社會服務的問題，正是時機。它不僅不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方向的否定，反而是對五四新文運動的補充和發展。如果某些儒家的思想理論經過調整和轉化后，在某些領域或某些人的行為規范中，為現代社會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那我們為什么一定要拒絕它呢？對于我國豐富傳統文化中的一切優秀的東西，只要經過認真地發掘整理，付予了新的意義，能在今天社會中起積極作用的，我們都應該歡迎。

??? 有人說傳統是包袱，有人說傳統是財富，有人說傳統是實現現代化的阻力，有人說傳統是實現現代化的動力。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對都是片面的。如果現代人能正確認識到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傳統與現代是有著血肉聯系的，從而主動地去改造和吸收傳統，使其實現自我更新，以適應時代，為時代服務，則傳統絕不會成為包袱，而只能是寶貴的財富，絕不會是阻力，而只能是積極的動力。相反，如果不能正視時代的發展而固步自封，抱殘守缺，或者無視傳統與現代的血肉聯系而一心只想割斷歷史，拋掉傳統，那末，傳統也確實會成為一種沉重的包袱，成為前進的阻力。總之，對于傳統文化既不能盲目的崇拜和搬用，也不能簡單的否定和排斥。我們應當從“五四”以來七十年的歷史經驗中認識到，正確地對待傳統文化遺產，做傳統文化的轉化工作，是新文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部分。

注釋：

①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

原載于《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