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時候才能容忍妓女橫行——元劇札記之二

　　有種理論，認為藝術總是源于人們心理上的不滿足，如果這個說法有點道理——它也許不如藝術源于生活那種理論更有道理，但是我們假定藝術有多個層面，因此藝術理論也可以從多個層面入手，比如從心理層面入手——那么我們就應該說，所有與愛情、性相關的藝術，比如說元雜劇里那么多與愛情、性相關的作品，都源于元代雜劇作家心理上有一種對于愛和性的不滿足。

　　愛情總是神圣而稀罕的，這指的是健康的愛情。而值得玩味的是，中國古代文人們總以極大的熱情傾注于妓女身上，現在情況如何，我不知道。隨便翻翻《元曲選》或者《元刊本三十種》之類，都不難看到，那些有關文人雜劇里與愛和性相關的女主人公，歌女妓女并不在少數，其中就有關漢卿非常有名的《謝天香》中的女主人公。其實，元雜劇寫到那些良家女子時，也經常把她們寫得像急于找主顧的妓女似的，這是題外話，按下不表。《謝天香》寫的是很有才情的名妓謝天香與宋代著名詞人柳永的愛情故事，寫得極生動、極感人、很忠貞。這樣使勁地歌頌妓女，讓人疑竇叢生，是不是古代文人都處于性饑渴狀態。

　　在中國古代，所謂“匹夫匹婦”是一句用來呵斥下等人，表示對于對方的輕賤的話。“匹夫匹婦”原來的意思就是一夫一妻，夫妻匹配。由這句廣泛流傳的貶辭，我們可以知道古代社會中只有貧窮潦倒的下人才實行一夫一妻制。在先秦時代，甚至連乞丐也可能有一妻一妾，這是在《孟子》里記載著的實事，雖然后來也有人表示懷疑，因為懷疑的人不曾生活在那個時代，終究也不過只是懷疑而已。就是說，在中國古代，稍有家產的人，三妻四妾、妻妾成群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帝王諸侯更是嬪妃無數。

　　按理說，在一個正常的年代，文人的生活條件大抵不會太差。雖然說“窮文富武”，但是，中國古代教育一直是以類似于手工業作坊的落后方式來進行的，一個教師只能教很少的幾個學生，這種低效率的教育反過來使得人們要為教育付出昂貴的成本，這就是文人們家境普遍都比較好的主要原因，不是說家境好的人才能讀好書，而是家境不好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讀書。文人家境好，當然不至于都能夠好到能象皇帝那樣擁有三宮六院的地步，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一般的文人娶個把妻妾并不是太困難的事，他們在性的方面，總不至于會產生太多的和太經常的不滿足，又不是生活在那種把所有最正當的兩性交往都看作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年代——記得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寶那一句非常有名的“八年了，別提它了”的叫頭之后，緊接著就是小常寶對親人解放軍吐出心里的苦水，其中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唱詞：“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因為小常寶需要想“娘”就讓他的爹只想“祖母”是很怪異的，不過這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暗示出那個時代，我們的宣傳部門決不鼓勵“爹”在夜晚想“娘”的深謀遠慮，而不僅僅是修辭。樣板戲一統天下的現象，在中國古代的文人，恐怕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到的，也是因為中國古代文人無緣過那種禁欲的日子。于是我們可以猜想，性對于他們并不是個大問題。然而元雜劇還是經常寫文人與妓女的關系，其實唐詩宋詞明清傳奇小說中，同樣題材的作品也很多，而且大抵還是一些優秀的、千古流傳的名篇。

　　看起來，即使性不成其為問題，也并不等于愛沒有問題，正像有妻子并不完全等于有愛情。關鍵在于，中國古代把夫妻主要看作是維系人倫與繁衍后代的手段（在這點上比較接近于小常寶的觀點和智商），漢代的張敞在家里為妻子畫一畫眉毛也被人告到了皇帝面前，可見所謂“愛情”兩字，容易被看作是“輕薄”；中國古代對于一個標準的好妻子的要求是“德言容工”，都趨于端莊嚴肅一路，這四項基本原則與“愛情”云云也了無干涉。這終于讓我們明白，如果中國古代的婦女都成為很標準的賢妻良母，那么，文人在被大家公認為正常的夫妻生活中，恐怕是很難獲得感情上的充分滿足的，于是，他們也就完全有理由寫一些和愛情有關的作品。

　　既然與良家女子交往乃至結婚只能以人們以為正經的方式生活，那么，文人們的情感饑渴就成為一件可以理解的事，于是與妓女的交往，就成為是古代文人情感生活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妓女也是他們從事文學創作時的靈感與創造性主要來源之一。但是也有另一面，那就是古代文人們一方面經常沉溺于秦樓楚館的歌舞妓女之間，一方面又經常免不了要以鄙視的眼光來看待妓女。就是這位寫了《謝天香》以及《救風塵》等不少妓女戲的關漢卿，一生都郁郁不得志，時常混跡于妓女之間，而且經常靠妓女的接濟度日。你可以說他寫了那些與歌女妓女有關的戲是因為他有這方面的“生活”，但是，如果這生活并不是很有意思，很值得寫，而且他在怎樣把這生活寫得生動感人的方面又很有辦法，有生活又有什么用，每個時代都有嫖娼的人，也肯定有靠妓女過日子的人，而關漢卿只有一個。

　　妓女們之所以愿意接濟關漢卿，未必都出自愛才之心，真正愛才的妓女是很少的，只有戲里才有。妓女們對關漢卿好，是因為關漢卿為她們編寫劇本。關漢卿一面為從事戲劇事業的妓女們寫戲，一面很不以妓女們表演他的劇本為然。他曾經非常認真地說那些妓女們只不過是為“奴隸之役，依笑殷勤，以奉我輩”。只有他自己的子弟來演出這些劇本才能夠稱得上“是我一家風月”。也就是說，他老關雖然落魄，畢竟是貴人，優伶們只不過是供他調笑的工具而已。在關漢卿眼中，良家子弟和秦樓歌女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看來在文人們心目中，妓女的社會地位仍是低的，而他們之所以狎妓，并不是把妓女們視作平等的情感對象，而正是因為把妓女看作供他們玩弄的下人，肯定不是愛情。

　　要說都不是愛情，也不對。

　　你很難說像《謝天香》所寫的那種感情與愛情無關。因為你很難想象，如果柳永真的找了一個“德言容工”四方面都很完美的妻室，他在家里的生活有什么意思，肯定是同會做詩、會彈唱又有風情的謝天香在一起更有意思。假若有一個女人，你和她在一起就覺得有意思，離開她時總是覺得放心不下，那離愛情是不是很遠呢？我猜不遠，甚至很近。

　　那么你會說，我們為什么不都去找一個有意思的妻房，再加幾位有意思的妾。但是不行啊，既然已經娶進家里，你就再也不能對她們行“輕薄”，于是，在“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大字中，不得不少了最后兩個字，生活的壓抑也就可想而知。

　　壓抑，又兼社會推崇“女子無才便是德”。讓人稱道的好女人不能有太多的才情。班昭、蔡文姬這樣的才女固然受到后代文人的崇拜，但是要求婦女溫文爾雅、溫良賢淑，畢竟是更普遍的社會要求。一個好女人要有對丈夫和公婆逆來順受的好脾氣，要能持家，卻不能有才情。一有才情就不安生，就容易“紅杏出墻”。婦女讀書識字尚且顯得多余，更不用說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了。所以在古代，人們普遍把從事藝術事業看作是下等婦女的工作，而反過來看，由于那些娼妓的社會地位低，為了謀生，不得已自幼就要接受各種各樣的藝術訓練。陸游有詩說“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就是說貧窮人家的少女幼年時就必須學習唱歌跳舞，而學得好的人最好的機遇就是有機會進入王侯家庭里去為上等人服務。對于一個想揚名立萬的娼妓，學習歌舞是她們職業培訓的必要組成部份，人們在稱贊某個歌女妓女時常常用“色藝雙絕”來形容，其中的“藝”，更是娼妓與一般良家女子的不同之處。或許，古代文人狎妓，除了找一找那種與“輕薄”有關的輕松感覺以外，藝術與感情方面的目的，恐怕要超過性的目的。受過系統的良好藝術教育的娼妓，比如謝天香之類，當然比起良家女子來更能夠在藝術上理解文人。于是，當人們把妻妾調教成了純粹的“性”的符號時，娼妓們就欣欣然前來填補“愛”的空缺，所以無怪乎像柳永這樣的文人會把謝天香之類稱為“紅顏知已”，而良家女子是很少能這樣稱呼的。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女子，可以理直氣壯地接受藝術與文化教育，良家女子也可以很有才情，反倒是娼妓的文化與藝術素質在大幅度下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如果一味地提倡婦女解放獨立自主，而忘記了一個健康的世界需要男性和女性之間那種令人心動的微妙感覺，讓女人都成為像《海港》里的方海珍、《龍江頌》里的江水英，或者成為只知創業不會輕薄的女強人，婦女也很容易變得無情，這樣，大約文人就不得不去歌頌妓女了。

　　文人不得不歌頌妓女的社會對婦女而言是一種悲哀，所以婦女要追求解放，擺脫這樣悲哀的境遇；但是婦女解放談何容易，方向更難把握，至少從我讀元雜劇的體會看，所謂婦女解放的意思，不僅是指讓婦女不至于都成為男人的玩物，而且也是指婦女有資格有勇氣理直氣壯地做一個婦女，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成為一個只講“德言容工”，讓男人覺得沒有意思的賢內助，沒有意思最后還覺得“軍功章上也有我的一半”。從文化的角度上看，在任何社會，妓女都象征著對社會公認的道德規范的沖擊和挑戰，妓女畢竟不是健康的男性追求的愛情對象，盡管我們古代許多有名的文人都歌頌妓女。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讓我們容忍妓女，那就是在一個不主張正常的女性擁有藝術才能與情感的時代；而身處一個鄙視藝術和情感的時代，就唯有妓女能激發藝術家的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