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有一個整理出版《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的計劃，主要是搜求編印散落在民間或海外的文稿，陸續問世的有《蔡元培張元濟往來書札》、《陳垣先生往來書札》、《臺靜農先生輯存遺稿》、《頌齋文稿》、《鄭文焯手批夢窗詞》，這些著作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顯而易見，在這里要特別一提的是第6種出版物《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以下簡稱《書札》）。

　　臺靜農辭世后，文哲所籌備處在各方協助下整理他遺下的各類文獻，其中所藏的書信頗為可觀，僅陳獨秀寫給他的信就有一百余封，故先將陳先生的真跡影印問世。《書札》共分為“書札”、“相關資料”、“詩文卷”、“題字對聯”、“陳獨秀手書自傳”五部分。“書札”起于1939年迄于1942年，具體分布是1939年6封，1940年35封，1941年36封，1942年17封，年月不確定者5封，只有信封者12封。綜觀這些書札和其他詩文，可以說它們是研究陳獨秀晚年日常生活和著述情況的一份重要而豐富的材料，《書札》可以說是陳獨秀的一部作品集，而這些作品在目前比較完備的《陳獨秀年譜》（唐寶林、林茂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均未提及，所以尤其應引起我們的注意。而此書整理極為精審，信件存有信封者連信封一同印出，僅有信封的也將信封印出，而且印制清晰，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存真。這種整理文獻的精神令人欽佩。

　　陳獨秀是1938年7月初乘船入川的，先住在重慶上石板街，北大同學會委托羅漢照顧他的生活。8月初應同鄉及日本留學時同窗好友鄧仲純（鄧以蟄之兄）之邀至江津，1939年1月，遷居鄧仲純開設的醫院。1939年2月16日和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刊發了的陳獨秀的《廣韻東冬鐘江中之古韻考》，這似乎標志他晚年著述活動稍稍步入正軌，他在給臺靜農的信中說：“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寫一有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中國古史表）以遺同好，免完全散失也。”陳獨秀晚年的心血可以說全耗在這兩個方面，其中古史方面他于1940年11月10日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中國古史表》，但相較而言，他在文字學方面所耗的心力更多。1938年3月陳獨秀的同鄉汪孟鄒開辦的亞東圖書館出版了《實庵自傳》單行本，陳獨秀這一自傳只寫了兩章（即《沒有父親的孩子》和《江南鄉試》）就擱筆了，汪孟鄒一直催他寫，而陳獨秀在四川回信說，他正在寫《小學識字教本》，這比自傳更重要。《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在南京第一監獄中未完成的《識字初階》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寫給臺靜農的信絕大多數是與《小學識字教本》的撰述有關，如談寫作計劃，或托臺靜農借閱資料、處理稿件、印刷書稿等等。臺靜農其時住在離江津約有三小時水路的白沙鎮，1939年4月，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為避免空難遷至此地。這一年，該館向陳獨秀約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書稿，并預支稿費五千元。臺靜農說：“而仲老（陳獨秀）接受賣給編譯館者，則為我當時在編譯館有些方便，如交出的原稿要改正與借參考書及向館方有事接洽等等。但我不是該館正式人員，而是淪陷區的大學教授被安置那里，沒有約束工作，可自由讀書做自己的事。”（《憶陳獨秀先生》）

　　陳獨秀晚年生活相當清苦，住所屢遷，在《書札》中可以看到三個住址，這是因為天氣炎熱或是鄧仲純妻子對陳氏一家不太友好。除一二老友接濟外，陳獨秀拒收其他饋贈。他家還幾次遭竊，這簡直是雪上加霜，更糟的是他的健康狀況：

　　獨秀晚年患血壓高，經常不食鹽，猶能深思著述，完全由精神支持，尤其當血壓高時，不能伏案執筆，則不吃東西，硬將血壓壓餓下去。村居無醫無藥，只此一法，如是者不止一次，他終于完成了他的著作十分之九而去世了。（見臺靜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讀后》）

　　《小學識字教本》在他心目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他在寄沈尹默的詩中寫有：“村居為愛溪山盡，臥枕殘書聞杜鵑；絕學未隨明社屋，不辭造懦事丹鉛。”他在《小學識字教本自序》中說：“本書取習用之字三千余，綜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為一切字之基本形義，熟習此五百數十字，其余三千字及至數萬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結合而孳乳者也。”教本的撰寫幾乎成為蕭瑟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僅錄《書札》中字體易辨認的一封信，是陳獨秀1941年8月6日寫給臺靜農的：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兩示均讀悉。古韻表油印二十份（用前史表紙）需紙價若干，望囑寫油印者計算示知為荷！韻表尚有自序一編，約三千字，日內寫好即寄上，建功兄愿寫一批評性之序否？識字教本初以教部與館間有誤會未能印，今聞誤會已釋，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癥結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草案早已售于商務，韻表乃初稿，此時不擬正式付印，連語類編已約與北大，弟并無他稿可以出售，兄與瑜兄函所謂弟之稿費問題尚談不到，不知何所指也？

　　據《陳獨秀年譜》所示，“古韻表”極可能是《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同《連語類編》，陳獨秀準備交給北大出版，以答北大同學會月贈三百元的生活費用，上信中所提到的“瑜兄”即何之瑜，因羅漢在重慶大轟炸中身亡，北大同學會繼托在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照顧陳獨秀。北大此舉相當有人情味。但“古韻表”后來未能出版，陳獨秀托臺靜農在編譯館油印若干冊，分贈陳中凡、胡小石、沈尹默、沈兼士等學者，至1942年初，《小學識字教本》上編還未能出版，陳獨秀一面加緊修改，一面在催促。1月9日他在致臺靜農的信中可見他的心情：

　　渝商務印書館聞已大事擴張，識字教本必可印，惟須陳館長（陳可忠，化學家）請教部陳部長（陳立夫）力與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則出版仍必無期，因王云五是一勢利小人，陳館長與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克代達鄙意于陳館長。弟方始續寫識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虛愿……

　　說到陳立夫，在1941年11月間他還建議陳獨秀將書改名，“惟書名稱為《小學識字教本》，究屬程度太高，似可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但陳獨秀堅持自己的意見：“……拙著識字教本意在便于訓蒙，主旨不同，署名遂異，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課本別有一種。”《小學識字教本》不知有沒有正式出版，據《年譜》所記，編譯館曾將該稿油印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

　　陳獨秀晚年從紛繁的政治中退出來埋頭于文字研究，是隱退，還是向傳統回歸？《書札》中的一些詩文也透露出他的蒼茫孤寂心境，有時似有出世之感。如1941年7月所作詩云：“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詩人枉向汨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1941年秋所作《對月憶金陵舊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游，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這種心境在1940年寫給臺靜農的長詩《告少年》中有更完整的展示，該詩卷后有沈尹默、胡適、董作賓、沈剛伯的題識。

　　《書札》也集中呈現了陳獨秀晚年的書法藝術，我雖不明此道，但也常被其中深厚古拙之氣所感。深得倪元璐書法神髓的臺靜農說獨秀早年用功于篆字，當年陳獨秀以行草寫贈的一幅四尺立軸，臺靜農覺得“體勢雄健渾成，使我驚異，不特見其功力，更見此老襟懷，真不可測。”他對書藝也頗有見解，1941年4月16日在給臺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抗戰期間，歐陽竟無在江津重建支那內學院，陳獨秀與他是多年朋友，在此期間和歐陽大師頗多交往，陳獨秀常偕高語罕至學院談文賞藝，1941年冬，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借閱《武榮碑》：

　　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
　　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

　　有人將此事與魯迅晚年編印《十竹齋箋譜》聯系起來，說他們二人早年激進，晚年在轉向傳統藝事時，流露出六朝人的風韻。此說似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