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權”（human rights）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文化的產物。本文首先介紹此一概念在近代西方的演變及戰后在聯合國架構之下的擴展。但“人權”概念之擴展留下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即此概念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其次，本文討論儒家傳統與人權的關系，目的在于證明：儒家傳統中包含若干思想資源，它們可以與現代“人權”概念相接榫，并且在儒家文化的脈絡中為它提出另一種證成與詮釋角度。如此，我們一方面可以承認人權的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又可以從不同的文化脈絡去詮釋這種普遍意義。

　　關鍵詞：人權、儒家傳統、孟子、性善論、人格尊嚴、義利之辨、民本思想

一、中國近代為什么落伍了

　　中國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封建社會，其統治者（除了秦始皇）不像歐洲那樣依靠刑法來維護專制統治，而是以刑為輔，更利用儒家忠孝思想來教化人，使民眾的“忠君”成為一種道德自覺；由于生產方式與政治制度上的固有缺陷，這種文化上的教化在唐代以后發展到“滅人欲”的地步，過分壓抑和束縛人的個性，制約了生產力發展與政治進步，這是中國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

　　中國落伍不是孔子之過，而是封建統治者之過。儒家傳統原本是先進文化，只是到了封建社會后期才成為制約社會進步的枷鎖。在這2500年的歷史中，孔子的儒家經典沒有變，但統治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卻在變。正如現代哲學解釋學代表人物，德國著名哲學家加達默爾所說：“任何時代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流傳下來的文本，因為文本附屬于整個傳統，……一件文本向解釋者訴說的真實含義并不只依賴于為作者及其原來公眾所特有的偶然因素。因為文本總是也由解釋者的歷史情境共同規定，……只要有人在理解，那么總是會產生不同的理解。”（《真理與方法》第280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發生的事引證了加達默爾關于“理解不是重建”的觀點，引證了“理解在本質上仍然是把過去的意義置入當前情境的一種調解或翻譯”（《哲學解釋學》編者導言第6頁）。正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對民眾靈魂的滲透構成了儒家傳統，傳統的變遷改變了我們民族的性格與命運。

　　為什么說儒家傳統曾經是先進文化？它是怎樣一步步走向反面的？這就需要全面了解儒家思想及其歷史沿革。

二、儒家的仁、忠孝與民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什么叫仁？孔子的弟子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論語·顏淵》）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就是說要以人為本。孔子的愛人是一種博愛，包括愛自己。他的社會理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認為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出生時都一樣，善惡之習是后天形成的。他強調通過教育，人人可以成為圣賢，可以成為君子，主張“有教無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別是他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認為人人都有權追求自己所希望的東西，爭取自己的幸福，這讓我們似乎看到了現代人權的思想。

　　儒家的仁是否含有人權與民主思想？學術界的看法是肯定的。成中英（美國夏威夷大學）指出，1687年儒家經典傳到歐洲，西方人權創始人洛克等深受儒家經典啟迪，儒家哲學的人性倫理或德性倫理是現代人權的哲學基礎。

　　儒家認為要做到仁，最重要的就是忠和孝。“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所以歷代皇帝無不倡導“孝治天下”。

　　說到忠就不能不說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張是君主制，他認為忠君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君要對民施仁政，要愛民，與民同樂，以民為本。孟子更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與封建社會現實存在的官本位針鋒相對，從這種對立中突顯出民本是民主的萌芽。

　　學術界對民本是否含有民主思想有不同看法。我認為民本潛藏民主價值觀，理由是孟子認為民意就是天意，民心就是天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為天，這就使“天子”的“君權天授”包含了“君權民授”的思想。再者，孟子認為當君主成為獨夫民賊，人民推翻他是天意，而天意在中國文化中即是宇宙之道，即是合法，這就承認了人民有起義權。陳啟智（山東社科院）指出，起義權被寫入《法國人權宣言》第35條，要比中國晚了2000多年。當然民本不等于民主，但西方民主畢竟是商品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中國在2500年前的農耕文明時代就能提出“民貴君輕”理念，這是奇跡。

　　怎樣才能做到孝，做到忠呢？孔子在《孝經》中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可見《孝經》中的孝子形象還是有個性，有抱負的。而到了封建社會后期，怎樣盡忠盡孝更強調“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有的學者指出，“三綱”原是法家提出的，后為儒家接受。“三綱”規定的君臣、父子和夫妻關系是封建社會特有的人格依附關系。這種被現代人視為糟粕的“三綱”，在封建社會初期未必是錯的。那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與生存斗爭的嚴酷，不可能提出民主制，不可能在君臣之間，父子之間講平等。但“三綱”中的人格依附要有個“度”，不能過分壓抑人的個性。只要不過度，保持孔子所說的“中庸”，儒家傳統與當時的生產力還是相適應的。我有理由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初期，在大唐盛世，這種人格依附關系是不過度的。別忘了在公元3世紀至13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在全世界領先了1000多年。唐朝開國皇帝唐太宗曾立志富萬民，民眾上告，沿途還有官費資助。這說明儒家民本思想切切實實對那時的皇帝產生過影響，造就了我們民族過去的輝煌。所以我認為儒家傳統原本是先進文化。

三、儒家傳統的變遷

　　那么“三綱”中的人格依附關系應掌握怎樣的度？這個度就是不能“滅人欲”。春秋至唐，儒家是重視人的正當私欲的。而承認正當私欲應該滿足，“三綱”中的人格依附必然是有條件有限度的，民眾尚能保持人格的相對獨立性。到了宋朝，二程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朱熹說“欲動情勝則不能靜”，無欲才能體會仁。他體會的仁就是“三綱”中的為他達到徹底忘我。理學看似高尚，但用于實踐必然要求一個人絕對從屬父母、君主、或丈夫，使人格依附達到極限。不幸的是程朱理學被宋朝統治者推崇與實踐，從而導致了我們民族傳統的歷史性變遷。

　　我最初是注意到我們民族的習俗與宋朝以前有很大不同。唐代宮庭婦女的服飾是乳房半露的，敦煌壁畫上的飛天也是上身裸露，不象中國后來的儒家傳統那樣視性的欲念為罪惡。那么，我們這個民族從什么時候開始視性為罪惡？我認為是從南宋二程提出不準婦女改嫁開始的。唐至北宋，改嫁是習俗。到了南宋，程朱“滅人欲”的理學影響很大。據史料記載，朱熹認為二程提出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可易改，婦女丈夫死了，也要從一而終。朱熹讓婦女出門用花巾兜面，后稱“文公兜”（朱熹謚文公），從花巾縫隙中看人；還讓婦女鞋底裝上木頭稱“木頭履”，使行動有聲，以便察覺，防止私奔。可以肯定中國婦女的纏足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要改變一個民族的習俗談何容易，僅憑朱熹幾個文人能行嗎？朱熹新論曾遭官府查辦，而后不知怎么又平反了，變成圣人了。如果沒有統治者的推動，婦女裹小腳怎能在全國蔚然成風？自那以后，婦女的服飾不要說乳房半露，就是露胳膊露腿也斷然不可。自那以后，縣府志書才有了被表彰的節婦烈女的名冊。

　　婦女纏足是封建統治者極端強化“夫為妻綱”中人格依附的標志，受害者占中國半數人口。而一旦將婦女絕滅私欲，從一而終奉為道德倫理，必然深刻影響對忠孝倫理的解釋。看看后人創作的完全違背孔子《孝經》的《二十四孝圖》，兒子赤身臥冰用體溫化冰為母求魚，挽臂割肉給父母充饑……，這些孝子都是被統治者樹為德性最高的典范。而且這樣的孝是以“報恩”這一倫理來驅動的，兒子為什么要如此孝父母？因為父母過去也是這樣愛兒子的。所以在中國的傳統中只有“為你”、“利他”為美德，不知道什么叫“為我們”。

　　當“三綱”中的人格依附關系超過限度，忠與孝便成為滋生官本位意識的溫床或沃土。人格不獨立的民族不需要民主，就像強悍的民族不需要鐵腕。官本當道，民本淪喪。

　　南宋至元朝結束241年，中國生產力與科技發展放緩。宋滅亡時，中國已失去自漢朝末年以來在世界上領先的優勢。難怪史學界歷來有“炎漢蹙宋”之說。到了明朝，朱元璋看到理學有助于獨裁專制，并為皇帝鉗制和鎮壓自由思想提供了“天理”，再度大力推崇理學，封建社會制度更趨于專制。陳啟智指出，“朱元璋不僅取消了宰相制度，還下令刪節《孟子》書中輕君的言論，而這是歷代君王都不敢非議的圣賢經傳”。又過了276年，歐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當英國興起“圈地運動”，中國正值清軍入關，中國已被歐美拋在后面。

　　程朱理學給我們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過去被忽視了，二程及朱熹之罪被轉嫁到孔子頭上，應還歷史本來面貌。

四、傳統變遷的深層次原因

　　傳統變遷的深層次原因藏于古代生產方式與政治制度中。中國的農耕文明歷來不重視商品生產，有重農抑商的傳統。即使在大唐盛世，亦沒有出現反映新經濟關系的理論創新。不象歐洲那樣早在公元前5~6世紀，即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古羅馬就有了調整商品交換的《查士丁尼法典》。在政治上，中央集權制使皇帝權力無限，唯有儒家民本治國之道對皇權有無形的限制。但民本之道沒有制度保證，無德專權的皇帝從不喜歡它。

　　唐朝的鼎盛榮耀早已暗伏江河日落的苦難，上述因素注定了中國不僅不可能在世界上率先將民本轉化為民主，反而在宋朝開倒車，變“三綱”中適度的人格依附為極度的人格依附，將儒家傳統異化為與極端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相適應的封建思想體系。歷史已經證明，中央集權制在儒家先進文化的感召下遠勝于歐洲封建領主制，而當中央集權制被壓抑的專制本性在程朱理學的呼喚下恢復原形，與理學為伍，用于殺伐異黨，窒息新思想與民族創造力同樣來得威力無比。這樣的封建社會對個性的束縛是世界之最，摧毀它要比歐洲困難得多，這或許是中國稱雄世界1000多年的代價。

五、儒家真諦的回歸

　　對植根于東方儒家哲學的西方人權思想，我國從不承認（“文革”期間）到承認，到深入理解，學術界并未表現出儒家傳統的崩潰，而是表現出儒家真諦的回歸。我相信中國將在儒家真諦的回歸中再創昔日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