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國賦同志于1994年在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為《唐代小說嬗變研究》。畢業后至廣州暨南大學，對論文花了幾年工夫修改，并增補成書，于1997年7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后期，程國賦同志在廣州這樣市場經濟極為發達的環境中，仍安心于唐代小說的研究，于1999年8月將《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一書交臺北文津出版社出版。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唐代小說嬗變研究》以縱向的角度分析唐代小說在后世文學中的影響，《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則從橫向的角度探討唐代小說與當時文化背景之間的關系。而現在這部《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又更往前發展，從史官文化、門弟、科舉、宗教、婚戀思想、商業、士子文化形態等七個層面，作唐五代小說的全方位文化探索，將文化研究引入到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之中，一方面分析唐五代文化思想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透過小說顯示當時廣闊而生動的文化背景。國賦同志這樣做，確表現出九十年代年輕學人極為難得的不斷創新意識和潛心鉆研精神。

　　八十年代前期，我寫作《唐代科舉與文學》，就想把唐代的科舉與唐代的文學結合在一起，“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和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視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整體研究的素材”（《唐代科舉與文學》自序）。

　　在當時我這樣做，只是一種嘗試。八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歷史——文化”的研究已經滲透到人文科學的許多領域。我認為，這是近十余年來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大進展，特別在年輕研究者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文化背景貼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應當研究一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研討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如果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真正有所進展的話，那末，這種文化意識的觀念及其在實際研究工作中的運用，是最可值得稱道的成就，如果我們要從理論上對古典文學研究的經驗進行一些探討，那末這個文化意識問題就是其中值得重視的新的課題。

　　從這樣的學術大環境來看程國賦同志的這部書，我認為此書的意義和價值，已經不僅僅是對于唐五代小說研究本身的加深，而更是在拓展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加強與其他學科的溝通等方面，提供一種高層次的方法更新的經驗。

　　文化史研究確是近十余年來古典文學界的一個熱點，也是值得肯定和重視的一大進展，但也應該看到，這些年來，伴隨著某些炒作，一種虛空、假造的作風也有蔓延之勢。有些打著文化研究的旗幟，口氣很大，實際則是不踏實地，賣弄一些新名詞、洋句子，有時故意造一些晦澀難懂的長句，完全與所論述的學術對象沒有關系；有些則對古代已有的一些所謂概念、術語、范疇等等，作一些位置性的移動，并無學術創新可言。我覺得，從這點來說，國賦同志此書又體現一種學術正氣，那就是對研究對象的史料，仍作沉潛的研索。我們仍應堅持并發揚前輩學者長期努力而積累下來的嚴謹學風，也就是一種勤奮的實證訓練，只有如此，才能支撐我們作大幅度的理論探索。

　　國賦同志此書是下了不少實力的。我過去撰《唐代科舉與文學》，確感到如只限于史書、文集，對于研究當時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環境下的各種活動與心態，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翻閱和引用了一些傳奇和筆記小說所載的情節，這不單可增添書中文采，也能相當充實時代生活氣息。我在講述當時考試選人的行賄時，引用了《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君》，以及《續玄怪錄》卷二《李岳州》，大大增強了一種難得的社會實景。但我引錄的終究是少數，而國賦同志此書中的《唐五代小說與科舉》，則講得非常全面，充實，確使我們透過小說作品的有關記載，了解到唐代文士對科舉的態度，科舉對士風以及文士生活的影響，科舉與朋黨的關系，等等。特別是第六章《唐五代的商品經濟與小說創作》，非常吸引人。作者畫龍點睛地指出，唐五代小說中商人群體的形象塑造，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當時文士對經商的看法，隱含著一定的文化內涵，隨即具體分析了小說中刻畫的幾種類型的商人形象，如所謂巨商、奸商、投機商、善于經營者、正派商人，等等；然后又具體論述那一時期商人有三種揮之不去的情結，即土地情結、儒本情結、官本位情結。這是已有的古代工商業研究所未曾注意的。這一章中還特設《胡商現象的文化內涵》一節，分別講述胡人的來源地，小說中大量出現胡商的原因，胡商從事的行業，胡商在中國的分布以及胡漢融合的趨勢，唐五代人眼中的胡商，關于胡商生活習俗的記載，等等。這里差不多把當時小說中的有關胡商的描述都盡量展示出來，真如同近些年考古發掘的新材料，使人耳目一新。
　　通讀全書后，更覺得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把唐人小說與詩律同稱“一代之奇”，確有見識。我們研究唐代文學，其位置往往首先是詩，其次是文，再其次才是小說，而研究歷史的人，則更不把傳奇放在眼里，認為研究歷史是不能把這些傳而又奇的故事寫入的。之所以如此，就是缺乏文化眼光。從文化角度來看唐代的社會，唐代社會的各種人群，則唐代的小說應是一座材料寶庫，一個有待發掘的文物寶地。本書的有些論點，當然還可討論（如論行卷之風與小說之興等），但從整體來說，全書應該就是提供一種觀念開拓與方法更新的探索實踐。

（摘自《人民政協報》200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