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自南宋時起，《易數鉤隱圖》一書的作者就有二字與二籍貫的爭議。本文就有關問題進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劉牧、前劉牧著《易數鉤隱圖》、黃黎獻為之續補等結論。最后指出，彭城劉牧的道學思想應當在宋明理學中占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易圖；劉牧；宋明理學

　　作者簡介：郭彧，原名郭寶彧，男，1941年12月出生。在沈陽讀書，做過中學教員、專業地震臺技術臺長、計算機工程師、教育督導等工作。1998年提前退休，每日埋頭于故紙堆中，自尋其樂。現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易學與科學專業委員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理事、秘書長助理。1989年始專門研究《周易》圖書學。與李申先生合編《周易圖說總匯》一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榮獲國際易學伯崑獎），個人出版（或正在出版）《周易圖象集解》、《京氏易傳導讀》、《易圖講座81講》、《河洛精蘊注引》、《“風水”史話》、《邵子全書（附注）》等書，另有《河洛津涉》、《易圖鉤隱》、《易圖學指要》、《續四庫提要辯證》等書稿。在《中國哲學史》、《國際易學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文章二十余篇。

　　《易數鉤隱圖》一書是研究宋代象數易學的重要著作，自兩宋間人朱震于《漢上易傳卦圖》（原名《周易圖》）中列出黑白點《河圖》、《洛書》，并于《上周易表》中謂“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之后，人們對于《易數鉤隱圖》一書的作者劉牧即有 不同字、不同官職、不同籍貫之說。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題“三衢劉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興館閣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厚齋易學》、《讀易舉要》等又謂“彭城劉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長民）。南宋陳振孫與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劉牧”與“三衢劉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 問。黃宗羲《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謂劉牧“字先之，號長民”，四庫館臣謂劉牧“或有兩字也”。因此書作者事關宋代《易》圖書學的傳承淵源（或曰來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劉牧還是有兩劉牧？《易數鉤隱圖》何以從一卷本增至三卷本？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閱讀《道藏》本《易數鉤隱圖》的自序，看從中可以得出什么結論。今見于《道藏·易數鉤隱圖》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畢 矣。夫卦者，圣人設之，觀于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其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為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系辭》不偶， 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于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覽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窺于至賾，牧也蕞生祖述，誠愧其狂簡，然則象有定位，變有定數，不能妄為之穿鑿耳。博雅君子試為詳焉。

　　《易傳·系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陰陽氣交謂之“易”，陰陽氣交則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錯為六十四卦（以象萬物）。《系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這就是所謂的“天地奇偶之數”，以此五十五數，自“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復卦”，人工“點之成圖”（一數為一點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學者易于理解《系辭》所言“天地之數”的意義，以補前人“語惟簡略”之失。

　　我們從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易數鉤隱圖》作者的本意是說，八卦者是由“圣人設之”。圣人又如何而“設之”？是“觀于象也”。“象由數設”，八卦 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數”而設？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步步生來。究其本則是從《系辭》“易有太極”一節演繹而來。從“太極”至于“復卦”的 “五十五位”之圖是作者自己“點之成圖”，并“于逐圖下各釋其義”，目的是使“覽者易曉”。這就是說，這些易圖完全是作者點之而成，既曰“不能妄為之穿 鑿”，則說明與所謂的“天生神物”（龍圖、龜書）無任何關系。

　　其次，我們看今本三卷本《易數鉤隱圖》的內容，看哪卷內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義。

　　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為三卷本。卷上列“太極第一”、“太極生兩儀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數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 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兩儀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兩儀得十成變化第十一”、“天數第十二”、“地數第十三”、“天地之數第十四”、“大衍之數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陽第十七”、“少陰第十八”、“老陽第十九”、“老陰第二十”、“七 八九六合數第二十一”、“乾畫三位第二十二”、“坤畫三位第二十三”、“陽中陰第二十四”、“陰中陽第二十五”、“乾獨陽第二十六”、“坤獨陰第二十七”、“離為火地二十八”、“坎為水第二十九”、“震為木第三十”、“兌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為土第三十二”、“人稟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 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為長男第三十七”、“巽為長女第三十八”、“坎為中男第三十九”、“離為中女第四十”、“艮為少男第四十一”、“兌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復卦第四十三”、“離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來復第四十六”。此既是“采 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于復卦凡五十五位”所“點之成圖”之圖。從這四十六幅圖之作，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所點之圖的根本依據是出于他自己對《易傳》有關文字的理解。對于八卦之由來，是本《系辭》“易有太極”一節之義，謂其由“太極”一氣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數”而設計出來的，而不 是什么圣人則什么“河出圖，洛出書”畫出來的。我們從其“逐圖之下各釋其義”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確這一點：“太極無數與象，今以兩儀之氣混而為一以畫之，蓋欲明兩儀所從而生也”、“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一氣所判是曰兩儀”、“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謂也”、“五行成數者，水數 六、金數九、火數七、木數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兌而生坤，火居離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數看，“兩儀生四象第九”圖以六北、七南、八東、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圖取北之老陰六數之三為坎，余三數居西北為乾；取南之少陽七數之三為離，余四數居東南為 巽；取東之少陰數八之三為震，余五數居東北為艮；取西之老陽數九之三為兌，余六數居西南為坤。此八卦方位正與《說卦》所言相合，即震東方、巽東南方、離南方、坤西南方、兌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東北方。這就是說，依今見《易數鉤隱圖》卷上內容看，劉牧言八卦之由來，是分解四象數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 依《說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圖第四十九”、“河圖天地數第五十”、 “河圖四象第五十一”、“河圖八卦第五十二”、“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諸圖及“龍圖龜書 論”。要之謂八卦是伏羲則“河出圖，洛出書”而畫之。顯然，這一卷的內容與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數鉤隱圖》何以會出現“三衢劉牧撰”與“彭城劉牧撰”的問題？

　　原題“三衢劉牧撰”之《易數鉤隱圖》卷首有歐陽修之序。陳振孫、俞琰、吳澄等人均謂“序文淺俚，非歐公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謂“修不信河圖，而有此序，殆后人所偽為”。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則是將所謂歐陽修序用劉牧原序替換之。

　　《中興館閣書目》記：“易數鉤隱圖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劉牧撰”、“牧字長民，彭城人，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見馮椅《厚齋易學·附錄二》）。俞琰《讀易舉要》記：“太常博士劉牧長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統論》一卷、《易數鉤隱圖》二卷，黃黎獻為之序。”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易數鉤 隱圖》三卷，劉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則有五十五圖，而由“太極第一”至“遯卦第四十八”，則是卷上與卷中之圖（卷下之圖始“河圖第四十九”）。鄭樵《通志》記：“《鉤隱圖》三卷，劉牧。《續鉤隱圖》一卷，黃黎獻。”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記：“《易數鉤隱圖》二卷，太常博士劉牧長民撰，黃黎獻為之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按，敏士序稱伯祖屯田郎中，臨川先生志其墓。今觀志文所述，但言學《春秋》于孫復而已。當慶歷時，其學盛行，不應略無一語 及之，且黎獻之序稱字長民，而志稱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宋史·藝文志》記“劉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卦德通論》一卷、《易數鉤隱圖》一卷。吳秘《周易通神》一卷。黃黎獻《略例》一卷，又《室中記師隱訣》一卷”。

　　以上之記說明，《易數鉤隱圖》為太常博士彭城劉牧所撰，初為一卷本，后有二卷本或三卷本。至三卷本，晁公武所見則是有四十八圖之刻本，為今見《易數鉤隱圖》前兩卷的內容（其中當無“河圖第四十九”、“河圖天地數第五十”、“河圖四象第五十一”、“河圖八卦第五十二”、“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諸圖）。陳振孫所見則是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的三卷本，有圖共五十五幅，即為今見《道藏》本內容。

　　俞琰于《讀易舉要》卷四中亦引陳振孫之疑問，并曰“當考”。黃宗羲《宋元學案·泰山學案》曰：“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文正亦數稱先生，勉 以實學，因得從學泰山之門……及文正舉河東，舉先生可治劇，于是為兗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又曰：“先生又受《易》于范諤昌，諤昌本于許堅，堅本于種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秘、黃黎獻也。秘上書于朝，黎獻序之，《卦德通論》一卷、《鉤隱圖》三卷、《先儒遺論九事》一卷。”而清代《四庫 全書總目》則曰：“牧字長民，其墓志作先之，未詳孰是。或有兩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今見《道藏》本《易數鉤隱圖》，則題曰“三衢劉牧撰”。可見，《易數鉤隱圖》之所以會有題曰“三衢劉牧撰”的三卷刻本問世，是三衢劉牧的后人劉敏士所為，偽附歐陽修之序很可能就是出于劉敏士之手。

　　凡此數說，有謂撰《易數鉤隱圖》之彭城劉牧，又有謂撰《易數鉤隱圖》之三衢劉牧；有謂為官太常博士字長民之彭城（今徐州）劉牧，又有謂為官屯田郎中字先之之三衢（今浙江衢縣）劉牧；有謂精于易學，有多種易學著作之劉牧，又有謂學《春秋》于孫復，王安石為之作墓志銘之劉牧；有謂弟子為仁宗時人黃黎獻、吳秘之 北方劉牧，又有謂從范鄂昌學《易》之南方劉牧；有謂或有兩字之彭城劉牧，又有謂字先之、號長民之衢之西安劉牧，到底北宋時有一劉牧，還是有兩劉牧？的確是一個“當考”的問題。

　　第四，北宋果真有兩位劉牧嗎？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歷初，吳秘獻其書于朝，優詔獎之。田況為序。”“慶歷初”當公元 1041年，而據馮椅《厚齋易學》記：“《中興書目》云，《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劉牧撰，吳秘表進，田況序。牧字長民，彭城人。仁宗時言數者皆 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論》一卷，論元亨利貞四時。又有《鉤隱圖》一卷……吳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釋《鉤隱》。黃黎獻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獻，久之無傳，因作《通神》以奏之。黎獻學《易》于劉牧，采摭其綱宗以為《略例》一本，總之于《新注周易》，以《通神》為第十四卷，《略 例》為第十五卷。此為牧之學者集而為一書也。黎獻又以學《易》于牧，筆其隱訣，目為‘室中之記’一卷，題《室中記師隱訣》。”原來仁宗時的吳秘還是黃黎獻的弟子。北宋仁宗時人李覯（1009—1059）《刪定易圖序論》曰：“世有治《易》根于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為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復重…… 別有一本，黃黎獻為之序者，頗增多誕謾。”又宋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作《王劉易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記：“《易辨》凡二十篇，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自序中有“近世劉牧既為《鉤隱圖》以畫象數”之說，連及“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之說而分析之，則說 明身為黃黎獻之師之劉牧當為官于仁宗之前，而三衢劉牧則為官于仁宗及英宗之時。

　　王安石為三衢劉牧所作墓志銘剪輯如下：

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志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荊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君諱牧字先之……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劉氏又為西安人……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后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議論仁恕，急人之窮，于財物無所顧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及文正公 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于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于孫復，與石介為友……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后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喻以詔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秘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而遭職 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大人喪罷，又通判廬州……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于是下險阨，募丁壯，以減戎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無不興廢，乃移湖北路，至逾月，卒……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

　　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

　　按此墓銘所記推之，三衢劉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而范仲淹“撫河東”時舉薦三衢劉牧“可治劇”，時當1041年，富弼奏其“掌機宜文字”，時當1044年。那么，宋咸會稱當時年僅三十多歲之三衢劉牧為“近世劉牧”嗎？而吳秘怎么會是三衢劉牧的二傳弟子呢？他又怎么會把當時年僅三十多歲的三衢劉 牧之書代獻之于朝廷呢？朝廷“優詔獎之”是件大事，后來王安石為三衢劉牧作墓志銘時怎么會一字不提呢？當時健在而年僅三十多歲之三衢劉牧，其易學著作又如何會有“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之巨大影響？李覯又如何會說“世有治《易》根于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并把當時年僅三十多歲三衢劉牧之書“刪定之”？凡此種 種，皆說明北宋時期有兩位劉牧，一是文官太常博士，一是武官屯田郎中；一是仁宗之前人，一是仁宗時人；一是彭城人，一是三衢人；一是字長民，一是字先之。

　　葉適《習學記言》曰：“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所存《來賢》、《河南尉廳壁》、《法相院鐘》、《靜勝》、《待月》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又曰：“與契丹和，前四十年劉牧送張損之，后四十年蘇洵送石揚修、張耒送李之儀。三序就如其所憂，未足以謀國。而況百年中，泰然不知憂者皆是， 則安得無靖康之禍？”呂祖謙《宋文鑒》錄有柳開《來賢亭記》、張景《河南縣尉廳壁記》、穆修《亳州法相院鐘記》和《靜勝亭記》、劉牧《待月亭記》，又錄有劉牧《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真宗與契丹訂澶淵之盟在公元1004年，盟后四十年（時當宋仁宗慶歷年間，1045年）三衢劉牧送張損之赴與契丹接壤之地任職。又后四十年中有眉州蘇洵 （1009—1066）送同鄉石揚修（字昌言）北使契丹及師從蘇軾之張耒（哲宗、徽宗時為官）送李之儀北使契丹。與契丹盟后近百年之中，三衢劉牧、眉州蘇洵與石揚修均在序中不忘北邊強悍契丹隨時有可能毀誓進擾，此則為南宋葉適所慷慨。

　　讀《宋文鑒》有關文字，知王安石所言“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三衢劉牧實當之。劉敏士刻三卷本《易數鉤隱圖》的時間在南渡之后。《中興館閣書目》成書在 前，故不知有三衢劉敏士刻本，而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成書則在三衢劉敏士刻《易數鉤隱圖》三卷本之后，故列之并謂偽序“文淺俚”。有了朱震的“河洛”圖書傳承路數，劉敏士即把《易數鉤隱圖》的著作權歸屬于其伯祖三衢劉牧，并把偽歐陽修之序置于卷首，以證該書為有才學之后劉牧所 撰，這大概是可以推見的。

　　第五，《易數鉤隱圖》何以會“頗增多誕謾”？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與鄭樵《通志》均謂劉牧著《易數鉤隱圖》，而黃黎獻又續之為一卷。北宋李覯見有五十五圖的兩種版本，并謂有黃黎獻序者“頗增多 誕謾”。如此，我們可以推斷，彭城劉牧原本《易數鉤隱圖》只是有自“太極”至于“復卦”的易圖，為一卷本，其中并無“河圖”、“洛書”等圖。而今見三卷本之卷下“河圖第四十九”、“河圖天地數第五十”、“河圖四象第五十一”、“河圖八卦第五十二”、“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圖，有四圖的確如李覯所言，則是“觀之則甚復重”：其〖KG*2〗“河圖天地數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數十有五第四”； “河圖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兩儀生四象第九”；“河圖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儀得十 成變化第十一”。至謂“頗增多誕謾”，則“河圖第四十九”、“洛書五行生數第五十三”、“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三圖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內容之圖。從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圖、洛書出于犧皇之世”、“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韞。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則非后人能假偽而設之也。夫龍圖呈 卦，非圣人不能畫之”、“河圖相傳于前代，其數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義，而兼五行之數，洛書則惟五行生成數也，然犧皇但畫卦以垂教，則五行之數未顯，故禹更陳五行而顯九類也”等說，與卷上、卷中之本義不同。且今見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顯竄入的痕跡。如，卷上“四象備其成數，然后能生八卦矣。 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矣。夫五上駕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駕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駕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駕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斯則二儀所生之四象，所謂易有四象，所以示者”，“斯”指六、七、八、九而言，顯然，“此河圖四十有五之數耳”十字是后 竄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圖、洛書，遂觀天地奇偶之數從而畫之，是成八卦”，“天地奇偶之數”并非“始得之于河圖、洛書”，顯然，此“始得之于河圖洛書”八字亦為后竄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圖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說，與卷上“兩儀生四象，七 八九六之謂也”說相悖。卷上“兩儀生四象第九”圖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謂“洛書五行成數第五十四”圖中六、七、八、九數的方位，而卷下 “河圖第四十九”圖卻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謂“河圖陳四象”而“洛書不述四象”？恰是“洛書陳四象”而“河圖不述四象”。卷下謂“河圖陳八卦之 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從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圖分解而來，恰是“洛書陳八卦之象”，而“九宮數”的“以五為主，六八為足，二四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謂“河圖”卻并不“陳八卦之象”。此皆為“增多誕謾”處。顯然，后續《易數鉤隱圖》者，對彭城劉牧的原本內容有所變動，或竄入有關“河 圖”、“洛書”、“龍圖”的文字；或變換原圖之名字，冠以“河圖”字樣；或顛倒易圖之序；或增附圖說等。

　　第六，在宋明理學研究中，彭城劉牧是否應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南宋朱熹對周敦頤《太極圖易說》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頤遂成為宋代道學的開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學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頤之《太極圖易說》是就一幅 “太極圖”表明《易傳·系辭》“易有太極”一節之義的文章，從而發揮出儒家“誠”、“中正仁義”等說。其“太極圖”為五層圖式，各側重于“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兇生大業”之義而圖畫之。今從《易數鉤隱圖》卷上主要內容看，彭城劉牧亦是主張八卦是從“太極”步步 生來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設之，觀于象也。”），其一○“太極第一”圖，則先于周敦頤的《太極圖》而出現。在宇宙論方面，彭城劉牧亦與周敦頤一樣，是主“太極者一氣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之說，其強調“形由象生，象由數設”的目的則是為了突出“萬物安從生”之理。周敦頤《太極圖》以水、 火、木、金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其圖“分土王四季”，則與彭城劉牧之說相通。木生數三、火生數二，合之為一五；水生數一、金生數四，合之又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數為“二五”，以中五分別與一、二、三、四之數相連，則“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數，此正 是《易數鉤隱圖》卷上所謂之四象數。劉牧側重于數，周敦頤則側重于象，至謂“太極”則皆為一氣，皆謂“易”為“陰陽氣交”，二人的宇宙論同源而異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對《易數鉤隱圖》中“河圖”、“洛書”的易置改造，則又說明《易數鉤隱圖》一書在朱熹建立其道學體系中的源頭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劉牧是 以數明象，把天地之數點之成圖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辭》所言“天地之數”與“易有太極”一節之間的關系。其“太極第一”圖是一○周邊有十個黑白點，五黑點與五白點表示天地自然十數，“太極生兩第二”圖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數圖，“兩儀生四象第九”圖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圖，“四象生八卦第 十”圖是分解四象數為八而分布八方之圖。這就比朱熹以《系辭》所言“天地之數”為“河出圖”，并謂八卦本“河圖”而來，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辭》作者所言圣人觀象設卦的本意。兩儀（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乃至萬物（六十四卦）是從“太極一氣”步步化生出來的，這 一宇宙論合于傳統的學說，而朱熹以“太極”為“一理”，其八卦由來說有二：一是自十數《河圖》或九數《洛書》而來；一是自“陰陽加一倍法”疊加陰陽而來。其所謂之“兩儀”是一陰一陽，所謂之“四象”是二陰與二陽的組合，所謂之“八卦”是三陰與三陽的組合，所謂之“六十四卦”是六陰與六陽的組合，“太極一 理”生生的結果，只是不同的陰陽組合而已，顯然與傳統的宇宙論不合。朱熹晚年嘆息“河圖洛書未免有剩語”，其實，他為了彰顯象數而作《易學啟蒙》，是大不該將“河洛”圖書納入其中的。他雖然從《易數鉤隱圖》中受到了啟發，但是卻沒有理解彭城劉牧真正的象數之學，而是把后人竄入的東西當作了“寶貝”。

　　既然彭城劉牧主張八卦從“太極一氣”步步生來，其以“太極”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無”的宇宙論觀點，這樣，其先于周敦頤的道學思想有必要進一步發掘。我們以之與周敦頤的道學思想進行比較，從而可以上溯其源頭。如此，似乎有可能改變有宋道學以周敦頤為開山的成見。

原載《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