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史林可謂風情激蕩，蔚為大觀。陳寅恪、王國維、陳垣、傅斯年、顧頡剛、錢穆、梁啟超等以其舊學之功，新學之識而領引史林，塑造了一座座民族的文化豐碑，留守了傳統而亦革新著學術。對于暨南而言，史家亦是層出不窮，陳序經、李長傅、譚琪驤、朱杰勤等先哲撐開了暨南這方凈土。恰逢今年朱杰勤先生學術記念二十周年，筆者做為一名后繼學習者，極想趁此機會而做一次學術尋根。

　　朱氏早年求學，歷經坎坷，家境貧寒，以從事商店雜役之工作。走上學術之路并成為一家也亦是歷史的機緣。1933年，其以《中國史研究》一文而被史學巨擘章太炎高足朱希祖相中，入中山大學研究院開啟史學研究之路。時隔一年以其早年的積累，撰寫成《秦漢美術史》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隨后其文涉及到藝術史與史地學的諸多方面，其以學術才華而在學界展露頭角。中山大學歷史學部畢業后，輾轉于廣州美術學校與中山大學分別主講國畫史與中國藝術史。（按：朱氏師從希祖先生，希祖先生一生著作繁雜，而以史學為重,史學之中，又以史料考訂為重。自縱向觀察，則上溯先秦，貫穿唐宋，下及明清；自橫向觀察，則史籍、史學史，而邊裔國族、歷史地理，而金石、古錢幣，而諸子、文學史，無不有所論列。而朱氏從師習其史學考證之功，更史學涉獵之廣，故而早年以其上述功力治藝術史即能為學界所識。）1938年廣州淪陷，朱氏被迫流輾香港、取道越南。豈后，隨中山大學遷校而寓居云南。此間和博學多識的張禮千、姚楠二先生合作開始著手東南亞史地之研究，朱氏譯介了哈威的《緬甸史》并撰寫了《中南半島史》一書，由于戰亂，不幸遺失，實為痛心。不過也正是有此段機緣，朱氏在此收獲極大，也奠定了日后的學術生命基調與旨趣。

　　杰勤先生早年專治美術史，《龔定盦研究》和《王羲之評傳》二書亦是早年力作。但以后再也沒對此領域涉足。而是轉向了中外關系史地研究，推其緣由大概有二：一為對民族命運垂危的擔憂，轉向從實際著手研究中外關系史地，關注國際形勢。二為學人的影響，早年受顧炎武經世之學的思想左右；又，廣東地區研究中外史地的著名學者，諸如李文田、梁廷(木冄) 、何藻翔、及《廣東十三行考》著者梁嘉彬，加之后來的張禮千，姚楠等學人的推動。也正是緣此，成就了朱氏，也成就了中國的中外關系史地研究。隨后朱氏扎根于此，幾十年如一日，1956年畢其心血的巨著《亞洲各國史》出版，遂被各大高校做為講義，一時學界為之轟動。隨之又翻譯了利奇溫的《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夏德的《大秦國錄》、霍爾的《東南亞史》；并重校張星烺先生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六冊；80年代的《中外關系史論文集》、《中外關系史叢譯》等學術結集出版，凡是為其精華之作，在國內外學界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朱氏治學嚴謹且極筆耕不輟，對中外關系研究的開拓，可謂是不遺余力，利于當時，亦澤被后世。冠以“中外關系史研究拓荒者”之稱，唯朱氏最宜當之。

　　朱氏50年代入暨南大學歷史系，并主講《中國史學史》，并出版此書，這是國內首部史學史著作，走在學術荒蠻的道路上，其意義不言而喻。此后又以《東南亞華僑史》而成功的開辟了海外華僑研究，從而為國內的華僑研究開啟了一扇學術大門。80年代杰勤先生其以頑強的自然生命力與學術生命力把晚年有限的光陰都用在了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上，中外關系史研究畢其一生的心血。1990年最終因勞累過度而溘然長逝，他已在中外關系史研究的艱難拓荒了幾十年，邁出了極為艱難的第一步，還待望后賢能追隨先生的學術研究道路永遠的走下去。

　　謹以此文感懷朱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是為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