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出身于江東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嗣母王氏，十六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邊黑，性情耿介，不諧于俗，唯與同里歸莊（玄恭）為摯友，時有“歸奇顧怪”之謂。

　　少時深受嗣祖顧紹芾的影響，關心現實民生，注重經世學問。十四歲取得諸生資格后，便與歸莊共入復社，與復社名士縱論天下大事，反對宦官擅權。二十七歲鄉試落第后，他“感四國之多慮，恥經生之寡術”（《亭林文集》卷六），斷然棄絕科舉之道，發憤鉆研經世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全國各地山川、地理、農田、水利、兵防、物產、賦稅、交通等資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書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絕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國，遺命勿仕清廷。顧炎武深受感動，與歸莊等人以匡復故明為志，積極投入蘇州、昆山、嘉定一帶的抗清武裝斗爭。起義失敗后，他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隨行的騾馬馱著書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清順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十謁明陵，遍游華北，所至訪問風俗，搜集材料，尤致力邊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墾荒種地，結納同道，以圖恢復。康熙七年（1668），為山東“黃培詩案”株連入獄，經友人營救獲釋。

　　顧炎武律己極嚴，身處逆境而終無頹唐之想，剛正不阿，堅毅不屈，一生誓不與清廷為伍。其詩《精衛》寫道：“嘗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對于投清變節者，他毫不留情，憤然直斥：“薊門多狐鼠，舊日須眉化兒女”。康熙十六年（1677）開博學鴻詞科，都中爭相舉薦，他致書曰：“刀繩俱在，毋速我死。”并鄭重聲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次年議修明史，總裁葉方藹又特邀他入明史館，他嚴詞拒絕，回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其超行氣節，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顧炎武客居山西、陜西，潛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華陰叢冢間，與妻偕隱，自署門聯云：“妻太聰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并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可見即使隱居，仍不忘其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顧炎武閱歷深廣，學問淵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見者已有 50 余種，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他于經史百家、音韻訓詁、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乃至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水利河漕、兵農田賦、經濟貿易等都有精湛研究，為清代學術開辟了眾多門徑。如在經學上，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注重確實憑據，辨別源流，審核名實，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范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在音韻學上，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在闡明音學源流和分析古韻部目上，有承前啟后之功，被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為其鮮明旨趣，認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清代樸學的先路，對吳、皖考據派有深刻影響，被譽為明清學問有根柢第一人，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思想家。

　　顧炎武強調為學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秉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古訓，認為對社會歷史（“文”）的探討和操守氣節（“恥”）的砥勵，同樣重要；還提倡“利國富民”，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他大膽懷疑君權，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更是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顧炎武的治學思想同樣貫策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主張作品應為“經術政理”服務，認為“文須有益于天下”（《日知錄》），“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三）。又說：“詩不必人人皆作”，“和韻最害人詩”，反對一切阿諛、剿襲及無聊的應酬文學，提倡嚴肅的創作態度。他主張“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對運用技巧。他指出《漢書》“束于成格，而不得變化”，《史記》則“情態橫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認為《漢書》不如《史記》。他反對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評一位朋友的詩文說：“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與人書》十七）

　　顧炎武的文學成就主要以詩見稱，現存各體詩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顧詩箋注》的《集外詩補》中所收的4首佚詩。顧炎武生當亂世，詩歌創作的現實性和政治性十分強烈，形成了沉郁蒼涼、剛健古樸的藝術風格和史詩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評他：“肆力于學，……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余事也。然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如著名的七言律詩《海上》四首，關心恢復事業，悲感蒼涼，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便評曰：“獨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軍南渡，一路燒殺淫掠。顧炎武寫下了一系列國亡家破、長歌當哭的壯烈詩篇。他在《秋山》中描寫江陰、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敗后被屠殺劫掠的慘狀：“旌旗埋地中，梯沖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烈火吹山岡，磷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楊廷樞、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詩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權，在《京口即事》中，他將督師揚州的史可法比作東晉志圖恢復的祖逖。南明唐王遙授他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詔命后十分激動和興奮，《延平使至》詩中寫道：“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南明政權相繼覆滅，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謁長陵秋孝陵”（《重謁孝陵》）寄托胸懷。《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處士次韻》、《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現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懷念故國之心仍耿耿不釋。

　　顧炎武同時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書信筆鋒銳利，議論文簡明宏偉，記事文如《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軍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風亮節，讀來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