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遂初堂原刻初印本，竹紙2冊

　　學術界很多人往往以為藏書不過是有錢有閑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不然。除了金錢和時間之外，還要有機緣和學識。而在機緣和學識二者之中，學識要更為重要。因為若沒有相應的學識，哪怕是天賜良緣，多半也會視而不見。我就因學識淺陋，差一點兒使這部《亭林文集》湮沒不顯。

　　我能夠得到這部《亭林文集》，應該說書緣不淺。還是在1992年初居日下，剛剛涉足京都書肆的時候，一次偶然在海淀中國書店遇到一部《亭林遺書》，乃康熙遂初堂原刻。當時書價尚且不甚昂貴，因為一向仰慕亭林先生之品格、學術，而且《遺書》中的《昌平山水記》對于我研究歷史地理還有直接的用處，于是便貿(mào)貿(mào)然將其收入寒舍。說買這書貿(mào)然，是因為買古書和買新書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初入古舊書店的新手，大概都會感受到一種如同笨拙的男人在服裝店中相似的窘迫。書店賣書的店員和周圍買書的老讀者，會在無意中向你投來一種穿透著審度力的目光，使你仿佛芒刺在背，逾加惶惶然無所措手，這樣自然很難買到好書。而我當時正是處在這種完全不知深淺的情形下，買下這部《亭林遺書》，在今天看來，顯得十分盲目，同時也非常僥幸。康熙原刻《亭林遺書》是硬勁的寫刻本，在當時也算比較熱門，懂行的藏書家之所以棄而不取，可能是嫌它品相稍差，更重要的是還缺少首種《左傳杜解補正》，按照藏書家的標準嚴格說來，算是“殘書”。我買書時自然沒有這樣高的要求，但卻想以缺這一種書為借口與書店討討價。賣書的徐元勛老師傅告訴這書本來不缺，想必是在店中拉亂，以后還會找到，嫌缺可以慢慢等配齊后再買。討價雖然未成，買下書后一年左右則果然在這家店中又得到了缺失的《左傳杜解補正》。

　　這部《亭林遺書》原本就是補配而成，其中《亭林文集》刷印最早，《亭林詩集》次之，其他諸種則為稍晚時候同時刷印。叢書補配，本不足怪，然而此《亭林遺書》補配而成，卻另有特殊原因。蓋乾隆年間禁毀“違礙”諸書，《亭林遺書》名列《軍機處奏準抽毀書目》，《亭林詩集》、《亭林文集》均因“有偏謬詞句”，被定作“應行銷毀”，其他諸種除《昌平山水記》“亦有乖謬處，應行抽毀”外，則因“均系辨正經(jīng)史之書，有裨考證，查無干礙”，得以“毋庸銷毀”。這樣一來，《亭林詩集》和《亭林文集》便大多被從叢書中抽出毀掉，待至文網(wǎng)松弛之后，只能另行搜求劫余幸存之詩、文集來配成全書。所以即使是補配而成的原刻《亭林遺書》，全帙也并不多見，一些圖書館著錄的原刻本，往往并不確實，如《中國叢書綜錄》著錄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康熙原刻本，經(jīng)我核實卻是光緒朱記榮重刻本。

　　由于書是一時隨意買下，所以我自己也并未在意，更不知道書中有什么特別的妙處。直至一年多以后，一次業(yè)師黃永年先生來寒舍看書，方才指教我《遺書》中的《亭林文集》乃最初印本，內(nèi)容與后印本不同，實屬極為罕見。

　　此初印《亭林文集》與后印本的不同，是卷六收有《讀隋書》一篇。這篇本來是顧炎武從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國用考一》“歷代國用”條抄出備覽的讀書筆記，顧氏門人潘耒刊刻《亭林文集》誤作亭林著述，收入書中，但初印無幾即發(fā)現(xiàn)這一錯誤，很快做了抽換，所以后來的印本此處換成了《顧與治詩序》和《方月斯詩草序》兩篇。初印《亭林文集》的珍貴之處，一是稀見，二是可以藉此考察《亭林文集》的編纂過程。

　　其稀見程度，首先可徵之于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一六《顧寧人》條特地記述此事云：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抄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認作顧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錢大昕乃乾隆間人，其云“今本無此篇”，說明《亭林文集》初印本在乾隆年間即已難得一見。

　　至民國年間，因已無需規(guī)避清人禁忌，一些劫余幸存的所謂“禁書”紛紛再現(xiàn)，前清時難得一見的許多秘籍，此時已不再珍秘，如名列清代禁書榜首的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之崇禎原刻本即是如此。然而此《亭林文集》原刻初印本卻依然極為罕見，王國維雖據(jù)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知有此初印本與通行后印本不同，但他卻始終未能一睹初印之本。王氏舊藏《亭林文集》今存北京圖書館，是抽換過的原刻后印本，在卷六《顧與治詩序》、《方月斯詩草序》處書眉上有王氏批語云：

　　今案此本唯此頁與次頁補刊，《讀隋書》一篇本當在此，而無《顧與治詩序》、《方月斯詩序》二篇。蓋《讀隋書》一篇五百五十余字，連題目為二十九行，今此篇亦共得二十九行，始知稼堂先生后改刊二頁，以此易彼也。

　　由于刷印無幾即做了抽換，補刊的字跡與原刻差別甚微，一般人很難辨別。王國維在版本學上亦不愧為一代宗師，在未能見到原刻本的情況下，還是做出了準確的判斷。新抽換上的兩篇詩序除字體與原本微有差別之外，校對還非常草率。《亭林文集》原本校刻精審，終篇罕有錯訛，而這兩篇詩序短短550余字中竟有8處明顯的錯字，顯然是匆促行事所致。

　　王國維在1927年去世。1940年春，輔仁大學葉德祿教授在北平琉璃廠書肆買到一部抄配的初印殘本，亦視為罕見秘籍，并特地在《輔仁學志》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發(fā)表《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跋》一文，加以介紹說：

　　庚辰春，余得原刻初印本于故都廠肆，惜序目與一、二卷為舊抄配，無由知其刻板年月。所據(jù)系抽改本，故目有方、顧二詩序，而書卷六則《讀隋書》篇獨存，蓋原刻初印者。

　　因極罕見，雖殘亦可珍也。

　　當時古刻舊籍尚且充斥書肆，葉氏得此清刻殘本即喜不自禁，足見其確是難得一遇。只是無抄配之原刻本文集并沒有注明刊刻年月，甚至整個叢書也沒有刻書序跋，內(nèi)封面上亦僅鐫“顧寧人先生著亭林集”，同樣沒有刻書時間，所以現(xiàn)在仍然無法知道《亭林文集》乃至整個《亭林遺書》的確切刻版年月。

　　關于顧炎武詩文集的編纂過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記述說，顧炎武去世之后，其“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案《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詩集》五卷，合之計十一卷），乃謂亭林詩文集系由潘耒編纂。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輯印《四部叢刊》，收有亭林詩文集，在說明選用版本情況的《縮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錄》中亦云“亭林詩文集皆先生身后吳江潘次耕編刻”。顧氏詩文集俱由潘耒刊行是實，但編纂?yún)s并非全出于潘耒之手。

　　北京圖書館藏王國維舊藏《亭林文集》有王氏批語云：

　　先生文集、詩集皆手自編定，文集與詩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則次耕先生所增輯，故與全集體例不符，其編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謝山謂詩、文集皆次耕編輯者，誤也。

　　此事至微，唯明眼人辨之。

　　又云：

　　先生于康熙己未十八年作《春雨》詩曰：“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此詩文集十卷為手編之證。其文逾十卷者，亦約言之耳。

　　王氏此說，自是精當不易之論，亦非王氏無以明之，以此帶有《讀隋書》之原刻初印本，愈可證其文集之第六卷是出自潘耒增補。

　　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之稀見難得，從《四部叢刊》所用《亭林文集》的底本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是以選用底本審辨精善見稱于學林，非如中華書局之《四部備要》，乃隨意胡亂雜湊成書，又多妄自題作本來并不是它所采用的版本，用以欺世牟利。觀當日《印行四部叢刊啟》，知其發(fā)起者中已萃集一時版本學俊彥，如董康、羅振玉、葉德輝、徐乃昌、傅增湘、葉景葵、孫毓修以及主持人張元濟等等，在版本選擇上自然能精益求精。《四部叢刊例言》云：“板本之學，為考據(jù)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經(jīng)史尤關緊要。茲編所采錄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為貫徹這一宗旨，在幾次印刷過程中，依然不斷“遍訪眾本，再三校訂”，訪得更好的版本，即隨時抽換，以使之“期于至善”（見《縮本四部叢刊初編序例》）。然而盡管如此，《四部叢刊》中所收《亭林文集》卻是一部很晚的后印本。其中如卷二《抄書自序》及卷三《與友人論易書》、《與彥和甥書》等處萬歷之“歷”字已避乾隆諱挖改；又同卷《音學五書序》并卷四《答李子德書》周顒及卷五僧繼顒之“顒”俱改作“○”。“顒”字乃清嘉慶帝顒琰名諱，而書中道光帝旻寧之“寧”字尚未回避。由此可知《四部叢刊》所用底本的刷印時間已遲至嘉慶年間，說明乾隆禁毀以前的印本俱不易得，更不用說這種最初印本了。由于刷印甚晚，版片已多有缺損，不得不加以修補。修補后的版片一是字跡粗率，使原版灑脫飄逸的美感失色不少；同時由于草率從事，還造成許多錯誤。如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銘》“待人以嚴”訛作“侍人以嚴”；卷六《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雖多抱殘守缺之人”，訛作“維多抱殘守缺之人”，等等。還有一些缺損的文字，修版時應補而未補。如卷三《與友人論易書二》“夫言豈一端而已”較初印本脫“夫”字；同卷《答曾庭聞書》篇末“努力加餐”，較初印本缺“餐”字。此外這一后印本為回避孔子名諱，還改卷三《與人書一》和《與人書十四》中的“丘”字為“□”或“某”字。可見《四部叢刊》所用后印本與初印本已頗有出入，不宜再視作原刻，作為整理《亭林文集》的底本。

　　從藏書角度看，看重帶有《讀隋書》的初印本，是因為它具有獨特的版本學價值。業(yè)師黃永年先生和賈二強學長編纂《清代版本圖錄》，即特地用寒舍所藏《亭林文集》，攝取《讀隋書》一頁，以供研究版本學的人參閱。可是若從編纂顧炎武文集的角度來看，就理應把這一篇并不屬于他的文章剔除。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中華書局出版的《顧亭林詩文集》（1959年8月版,近有重印本），文集所用底本為康熙原刻后印本（或即《四部叢刊》本，挖改處均與《四部叢刊》本相同），本來已抽換掉《讀隋書》一篇，編纂者卻又依據(jù)光緒董金鑒刻本，當作佚文，特地補入此篇。編纂者顯然并不知道這篇文章是馬端臨的手筆，所以才會做出這種畫蛇添足的傻事；今人若是依此來研究顧炎武的學術和思想，自然難免會失之千里。由此看來，版本學并不完全是無關宏旨的“小道”，學者最好還是盡可能多了解一些版本學常識。

1999年9月5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