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更新的嘗試應追溯于晚清。從晚清梁啟超的提倡中，在傳統中嘗試汲取本來的古體律，成就晚清詩界革命。詩界革命其實是由梁啟超在1899年在《清議報》上提出的，先前夏曾佑、譚嗣同的“新學詩”及黃遵憲的“新派詩”均不同于詩界革命詩歌。可惜的是這種嘗試是吃力不討好，這是因為爭取不到兩方面的參與者。

　　第一班是廢了科舉的殘余士子。他們的頭腦大多已八股文化，不能轉向，對此種文體感到壓力不順暢，又未到過西方或接觸西方文學，怎能“吟到中華以外天”？而第二班，是后來革命派。留學的知識分子在日本或美國等已強烈感受到傳統的雕萎，在間接或直接地接受西方傳統和現代化中，詩界革命看來似是舊瓶新酒的過渡。但對于二十世紀詩歌史的走向，是一種模糊的現代化覺醒。只不過晚清的詩歌革命大大忽略了兩大元素，為新世界命名的兩種東西，就是傳統的白話文和西方的翻譯。

　　黃遵憲是晚清的外交官，到訪過日本，美國，可惜他是一個舉人，傳統的壓力過大，他擁有的命名能力不夠，現觀察其《今別離》一詩：

今別離　其二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
馳書迅已極，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
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緡尾。
尋常并坐語，未遽悉心事。
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
只有斑斑墨，頗似臨行淚。
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
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系。
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
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
一息不相聞，使我容顏悴。
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遵憲想寫的是電報的迅速。復古改良的樂府載體有一種壓力，是寫作時慣性單向傳統仿效，一種新的文體并不旗幟鮮明地明顯，對新事物的語境消化不良。這詩明顯是前人沒有的書寫對象，就是電報。可惜的是每一句句式也是詩詞的經典，不是我手寫我口的東西。而為新事物翻譯命名的，僅是“電光”一詞，這是時代的局限。盡管黃遵憲另有寫日本的櫻花，倫敦的大霧等詩，也只好是傳統的語句。

　　而錢鐘書更于《談藝錄》已明確指出其詩只是用幾個新字而已，但我并不這樣認為。從內容上，這種目光可說是現代意識形態的覺醒，詩歌擁有西方的語境，是前人未有的開創者。詩人敏銳察覺到身處于晚清的時空，而不是在盛唐，從而傾覆傳統的意象，寫了電報這身旁的神奇事物。只是黃遵憲開始一點后停滯不前，但二十世紀詩歌史開辟的目光應放在其身上，是為后來者開路，縱然只是開跑了半步而交棒。

　　黃遵憲的繼承者之一，是柳亞子。柳亞子曾就讀于上海愛國學社，以蔡元培為學校總理。教學科目有算學、理科、地理和英文等，是新派的學堂。比起黃遵憲的舉人身分，柳亞子傳統詩歌的陰影已逐漸減低。在詩歌的語言上，柳亞子已向白話化進上一層。而關于英譯詞語入詩，其實最早可溯源自遠早于梁啟超和黃遵憲的上海詩歌。而柳亞子更以盧梭﹑斯賓塞﹑民權﹑自由一類新名詞入詩﹐力求創造出新的語境。現引元旦感懷一詩：

希望前途竟若何？天荒地老感情多。
三河俠少誰相識，一掬雄心總不磨。
理想飛騰新世界，年華孤負好頭顱。
椒花柏酒無情緒，自唱巴黎革命歌。

　　這詩表現民族的危機感和革命的焦灼，但也是充滿希望的焦灼，唱其巴黎革命的馬賽曲。詩歌的內容更已擺脫古典的中和美，表現現代性的危機和焦慮。但是，對詩歌創新的進程而言，也只是繼續跑了一兩步。

　　但為了繼續新世紀詩歌的命名權，接棒者只好落在胡適身上。他與黃遵憲的相同之處，就是同處于西方的語境，他曾留學于美國。幸運的是，他是一位留學生，對詩歌傳統的壓力大大減低之外，更飽嘗西方文化的撞擊。《嘗試集》中〈贈朱經農〉一詩中的句子，便是一種過渡的嘗試，他承接著：

　　“回頭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作講師。”

　　“幸能勉強不喝酒，未可全斷淡巴菇。”

　　“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來江邊。”

　　“回頭你我年老時”，已見白話文的干涉已大為增加。翻譯命名的詞匯很多，粉條看來并不可能吃，其實就是粉筆，配搭同是外來事物的黑板。而“淡巴菰”（tobaco，香煙）、“辟克匿克”（picnic，野餐），則屬于草創的命名階段，看來辟克匿克就似吟咒語般，只顧及音譯，而沒有顧及義譯。不過這種摸索和嘗試，相對于黃遵憲和柳亞子而言，這新世界的書寫已再走了一大步了，是嶄新的五四詩歌形式的草創。日后詩歌的焦慮亦逐漸嘗試，由社會擴大至人類本身生存的焦慮。

（作者單位：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