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近照　　　　　　　　丁聰作楊憲益漫畫像　　　　　　楊平凡作楊憲益漫畫像

一、20歲以前

　　生在富裕人家的幸福，莫過于少年時代有書讀吧。臺灣最受尊敬的十大企業家之一的張忠謀，少年時代家境富裕，母親為獨子買書，一買就是能擺滿一個書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兒童文庫”！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本身就是大學問家，家里有的是錢鍾書要讀的書：少年時代，家里就有一套《四部叢刊》，規模也真夠大的了；原版的英文名著也有許多,甚至還有一箱林紓翻譯的小說。

　　然而，錢氏張氏的富足，若與楊憲益的家境相比，真是難以望其項背。楊憲益小時候曾穿過袁世凱饋贈的黃馬褂，他父親是當時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資本家——天津中國銀行行長。照說，豪門望族的子弟，不必也無須選擇讀書、寫書的人生道路；畢竟，這條充滿荊棘的路，是孤寂、沉悶而坎坷的。

　　可是，有的人，天生就是讀書的種子！

　　12歲之前，家里為他請到了一位優秀的學者教他國文，當然，是從儒家精典和古代作家作品開始的。當他的古詩寫的和老師一樣好時，這位老師非常欣慰。老師該下課而離開楊憲益時，留下幾卷自己寫的詩，送給學生作為紀念。

　　才十一二歲，楊憲益已閱讀過數量可觀的古代筆記小說，以及明清通俗傳奇和長篇小說。

　　五四運動前后，楊憲益常由家里一名年輕仆人陪同，坐包車到天津當時出現的許多家新式書店，購買胡適、周作人和魯迅的大量著作，甚至購買了許多書商專門送上門的偵探小說和色情文學。當時，楊憲益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閱讀，已經到了貪婪的地步。

　　楊憲益上的中學，是天津新書書院，由倫敦一家傳教士團體創辦的。他在英文課程里早就學到了羅斯金、哥爾斯密、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它作家的一些散文，以及沃特·司各特、華茲華斯、格雷、雪萊、拜倫和濟慈的一些詩。但是他對西方文學的學習，主要來自閱讀課外書。當時天津法租界里有一家專賣外國原版書的“秀鶴書店”，而楊憲益每隔一天就要到書店瀏覽一番，買上幾本新書。最初他讀的少兒讀物有：格林兄弟、安徒生、王爾德的童話故事，劉易斯·卡羅爾的《艾麗斯漫游奇境記》和《鏡中世界》，巴利的《彼得·潘》、斯蒂文生的《金銀島》、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并覺得萊德·哈葛德的冒險小說趣味無窮，后來又讀了大仲馬的許多歷史傳奇，從《三個火槍手》到《鐵面人》直至《波赫多斯的兒子》。

　　上高中后，由于從小受過良好的英文教育，家里早就為他請了專職的英語和法語教師，他已能迅速閱讀英文書籍了。通常是每天或幾天讀一至兩部，最著名的歐美小說和詩人的作品幾乎已經讀遍了！

　　　

1941年與戴乃迭攝于重慶　　　　　　　　　　　1947年的一家人

1991年的一家人

　　他高中畢業前往英國留學時,先乘船到加拿大和美國游歷。當時他已經讀過馬克·吐溫的小說,華盛頓·歐文的《見聞札記》、《阿爾罕伯拉》和埃德加·愛倫·坡的許多作品，而他在旅途中仔細閱讀的作品卻是Ｄ.Ｈ.勞倫斯的兩部旅行散文：《意大利的黃昏》、《大海和撒丁島》。

　　楊憲益是1936年秋季進入英國牛金津大學的。之前，他在倫敦已居住了兩年。兩年來他除了到歐洲各地去旅行，就是刻苦用功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

　　憑借家庭的富裕，他完全可以像同學李亞福那樣：一到倫敦就去追歌女，或沉迷于網球戲劇之中。也許會走他父親的老路：留學日本時不好好念書，做一名浪蕩公子，把大部分時光消磨在藝妓身上。

　　然而，楊憲益卻寧愿把時間用在讀書上。羅素廣場、契林十字和托特姆院附近的舊書店，是他經常盤桓、光顧的去處，常常要買來一大堆書。只要手頭上有的，他什么書都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叔本華、尼采、博格森、巴克萊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還有弗雷澤的《金枝》等一些人類學著作、希臘神話、宗教書籍以及古代歷史、文學典籍。這段時間，他不僅讀過英譯本《馬志尼全集》和《海涅全集》，已經能讀懂法文，至少已讀過法國作家勒南的《耶穌傳》、比埃爾·洛蒂的波斯游記《走向伊斯法罕》和《儒勒·凡爾納小說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巴黎，他還真聽了幾位著名法國漢學家譬如馬伯樂和格格拉奈等人的講座。

　　楊憲益已經成了一條真正的蛀書蟲！

　　若探討楊憲益與書的淵源，他在書的版本上是有很精到的感悟和發現珍本書的機緣的。然而，他沒有成為阿英書話、晦庵書話、姜德明書話、吳興文藏書票之旅的作家，因為他的才氣太大了。上帝派他到凡世走一遭，是讓他擔當大使命來的：用英文翻譯《紅樓夢》，翻譯《儒林外史》、《老殘游記》，翻譯魯迅的《吶喊》《彷徨》，翻譯郭沫若的戲劇《屈原》……實際上，他才20歲時，對于圖書版本的獨特感受，已非同尋常：

　　我記得，一個偶然機會使我對收藏一些原版書發生興趣。一天晚上，我在回家途中離開地鐵站，走進羅素廣場附近的一家舊書店，在一個角落發現一本薄薄的詩集。標價才三便士，我買下了。這本詩集名叫《萊拉》，書上沒有作者名字。它是1814年前后匿名印行的。我覺得這篇詩歌似曾相識，決心弄清其作者究竟是誰。后來我得知這是拜倫早期詩作之一，初版竟只標價三便士！我高興極了。從此以后，我會偶爾走進去找找有沒有英國的初版書，希望能有更多的意外發現。我收集到幾種19世紀的初版或第二版書籍，一本是狄更斯的長篇小說，一本是雪萊的，還有幾本稍后的英國詩人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38頁）

　　發現三便士初版珍本書時，是1935年。正是這一年春天，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牛津大學不僅是英國最好的大學，默頓學院也是諸學院中歷史最悠久的學院之一。由于當年進該學院的亞洲名額僅有一個，并早就給別人，楊憲益還得再等一年，就可以實現他的夢想了。

二、劫難

　　楊憲益在倫敦一住就是六年。他就讀牛津大學，比當時稍前稍后的同學向達、呂叔湘、錢鍾書、楊絳、楊人楩等更長，讀了整整四年，拿到了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可是，最后兩個月，由于家庭破產，不能再寄錢給他，年輕的富家子弟一夜之間變成了窮人！

　　然而，幫他度過難關的還是書。

　　幸虧六年來楊憲益買了大批量的書，其冊數雖然無法準確計算，但是現代藏書家魯迅、宋春舫、唐弢、巴金、范用等大家的收藏，都是無法與其媲美的，因為楊益憲把倫敦買的書大部分都賣掉了，僅剩下決定帶回國的書籍，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這很小的一部分，也裝滿了七大木箱！

　　當時牛津校園有家叫布萊克威爾的書店有一項很完善的制度：大多數學生在離開牛津前總要賣掉一些書，布萊克威爾書店就折價收購。賣書人通常總能收回書價的三分之二。于是楊憲益把書都賣給了該書店，收回的款子剛好維持他在英國最需要錢時的最后兩個月的支出。

　　本來，書與主人的分離是件很痛苦的事。胡適最終也未能見到他在北京的藏書，晚年總是魂牽夢縈。然而，此刻的楊憲益已顧不得了，因為他剛剛與一位漂亮的英國姑娘訂婚，并要帶她返回中國。她，就是戴乃迭，牛津大學他的同學，也是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學位的高才生。

　　本來，這僅存的七大木箱書籍，是于1940年秋天由海路從倫敦托運至香港，然后再回到祖國。可是，戰火頻仍的年月，這七大木箱書籍一走就走了整整六年，才托運到重慶，再次與主人見面。

　　這批書的命運，首先在香港逃過一劫。當時，太平洋戰爭已打響，日本軍隊就把這批書統統扣下，并在每本書上都加蓋了戳子，上面是日文“楊的藏書”，可是有位關鍵人物，拯救了這批書，他就是楊憲益的老朋友伯納德·梅格。

　　伯納德本是牛津大學默頓學院楊憲益親密的同班同學，是他把剛進牛津大學不久的戴乃迭介紹給了楊憲益。他們三人經常在一起，在大學度過了許多美好時光。盡管當時伯納德正熱烈地追求戴乃迭，班上許多同學也都以為戴乃迭是伯納德的女友，但實際上她更喜愛楊憲益。當楊憲益和戴乃迭相互傾吐了愛慕之情后，當晚，楊憲益就很有君子風度地將此事告訴了伯納德。伯納德顯得非常傷心而在大學最后一年里盡量避免和楊憲益、戴乃迭在一起，并沒有參加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訂婚早餐會。之后，楊憲益再也沒有見到他。

　　伯納德離開英國到了香港大學教書，并且成績輝煌，當上了注冊主任。伯納德和楊憲益重新恢復聯系，已是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正是老同學設法在香港找到了楊憲益的這一批書，并把它們安全地寄往重慶。

　　抗戰勝利后，楊憲益正供職于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并接替梁實秋的職位，任該委員會主任。當時，抗戰一勝利，梁實秋、老舍等匆匆返回北平，而長江下游又是日本投降后大家都渴望回歸的地方，楊憲益與戴乃迭便選擇了南京。

　　一直等到1946年夏天，楊憲益和戴乃迭總算可以動身了。他們帶著兩個十分幼小的孩子和行李，登上編譯館費盡千辛萬苦雇來的一艘木帆船。編譯館當時僅僅是一個學術機構，在國民黨政府機關里根本排不上號，當然得不到更好的交通運輸工具。所有像樣的舟船、飛機、汽車都被征用而遣送國民黨官員和有官方背景的人物去南京了。經過長達一年的協商，編譯館只能雇到兩三只木帆船。由于船上人滿為患，每個人只能占有一個極窄小的空間：只能躺著，連動也不能動。

　　到了南京，揚憲益才得知，他們后面那艘載著他大量書籍和其它物品的木帆船由于起火而沉沒了，七大木箱書籍在這場船難中毀于一旦！而這批書到達重慶時，楊憲益僅打開一兩箱，拿出很少一些書帶在身邊，至今他書架上還有幾本蓋著日本戳子的書，算是對那災難沉重的中國，永久的紀念吧。

　　楊憲益完全可以躲避這場災難的。憑他和戴乃迭當時兩份教授的薪水，他們完全可以雇傭更好的交通工具。誰讓他當那個該死的主任，誰讓他要接替梁實秋走后的空缺，要與整個編譯館同仁同甘苦共患難？

　　楊憲益完全可以躲避這場災難的。英國大使館武官阿德里安·康威·伊文斯曾是他們的朋友，并多次勸告，讓他們全家坐武官的吉普車回南京，可是，楊憲益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抗戰八年，中國多少精英的大量藏書毀于一旦啊。日本鬼子打進南京城，趙元任剛剛蓋起的新家——藍家莊24號毀于戰火。當新華銀行經理徐振東從南京撤退到后方，將這一消息告知趙元任夫婦后，趙元任徹夜未眠，他最痛心疾首的是祖上和自己多年藏書——共擺放了七間房子的藏書，永遠無法恢復了。

　　郁達夫數萬冊精藏毀于杭州。

　　錢穆當清華大學教授五年而在北京購書五萬冊、約20萬卷，是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于此”（《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也于抗戰中全部失散。

　　陳寅格的所有藏書和部分手稿，終因顛沛流離，散失殆盡，甚至有弟子在越南河內舊書攤上購得老師舊藏一兩冊而歸還主人。

　　然而，此刻，抗議戰爭畢竟勝利了啊，難道中華精英們的藏書，還不能逃脫劫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