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與老子對人類社會之思維方式相似，且與孔子或柏拉圖不同。亞氏與老子之思維是以已存，已知之政治制度為起點，分析其內涵，優缺，與傾向；然后加入自己之意見，在理論上推斷使社會走向增進福祉或避免災難之方向。對亞氏來說，黃金均衡（golden mean）是最好之策略。例如要避免“全民政治”與“貴族政治”之缺陷，就要選擇折衷的“憲法政治”。對老子來說，要避免任何極端之措施，所以要“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要避免偏向任一理念，所以不可陷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錯誤。

　　孔子或柏拉圖雖也不乏折衷之思想，例如孔子之中庸，或是柏拉圖之和諧（harmony）均衡概念，柏氏認為一個人應達到三種生活要素:欲望（bodily appetite），精神（spiritual），與理性（reason）之間之和諧–但是這些中庸與和諧之思想是附屬于一種更高之理念下。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描繪他的理想國家之藍圖:最高之領導者，護國者（guardian class），有軍人階級（military class）輔助來統領市民階級（producer class）。柏氏對護國者之選拔方式及領導方法均有指示。節要言之，柏拉圖的共和國是他腦中創出，一種完全之合成（synthesis）。孔子心目中之國家是從古籍中加以詮釋而成。我們在此處并不想辨明康有為之托古改制說是否正確。無論如何，孔子企圖建立一種有序的倫理社會應是無疑問的。他希望天子諸侯士大夫都能循著禮制而個安其位，用仁與忠恕之道去教化施惠于民。

　　亞里士多德與老子之政治思維方式可說是分析之方式，他們不認為有絕對理想之政治制度，認為最好之治國方式只能從當下環境中去琢磨而尋求出來。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雖在理論上寡頭政治是最好的:將國家交付在一個才德兼具之人手上，既有效率又多能有好決策。但是才德兼具足以治國之人（又需有政治背景）難尋，結果在實際運作上，也許還不及[憲法政治]在長期中對國家較有利。

　　孔子或柏拉圖之政治思維方式可說是合成或[建立系統]之方式。他們企望借著理性，循著一種倫理模式去建立一種社會架構。而此社會架構以人性為基石。柏氏認為理性（reason）必須處于主導地位，精神（spiritual element）要協助理性來節制欲望（bodily appetite）；國家必須由理性高之護國者（guardian class）來統領。在孔子之政治體系中，人與人之間有一定之相互關系，他參照古籍所述禮制，將之系統化，再根據“倫理心理”將秩序建立起來。

兩種政治思維方式之比較

　　孔子或柏拉圖之“合成”政治思維方式有如下之優點；（1）讓人有明確遵循之規則；（2）在信服其道之團體內易于達到共識；（3）容易建立權威，引經據點。其缺點為:（1）思想容易陷于自我中心而不自覺；（2）思想缺乏自救彈性，難以變革；（3）一但領導位置為不肖者盤據，則易為操縱，假借權威而不利社會。

　　亞里士多德與老子之“分析”之政治思維方式有如下之優點:（1）彈性甚大，較不受時空之限制；（2）不以自我為中心，有自我修正之空間；（3）不可能為野心家或心術不正者利用以操縱社會。其缺點為:（1）領導者必須要有高智才能將之應用于實際政務；（2）領導者必須有才能去善用與其觀點不同之人，甚至不能體會其治道之人；（3）因思維方式避免建立權威，所以組織難以掌握，領導者必須有卓越創新與更正一己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