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重建

黃海烈　蔣剛

　　內容提要：中國近代考古學建立之初，不免有著材料不足和先天局限，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壯大，其對中國上古史之重建的重要作用日益顯現。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舊古史系統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傅斯年、李濟等人繼之而起，開辟了新的重建之路。對于如何重建中國古史的問題，傅斯年提供了體制保證并指明方向，李濟在理論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統的方案，但李濟等人限于現實條件，具體實踐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國大陸考古學者們則做出了切實的貢獻。經過60年的發展，中國田野考古學取得極大的成就，蘇秉琦等學者據此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多元一體格局說”，中國上古史重建已進入切實展開的時期。

　　關鍵詞：考古學；顧頡剛；傅斯年；李濟；中國上古史

　　作者簡介：黃海烈（1979年－），歷史學博士，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講師。
　　　　　　　 蔣　剛（1977年－），考古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副教授。

一

　　20世紀初年，中國近代考古學剛剛建立，尚處于起步階段，考古材料的搜集和使用必然受到諸多限制，一些歷史學者對這些材料的使用還抱著存疑的態度。如陳寅恪就曾對王鐘翰說：“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1]顧頡剛此時也是充分預見到考古學的局限性，他說：“有許多古史是考古學上無法證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預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跡來。大家既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承認的根據，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否認的根據，那么，希望在考古學上證明古史的人將怎么辦呢？”[2]所以他認為單純文獻上的材料雖然不足以建設真實的古史，但研究古史傳說的演變過程則是必須的。他說：“用了書本上的話來考定堯舜禹的實有其人與否固然感覺材料的不夠用，但若要考明堯舜禹的故事在戰國秦漢間的發展的情況，書本上的材料還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3]正是由于此時考古學發展的尚未成熟并且有著先天的局限性，[4]導致顧頡剛認為考辨文獻的工作也是必須的，他說：“我們先把書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學上的發見，這不是應當有的事情嗎？”[5]

　　隨著殷墟發掘的開展，中國近代考古學日益興起，有關上古史的考古材料也日益增加，古史學界的風氣也開始有所轉變。李濟的一位朋友就曾說，在20年代時，他在中學課堂上，棄三皇五帝而不談，只講石器時代，遭到了學生們的“大笑”，而十年后，連鄉下的小學生已經知道“石器時代”這個名詞了。據此李濟認為這一轉變很可以代表“十年來我們對于歷史觀念的變遷。社會上對于三皇五帝的憶念，雖仍覺得戀戀不舍，然究竟敵不過石器時代、銅器時代所代表的觀念的實在；石器銅器時代的史實一天一天地增加，現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歷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為一個神話，自然另是一個問題；但就是仍舊相信這些古圣人的人，對于他們所代表的內容也變更了許多。這一切我們可以說全是考古學發生出來的影響。”[6]這一古史觀念的轉變主要是由近代考古學兩項重要成績所造成的，“一為發現中國北部的石器時代文化”，主要是指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一為確定中國的青銅時代文化”，即是殷墟的發現與發掘。[7]而在此前，傳統的中國史家仍然篤信三皇五帝的傳說，新派的史學家也只是懷疑這種傳說而已。李濟認為這兩種古史學觀點都無法最終改變中國古史學的命運，因為“這兩種態度都只取得一個對象，都是對那幾本古史的載籍發生的。直等到考古學家的鋤頭把地底下的實物掘出來，史學界的風氣才發生些轉變。”[8]李濟雖然不免有些夸大的嫌疑，但近代考古學的壯大和發展，對中國古史觀的影響是決然不可忽視的。

　　顧頡剛無疑也受到這一風氣的影響，他在《古史辨》第二冊自序中就表示要將研究陣線縮后，并且自我身份認同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他說：“我希望真能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9]此后，他在《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中更是一改先前偏重傳統文獻的態度，認為對中國古史進行重建是離不開考古學的。他說：“古史材料在書籍里的已經整理完工了，那時的史學家就可根據了這些結論，再加上考古學上的許多發見，寫出一部正確的《中國上古史》了。”[10]而古史辨派及其追隨者也出現了一些修正前時過激言論的態度和觀點。如1933年，羅香林在評價顧頡剛和《古史辨》時，就將顧氏放在20世紀以來20年中國史學思想變遷的大勢中加以探討，提出可以將當時的中國史學界劃分為6種趨向，其一即是“兼采中西考古學方法,或從事古遺器物的研求,或專心致力地下古器物的掘發與考證而構成的一種運動”，并欲在《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一文中獨辟一章來專門討論“考古學年代學的提倡與研究”。[11]

二

　　隨著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壯大，古史學者們開始利用考古新發現，對包括顧頡剛“古史層累說”在內的古史學研究中所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并認識到過分疑古客觀上給中國古史研究造成的真空狀態。1930年時，羅爾綱曾深受顧頡剛 “古史層累說” 的影響，并有志于研究中國上古史，但已“不再疑古”的胡適卻對羅爾綱說：“近年的人喜歡用有問題的史料來研究中國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勸你還是研究近代史吧，因為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也比較易于辨別真偽。”[12]所以，這種上古史料出現的極端匱乏和難辨真偽的現象，最終成為羅爾綱轉變研究方向的動因之一。針對這種現象，徐旭生曾指出：“我國極端的疑古派學者對于夏啟以前的歷史一筆勾銷，更進一步對于夏朝不多幾件的歷史，也想出來把它們說作東漢人偽造的說法，而殷墟以前漫長的時代幾乎變成白地！”[13]董作賓在1951年所作《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文中也談到：“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觀點只是一個‘疑’，一個‘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極端懷疑。這當然是屬于革命性、破壞性的。我國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紙上史料’，經過這樣一‘辨’，幾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學影響所及，東西洋的漢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問題為之四顧茫然，不知所措。謹慎一點的人，只好從商代講起，再謹慎點，最好講春秋以后。”[14]面對此種尷尬局面，有學者便將矛頭直指疑古學說，認為既然文獻史料不可靠，只有發掘出土的實物史料才是解決古史問題唯一方法。李玄伯說：“載記既不能與‘我們’一個圓滿的回答，我們只好去問第二種材料，‘古人直遺的作品’。直遺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見的，除了缺破以外，我們仍能看見。所以他的價值遠非傳抄錯誤、偽作亂真的載記所可比擬。現地中藏品……設以科學的方法嚴密的去發掘，所得的結果必能與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這種是聚訟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15]有些態度更為激進的學者則更看重考古學在重建中國上古史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正式提出“中國古史重建”口號的韓亦琦在1942年時就已經認為，一般認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學的考古發掘。認為如若考古學能發達，新材料不僅可以大量尋找出來，使古史之重建極為可能，而且這些材料將愈積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詳細、更悠遠、更確切，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顛撲不破的古代實物重建古史”。[16]

　　民國時期的另一些新派學者們隨即將史學界提出“中國古史重建”的口號付諸行動。其中，傅斯年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從顧頡剛到傅斯年再到中國古史重建，這正是中國現代古史學發展過程中一根環環相扣的鏈條。傅斯年與顧頡剛分道揚鑣之后，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辟了新史料學和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道路；也正是傅斯年的另辟蹊徑，幫助顧頡剛回應了其難以回答的一些問題，并找到解決這些疑難問題的辦法，為未來的中國古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傅斯年是顧頡剛與中國古史重建之間的重要銜接，同時也為中國考古學和古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來屈萬里就認為，顧頡剛疑古辨偽的“破壞”工作確實取得了很大成績，其表現為對大量的古籍和古史的分析和考證，特別是對長期以來人們迷信的儒家經典《尚書》、《易經》、《詩經》及孔子學說進行認真系統的考辨，推翻了堯舜禹文武周公的傳統上古史體系，在上古史料的批判利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他也看到在顧頡剛疑古破壞的背后又隱藏著局限性。“先破后立”，消極的破壞多于積極的建設，特別在帶有明顯形式主義偏向的“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口號之下，完全的存疑，就成了另一種形成的破壞。“疑古的結果成了無古”，使得人們在古史面前四顧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屈萬里總結說：“自從顧頡剛等豎起懷疑古史的旗幟，天下風起云涌，但他們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歷史語言研究所，則運用科學的可信的材料，從事本國史的建設，史語所替中國文史界開了一條大路，孟真先生本人則是開路的急先鋒。”[17]在桑兵看來，在中國近代史學發展進程中，傅斯年的學術貢獻遠不及他的事功，史語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學革命勝利的象征，堂而皇之地組織起“元和新腳”的整齊陣容，迅速而有序地落實以往長期坐而言卻不能起而行的學術主張，不必如顧頡剛所說等待10年以后。[18]

　　傅斯年做為古史研究“有破有立”的倡導者，早在《新潮》社時期，就主張文化改造中要“破中有立”。因為長期的破壞，不見建設的事業，要漸漸喪失信用的；若把長期破壞的精神，留幾分用在建設上，成就總比長期破壞多；發表破壞的議論，自然免不了攻擊別人，但是必須照著“哀矜勿喜”的心理。[19]那么，面臨著顧頡剛已為之掃除障礙的古史學說系統，傅斯年更提出，我們不是讀書人，只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20]隨著中國近代考古學在殷墟等處取得了重大成績，傅斯年更加堅定了早年的看法，與顧頡剛在學術上的分歧日益明顯。此時傅斯年主張“整體的歷史觀念”，認為考古材料是活的材料，可以“點活”傳統文獻材料，[21]這樣就可不再簡單地拘泥于這些傳統文獻材料的真偽判斷上，而是思考如何將它們盤活整合，用于中國上古史的研究中。傅斯年這些主導思想的忠實貫徹者和執行者就是李濟。傅斯年“有破有立”的倡導與殷墟發掘無疑啟發了李濟對中國上古史的思考，李濟曾說：“安陽發掘所得地下材料，它們所引起的問題，構成了一種嶄新的挑戰的陣勢，包括的內容為先前治史學的人們想知道而無法知道的重要史實。有些可以說是，在他們的想像中沒出現過的事物。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我們應注意到，卻是發現的新資料，更有很多可以與先秦的傳說相互印證。”[22]

三

　　李濟于1934年就曾在《城子崖》序中對顧頡剛的疑古學說加以否定，認為現在已經不是爭論“堯、舜、禹的黃金時代”是否應該打倒的時候了，那樣只不過會愈鬧愈糾紛了。李濟認為應該跳出這些無謂的糾纏，因為這“仍是一個技術問題”。顧頡剛“古史層累說”也只能算一種推倒偽史的痛快的標語，用其是建立不起來真正的古史的，如果要奉為分析古史的標準，卻要極審慎地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險”。從殷墟發掘的經驗來看，“中國古史的構成，是一個極復雜的問題。上古的傳說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謊帳。那些傳說的價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們構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別去取，積久了，我們自然會有一部較靠得住的中國上古史可寫。”重建中國古史的關鍵就在于，多找“真實可靠的材料”，處置這種材料的方法也應該與處置一切自然科學材料是相同的。如此，上古史中的價值觀念一旦被摒除，“其余的就可迎刃而解了”。[23]由此看出，在李濟的觀念里，原有對中國上古史中是非有無的問題，已經不算作問題了，現在的中心只是用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獲取和處置“真實可靠”的地下考古材料。

　　所謂的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在當時最為主要的即是田野考古發掘，而其之所以能夠成為重建中國古史的核心，是因為它在性質和內容上與歷史學有著極大的相似性。李濟就認為“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學之一科”，田野考古者的責任就在于運用自然科學的手段，搜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史學家采用，這本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而與史學絕緣的考古學是不能有多大進步的。要建設一部信史，發展考古學是一種必要的初步工作。[24]

　　對于如何重建中國古史的問題，李濟在理論上也提出了系統的方案。1954年，李濟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他對重建中國上古史問題的初步構想。在這里，他已經意識到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材料的范圍發生了變化，隨之研究的中心問題也有所轉移。他說：“我們感覺到，并已證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記錄以外，還有另外的來源；由這些來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經引導出來了不少新的問題，并且已經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們必須收納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資料；這些新資料，不但幫助他們解決舊問題，而且啟發新問題。”[25]新問題即是中國民族的原始和中國文化的原始。他認為只有抓住中國早期文化與民族這樣的核心問題，并根據新材料來建立中國上古史，如此，不但可以說明中國上古史本身，更緊要地，也可以把中國文化在世界史的位置說明得很清楚。[26]但此時這只是李濟的最初構想，他主要是站在考古學家的立場上，來說明若干考古工作對重建上古史的作用和貢獻。

　　1962年，李濟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完善和發展了他先前的這一構想，以歷史學家的立場和眼光，把中國上古史相關問題，做了通盤的思考和討論。[27]他對“中國上古史”做了重新的界定。在“史”的方面，他認為史料已經不能用先前的眼光來看，不能完全以“有文字記錄”的材料為限，不僅要照顧到那些新發現的“啞吧”材料，并且要給它們以很大的重量，以此作為歷史研究的根據。在“上古”方面，他認為其時間也已經不可以用原有的范圍來界定，而應將中國上古史的起點延長至人類最早在中國這一區域內演進之始。在“中國”方面，他認為其空間也不能單純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限，還應涉及到自然環境如地理地質地貌方面的變遷。基于李濟重新定義后的“中國上古史”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出現了自然科學研究的題目。由于在李濟的研究概念中，“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手段經過了重新界定，他將中國上古史的史料范圍進行了重新劃分。他把中國上古史的材料劃分為7大類：第一，關于“人類原始”的課題，相關材料大半屬于人體解剖學與生物學領域，注意人類起源的問題，是世界性的學問。第二，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等各項研究成果。第三，人類的文化遺跡。這實際上就是關于中國這一區域之內早期人類的史前考古學。第四，體質人類學，研究人類體質，尤其是在最近10000年內的人類體質演變的基本資料。第五，“狹義的”考古學所發掘出來的資料，指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資料，大半屬于有文字記錄的時期，大約是青銅時代及這時代以后的歷史。第六，民族學家所研究的有關原始民族的文化與體質的資料。第七，歷代傳下來的有關秦朝以前的文獻紀錄，這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28]在李濟所說的七種材料中，第一、第三和第五種材料實際上屬于考古學三個主要研究領域，即舊石器考古學，新石器考古學，歷史考古學，而其余的則都屬于考古學的相關或是輔助學科。所以從李濟所說的材料范圍來看，他是想通過考古學來重新構建中國上古史，所依靠的材料涵蓋面相當之廣，不僅有人文社會學科還有自然學科，不僅有考古學還有狹義的歷史學，可以說李濟的這一材料范圍的劃分，融入了他對中國上古史結構的整體思考，也是他重建上古史的理論精華。這一思想，后來被張光直所繼承，并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明確提出在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內的整合研究方式。[29]

　　在中國上古史的基本選題方面，李濟仍然沿用了他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中的基本認識，認為中國上古史的兩個基本課題，應是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原始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身，不但是體質人類學的課題，也是文化人類學的課題，更是歷史的基本課題。在中國上古史重建中，中國考古學家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將考古學資料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以此作為新的中國上古史的寫作基礎。李濟認為，新的中國上古史應當以殷墟發掘所得的田野考古資料為基礎，這不僅可以使歷史學家全面了解殷商文化，而且可以把殷商文化的考古材料與史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通過比較研究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最終是將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連成一片。[30]

　　李濟不久便將這一系列關于重建中國上古史的看法運用到實踐中。1955年，他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把3篇講稿編成書，標題就叫《中國文明的開始》，該書于1975年出版。1963年。他在臺灣組織了一個中國上古史編纂委員會，自己擔任主任委員，還編寫有一份《中國上古史編輯要旨》，來指導上古史的編纂工作，力求實現他所主張的利用考古發掘及其他相關資料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愿望。李濟在《〈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緣起及其進行的過程》中認為，50余年來，地下發掘出來的考古資料已經累計到了一個頗為可觀的數量，發表的報告不斷地透露了遠古時代中國民族與文化形成的消息。現在近乎已經到了史學家可以憑借校訂比較完整的古籍與發掘出土的實物把中國上古史再作一番整理的時候。這個編輯計劃完全是根據審查原始資料的性質而作出的，重心放置在民族的發展與文化的演進兩組主題上，目的是編輯一部比較可信的中國上古史。[31]該書至他去世時未能完成，他臨終時還引以為憾。由于李濟四十年代末開始遠離了中國考古學的主流，對中國大陸考古學的發展狀況并不十分了解，所以他晚年研究的基本課題仍然局限于“中國民族和文化的原始”這兩個問題，所掌握的考古發掘材料，也只限于殷墟的材料，這就極大地阻礙了他的中國古史重建工作。[32]而此時期，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們在考古學的發展和中國上古史重建等方面，則做出了切實的貢獻。

四

　　新中國成立以來，大批史前與夏商周遺址被發現，考古學分期研究也隨之擴大到整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也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隨著60年來中國考古學的迅速發展，中國大陸考古學家初步梳理了史前文化的發展譜系和復雜結構，基本弄清了農業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國史前經濟格局及其對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影響。對聚落都邑的研究又有力促進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對夏文化的探索有顯著的進展，對商周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深化，對夏商周時代中原周圍的區域諸多青銅文化也有了體系性的認識。[33]

　　舊石器考古學方面，元謀人、蘭田人、鄖縣人、北京人、和縣人、南京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柳江人、大荔人、山頂洞人、淶水人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以及一系列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構建起了一個距今大約200萬年至2萬年的古人類體質特征及其文化演化的序列。[34]這就為在世界范圍內認識人種起源和中國民族之原始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材料。

　　新石器考古學方面，中國考古學者們在史語所殷墟發掘的基礎上，保持對殷商文化起源的關注。隨著龍山城子崖遺址的發掘以及一系列龍山文化的發現，中國考古學界針對安特生的仰韶文化分期進行了深入批判性研究。[35]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地一系列石器時代遺址早中晚各個階段代表遺址的確定，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的年代學序列最終確定，歷史框架也日漸清晰。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巖、廣西桂林甑皮巖和邕寧頂獅山、河北徐水南莊頭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臺文化、興隆洼文化、彭頭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以及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一系列發現，構建起了距今10000年左右至4000年左右中國新石器文化從早到晚的發展序列及其區系類型體系。[36]

　　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中國已經形成以粟、黍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系統和以水稻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系統。這對后世中國歷史上經濟社會的構成和文化格局的分布有著重大深遠的影響。華北地區是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起源地。20世紀50年代在西安半坡遺址發現的粟的朽殼，確認了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就已種植粟。[37]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發現的逾百座的糧食窖穴，把中國粟作的歷史提早到了距今8000年以前。[38]磁山遺址中窖穴里大量粟的存在表明這不是中國粟作的最初階段。從這些遺址出土數量較多的粟朽灰和成套的農業工具來看，華北地區以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可能起源得更早。90年代初公布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39]碳十四年代測年結果表明其年代大約距今10000年左右。雖然在這個遺址中沒有發現粟的朽灰，但是其有石磨盤、磨棒等加工谷物的工具以及豬、狗等家畜的存在，為尋找北方粟作農業更早的起源提供了一些線索。南方最早的稻作遺存是70年代發現與發掘的河姆渡遺址，[40]碳十四測年表明此遺址的年代在距今7000至5000年。在遺址的第4層的上部即4A層發現了大量的水稻遺存。經過鑒定，稻谷有粳稻和秈稻兩種。秈稻約占60%，屬于人工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水稻，粳稻屬于亞洲栽培稻。從河姆渡遺址發現的大量稻谷遺存以及大量的農業工具的存在來看，中國的稻作起源應當更早。80年代以后相繼發現的湖南澧縣彭頭山、[41]八十垱、[42]道縣玉蟾巖、[43]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44]等遺址表明，中國南方稻作起源可能推至距今萬年的時期。

　　20世紀初殷墟發掘以及甲骨的發現，使得學術界開始普遍關注中國文明的原始問題，并認為中國文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50年代鄭州商城的發現與發掘把中國文明提早到商代早期。50年代末以來，二里頭遺址的不斷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器和陶器以及宮殿或宗廟的基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接受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就是夏代一個都城的觀點，這表明中國文明至少應該追溯到夏代。隨著二里頭遺址考古發現的增多，出土遺跡、遺物越來越豐富，學者們日益覺得二里頭文化已經是比較發達的古代文明，中國文明的誕生可能更早。特別是龍山時代的考古發現大量的帶有防御城墻的城，說明中原地區是通過頻繁的戰爭來集中權力，形成最早的國家。龍山時代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陶寺遺址。[45]該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面積300余萬平方米，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陶寺遺址的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至前1900年。經過多年連續的工作，考古學家在該地發掘了1300余座不同時期、不同規格的墓葬，獲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隨葬品。2002年，發現并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的大城和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倉儲區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在陶寺的最重要的發現——大型圓體夯土建筑，使發掘者推測，其功能與觀天象和祭祀有關。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么此圓體建筑就應是中國最早的觀象臺。于是，龍山時代尤其是龍山時代晚期備受學界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相信，中國文明的起源應該提早到至少是龍山時代。

　　近20、30年的考古發現表明，距今5000至4000年的考古遺存不僅有河南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還有諸如紅山文化的壇、廟、冢，良渚文化的瑤山祭壇、反山貴族墳山，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寶山文化的古城址和刻劃符號及大量玉器、銅器等具有明顯文明特征因素的遺存，這些都為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提供了直接物證。[46]文明起源的探索更重要的成績是在中原以外的地區發現了代表文明曙光的考古遺存。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以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為中心，分布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年代為公元前4200－前3000年。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并存。紅山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手工業達到了很高的階段，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陶器裝飾藝術和高度發展的制玉工藝。尤其重要的是，在遼寧建平與凌源縣交接處的牛河梁發現了一處紅山文化晚期的規模龐大的墓地群兼祭祀中心。[47]其壇、廟、冢的發現被認為已經率先跨入了國家形態演進的第一階段，即“古國”階段。[48]良渚文化是以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遺址群命名的考古學文化。[49]反山遺址是人工筑成的貴族墳山，瑤山遺址原來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壇，后來改作貴族墓地。1987年在良渚遺址群中間偏西發現一座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臺城”，其上有數萬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測其是大型禮儀性建筑地基。這個文化已經具備相當發達的稻作、蔬果農業，竹、絲、麻制作工藝，更令人矚目的是它的玉器，有琮、璧、璜、鉞及動物形飾。玉琮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者神徽。良渚遺址群等級之高、規模之大、遺跡之豐富，成為良渚文化的中心。有學者甚至認為當時已經是文明社會，只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圍內還沒有形成一尊統治的局面，而是被眾多權貴分割統治的若干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50]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的發現與發掘，反映了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起源的過程。石家河遺址群位于湖北天門石河鎮，年代約在公元前2600～2000年，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聚落中心。[51]以稻作農業為主。在遺址群中的鄧家灣遺址發現了銅塊和煉銅原料孔雀石，標志著冶銅業的出現。鄧家灣遺址的個別地段，還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的一座坑中竟達數千件之多。琢玉工藝崛起，特色鮮明，玉器有人面雕像、獸面雕像、玉蟬、玉鳥、玦、璜形器等，都屬于小型玉器。石家河文化晚期大小墓差別懸殊，其中的肖家屋脊遺址一座大型土坑墓長3米多，隨葬品百余件；另一座成人甕棺中有小型玉器56件，是玉器數量最多的墓葬。鐘祥六合遺址大多數甕棺內隨葬玉石器及玉石料。這些都表明，人們以玉器為財富。這些考古發現對于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重大學術問題具有深遠意義。

　　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年代都比中原龍山文化年代早，而且發展水平也非常高。這些考古發現進一步驗證和發展了顧頡剛“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的觀點，[52]改變了人們原有把黃河流域看成文明發源核心的“中國文明一元起源論”，提出了“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說”。[53]而且各個地區都在向文明國家邁進，只是在夏代初年黃河流域中游的社會組織首先邁入國家的門檻，從此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

　　夏商周三代考古方面，介于河南龍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間的二里頭文化的發現，從考古學上找到了可以與有關文獻記載聯系起來探索夏文化的直接對象。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地區針對“夏墟”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了二里頭遺址。[54]1977年，夏鼐用“二里頭文化”來命名分布在豫西晉南地區的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此類遺存。[55]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等遺物，還發現了宮殿、宗廟、貴族宅第、手工業作坊、墓葬等內容豐富的遺跡。[56]二里頭文化的中心區域是河南西部伊洛流域，隨著二里頭文化的不斷發展，中原地區的優勢地位開始凸現，后來的商人西進、周人東伐都是以占據中原地區為目的。從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來看，它是夏時期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區域內最發達、勢力最強盛的文化，在這個地區發展出了燦爛輝煌的夏商周青銅文明。

　　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及夏商時期周邊地區諸如岳石文化、夏家莊下層文化、吳城文化、馬橋文化、三星堆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青銅文化的發現，為研究商、周文化淵源、中原文化與周邊關系展現了廣闊前景。特別是夏商周時期在中原地區以外的考古發現，給“中原中心論”的上古史觀以極大的沖擊，并重新繪制了上古史的地圖。三星堆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主要是指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第二期文化內涵，時代相當于公元前1900－前1250 或前1700－前1150年。[57]三星堆遺址面積達12平方公里，圍繞著寬厚堆土城墻的古城都邑的面積達3平方公里。城中有宮殿區、作坊區等空間功能區分。城南三星堆一帶是著名的神廟與祭祀遺址所在，在此發現了埋藏有大量面具、人像、神樹、容器等金、青銅、玉、石、象牙物的器物坑。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表明，長江上游也有自己發達的青銅文化，并且與中原文化有過密切的接觸和交流。在江西發現的吳城文化同樣引人注目，其文化發展水平之高，表明這可能也是當時一個文化中心。[58]遺址中大量的陶文和符號等實物資料，表明殷商時期贛鄱地區并非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發達的文明區域。鑄銅遺跡、工具和精美的青銅器的出土，說明早在3000多年前這里就和中原一樣，熟練地掌握了鑄造技術，生產高質量的青銅器，這解決了南方地區在殷商時期能否鑄造青銅器的重大學術問題。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別是40多種印紋陶紋樣，是打開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鑰匙”和年代學的“標尺”。

　　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鄭州小雙橋遺址、洹北商城、邢臺東先賢遺址、安陽殷墟等的發現，為研究商文化從早到晚的演變和都邑變遷找到了重要線索。[59]20世紀50年代初，河南鄭州二里崗發現比殷墟年代還早的“二里崗期”商文化。[60]隨后，又在鄭州地區先后發現了兩座商代早期都城級商城，即1956年鄭州商城和1983年偃師商城。鄭州商城是我國發現最早的一座有夯土城垣的商代城遺址，內城有3平方公里以上，外城近20平方公里。[61]城內遺跡遺物較為豐富，有大型的宮殿區、墓葬、銅器作坊和窖藏、手工業作坊、蓄水排水設施等。偃師商城規模龐大，宮城內宮殿建筑密集，其二號宮殿是我國目前商代早期最大的宮殿單體建筑。[62]這兩座商代早期商城的發現，將商代的信史從晚期推至早期，涵蓋了整個商代。而且，為商文化的分期，乃至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分期都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材料。鄒衡就曾以鄭州出土的早商材料建立了商代早期的文化分期，聯系殷墟的文化分期，使整個商代的年代序列初具規模。以此為基礎，上承二里頭文化分期，下接兩周文化分期，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分期也呈現在世人的眼前，從而中國考古學的基礎性框架式研究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成果。[63]

　　西周和東周都城、墓地、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掘以及戰國簡帛文獻的出土，為研究封國都邑地望、禮儀制度和社會結構及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提供了實物資料。東周時期鐵制品在多處地點的不斷發現成為研究中國從青銅時代向早期鐵器時代過渡的可靠素材。[64]

　　總之，在考古學蓬勃發展的基礎上，中國上古史重建的任務又重新回到了考古學者的視野里。先行者已經開始為如何重建中國古史進行框架內的理論思考，并提出根植于田野考古學基礎之上的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多元一體格局說”，為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做出了重要貢獻。蘇秉琦依據基礎研究所提供的考古學材料，先后提出了“區系類型”理論；“古文化、古城、古國”研究文明起源、形成的三步驟；“裂變、撞擊、熔合”文明產生的三形式；“古國、方國、帝國”文明發展的三階段；“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文明起源的三類型；以及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這都成為指導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論和方法。1991年，蘇秉琦連續著文，倡議重建中國史前史，其要髓是號召中國考古學研究重點從搭建歷史框架的研究轉向研究這個框架里面的歷史內容上來。[65]蘇秉琦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實踐舉措就是在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中負責編寫《遠古時代》卷。2006年，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本著多學科融合、文物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相結合的宗旨，組織專家編撰4卷本《中華文明史》。其中第一卷充分利用夏商周最新考古學成果，全面探討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歷程，揭示了若干文明發展規律和歷史經驗。這都標志著考古學在中國上古史重建中從此進入到一個新境界。雖然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工作有著艱巨性和長期性，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已經在路上。

注釋：

[1] 王鐘翰：《陳寅恪先生雜憶》，載《紀年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2頁。

[2]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見《古史辨》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頁。

[3]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見《古史辨》第二冊，第4—5頁。

[4] 即使考古學發展到今天，其先天局限性亦未完全消失。考古學著重考察的是人們活動的物質領域，而且用考古學材料來研究社會的物質層面也是十分有效的，但對于精神領域的研究諸如禮儀行為以及僅能用語言、文字表達的思想等方面，頗有些力不從心。考古學只能見到人們表現在物質遺存中而又能觀察得到的精神領域等方面的內容。考古學可以占有時間和空間最大的范圍，以此可以觀察到歷史上宏觀的發展趨勢，但對于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則難以企及。現在所發現的是遺存，只是地下埋藏的一部分，并經歷史剝蝕而不完整的東西。所以，考古學也難以見到人們物質活動領域的全貌。考古學要確切、全面地了解處在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環境中的空間，實在很難。中國考古學做出的文化分期，已相當精確，但也只是相對年代。至于用科技手段測年，即使最能較準確地測出年代的放射性碳—14斷代，也不能測出絕對年代。總之，考古學材料只能用于研究歷史的一個側面。詳見張忠培：《淺談考古學的局限性》，《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總第84期。

[5]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見《古史辨》第二冊，第5頁。

[6]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原刊《東方雜志》第31卷第7號，1934年。收入氏著：《安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1頁。

[7] 當然，有關“石器時代”代替“三皇五帝”的古史觀，除了有近代考古學的崛起，還應該看到顧頡剛等古史辨派對于舊古史系統的重新解構，這都為觀念的更新和考古學的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相關內容詳見黃海烈：《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以其來源為核心的考察》，載朱清華、李銳主編《學燈》（第9期），簡帛研究網站，2009年1月3日。

[8] 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原刊《東方雜志》第31卷第7號，1934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01頁。

[9]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見《古史辨》第二冊，第6頁。

[10] 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自序，見《古史辨》第三冊，第5頁。

[11] 佛應（羅香林）:《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 1933年1月。轉引自羅志田：《〈古史辨〉的學術思想和背景——述羅香林少為人知的一篇舊文》，《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2期。

[12]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52頁。

[13]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14] 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原刊《大陸雜志》第3卷12期，1951年。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2—613頁。

[15]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古史辨》第一冊，第269—270頁。

[16] 韓奕琦：《中國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第10—11頁。

[17] 屈萬里：《敬悼傅孟先生》，《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18] 桑兵：《近代學術傳承：從國學到東方學》，《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 傅斯年：《破壞》，《新潮》第1卷，第2號。

[20]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1928年。

[21]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后記”跋》，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第三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第959－1005頁。

[22] 李濟：《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1968年。收入氏著：《安陽》，第551頁。

[23] 李濟：《城子崖》序，原刊《東方雜志》第32卷第1號，1934年。收入氏著：《安陽》，第410—411頁。

[24]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原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1936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12—313頁。

[25] 李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原刊臺北《民主評論》第5卷第4期，1954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35頁。

[26] 李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原刊臺北《民主評論》第5卷第4期，1954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46頁。李濟這種觀點有著精準的預見性，考古學發展到今天，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等問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國內一門顯學。

[27]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47頁。

[28]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51—355頁。

[29] 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

[30]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氏著：《安陽》，第355—360頁。

[31] 李濟：《〈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緣起及其進行的過程》，載李光謨編：《李濟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年，第188頁。

[32] 這種遠離中國考古學中心的局面不僅影響到李濟本人學術發展，也使臺灣史語所的考古學研究日趨邊緣化。史語所現任所長王汎森就談到，史語所到中國臺灣以后，高去尋花了35年時間，把侯家莊的報告做出來，厚厚的10大本（其中有1冊是石璋如接續完成的）。雖然每一本都寫“梁思永遺稿，高去尋輯補”，實際上，從檔案的原始紀錄可以看到，梁思永所做的發掘記錄只有一點點，事實上報告的主要工作都是高去尋做的。這說明，史語所到中國臺灣以后，雖然沒有機會參與中國大陸的考古發掘，但是一直在做這一類的工作，如考古報告、研究的整理等等，所以這一條線沒有完全斷掉。但是，因為沒有了田野，一些本來可能對中原考古有興趣的學者，就慢慢轉向中國臺灣考古，致使現在在史語所里面從事中國臺灣考古的學者人數遠遠超過了從事中原考古的學者人數。學術方向的調整，尤其史語所這種講究搜尋原始材料的單位，當然會受到現實條件的影響。詳見王汎森：《談史語所八十年》，《東方早報》，2008年12月01日。

[33] 嚴文明主編：《中華文明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34] 李伯謙：《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光明日報》，2002年12月17日。

[35] 詳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36] 李伯謙：《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光明日報》，2002年12月17日。

[37] 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38]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

[39] 保定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11期。

[4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4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4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夢溪八十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2期；張文緒、裴安平：《澧縣夢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43] 袁家榮：《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證據》，《中國文物報》，1996年3月3日。

[44] 劉詩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重要進展》，《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現簡報》，《考古》1983年1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首次發現銅器》，《考古》1984年12期；《陶寺遺存1983－1984年III區居住址發掘的主要收獲》，《考古》1986年9期；《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2期；《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9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發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5期）；何駑、嚴志斌：《山西襄汾陶寺發現大型史前觀象祭祀與宮殿遺跡》，《中國文物報》，2004年2月20日。

[46] 李伯謙：《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光明日報》，2002年12月17日。

[47]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48] 蘇秉琦：《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東南文化》，1993年，第1期。

[4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50] 張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及其所處社會階段》，《文物》，1995年，第5期。

[51] 石家河考古隊：《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石家河考古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肖家屋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52]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第一冊，第99—102頁。

[53] 蘇秉崎、殷瑋璋：《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5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殷墟”的初步報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55] 夏鼐：《碳—14測定年代與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

[5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5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58] 江西省博物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清江縣博物館：《江西清江縣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隊、清江縣博物館：《清江吳城遺址第六次發掘的主要收獲》，《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樟樹吳城遺址第七次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專業等：《江西樟樹吳城商代遺址第八次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59] 李伯謙：《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光明日報》，2002年12月17日。

[60]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鄭州二里崗》，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6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偃師商城的初步勘探與發掘》，《考古》1986年，第4期。

[6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中國歷史的重構》，《文物》2002年，第7期。

[64] 李伯謙：《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光明日報》，2002年12月17日。

[65]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中國歷史的重構》，《文物》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