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禮學解釋體系初探——以五祀說為例

刁小龍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

小引

　　東漢鄭玄為《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禮學經典作注解，影響巨大。鄭玄之前遍注三禮者，或有其人[1]；而說未傳世，難得其詳。至鄭玄說出，一掃前賢眾說，取而代之，或有以也。后世遂一尊鄭氏三禮注，有所謂“禮是鄭學”之說[2]。歷代學者在依賴鄭氏注解學習禮學之際，不乏有識之士指出，鄭玄禮學解釋以《周禮》為基準，調和禮學經典中相互抵牾記載，雖然禮學體系因此得以建立，禮學典籍卻也因此相互雜糅，難辨原委[3]。此說陳義頗高，舉證詳言則頗不易；蓋因禮學自來艱澀難通，致使鮮乏問津者。筆者從師問學，體玩鄭注，于此說感受頗深，嘗思有以證之。今乃不揣谫陋，試以三禮中“五祀”鄭玄之解釋為例[4]，窺其禮學解釋體系之一斑。倘得博雅方家匡謬是正，幸何如哉。

一、三禮典籍中之五祀

　　三禮之中關于五祀之記載散見諸書，記載頗多。《儀禮》中唯一見于《既夕禮》篇末記文[5]，“乃行禱于五祀”；《周禮》則散見于《春官·大宗伯》、《司服》、《小祝》職、《夏官·小子》職等處；《禮記》則有《曲禮下》、《王制》、《月令》、《曾子問》、《禮運》、《祭法》等篇涉及五祀。按核三禮經典文本，則《儀禮》、《周禮》并未有五祀之詳細解釋；具體說明其內容者唯見于《禮記》相關篇章記載。其中，尤以《祭法》篇言之最詳：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灶。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

　　依上說，則五祀祭祀司命、中溜、國門、國行、公厲之神，為諸侯之制。然而同書《月令》篇所說五祀則與此略異。《月令》篇中，將五祀分置四季之中，分別與五行相對應：春氣木，祀戶；夏氣火，祀灶；中央（季夏）土，祀中溜；秋氣金，祀門；冬氣水，祀行。從此說則五祀所祭為門、戶、中溜、行、灶五神。

　　二文所載之別，鄭玄認為“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祭法》注），是五祀所祭皆為小神，等級不高；又“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周禮·小祝》注），似不為常祀。如其說，則《祭法》與《月令》所述大同小異，實可歸為一旨。

　　然而《月令》文字“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月令正義》引鄭玄《目錄》），則五祀當為王（天子）之制度，與《祭法》所云諸侯之制實不相同。若依此等級之別，則三禮經典中所載五祀之說，略可分為如下五說：

　　天子（王）制度：《周禮》諸文、《禮記·月令》、《曾子問》[6]、《禮運》[7]；諸侯制度：《祭法》；大夫制度：《王制》[8]；士之制度：《儀禮·既夕禮》；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制度：《曲禮下》[9]。

　　諸說究竟何者為是，僅以上述文獻記載實難判定。

二、鄭玄五祀說解釋體系

　　前文所示禮學經典記載之抵牾，鄭玄作三禮注之時，一一為之調和化解。若先揭橥結論，大而言之則正如前賢所云，鄭玄乃以《周禮》說為本，條理諸說；就五祀解釋細言之，則鄭玄創以五祀兩系、異代之說，以《周禮》說條貫其它禮文。

　　鄭玄解釋《周禮》之五祀，別為兩系：一則中祀，祭祀五官（五行）之神；一則小祀，祭祀門、戶、中溜、行、灶等五神。《小祝》“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乃葬，設道赍之奠，分禱五祀”；鄭玄注為“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即后者小祀之屬。

　　鄭玄以五祀為中祀、五官（五行）之神之說見于《周禮·大宗伯》下注：

　　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熙為玄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

此釋五祀為五官之神，說實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鄭玄依《左傳》說解釋五祀為祭祀五官之神，前無古人。但氏說未嘗無可疑之處。孫詒讓即以為“《左氏》之五官乃五人神，五示（《大宗伯》中五祀所祭）與五官名同而實異”，“蓋重、該等五人官雖亦配食五祀，而五祀主神，實非五人官，鄭掍為一，非也”[10]。孫說固有道理，然而鄭玄非不知此人、神本或有別：《月令》“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句下鄭注即云：“此蒼精之君（謂太皥），木官之臣（謂句芒）。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既云“著德立功”則本初皆為人身，但經文明言“其帝”“其神”[11]，則皆已由人入神，代其神名，故所謂“蒼精之君”、“木官之臣”皆已非人官、不僅配食而已。

　　所以別五祀為二系者，在于鄭玄以為《周禮》文本邏輯縝密，等級區別森然所致。考《大宗伯》文云：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是經文區別天神、地示、人鬼祭祀禮儀，各有不同，而同一部類之中祭法復又有別。社稷以下雖同為“地祇，祭地可知”，但社稷、五祀、五岳經文言“以血祭”；山林川澤言“以貍沈”；“四方百物”則言“以疈辜”。祭法既別，所祭之神祇不能不有隆殺等差。究其原委，鄭玄以為，在于“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貴者為先，后者自然等次漸殺。地祇陰祀以社稷、五祀為首，則此文五祀必非小祀可知。故《肆師》鄭玄即依此《大宗伯》文為注云：

　　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

可知《周禮·大宗伯》大、次、小祀之次第即鄭玄另立五祀為五官之神說根本所在。清代黃以周嘗謂：

　　《周禮》五祀有二。一為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是也。在王者宮中，曰戶、灶、中溜、門，行，群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岳”上，為中祀，故鄭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為群小祀，故鄭據《月令》文以釋之。[12]

此即本鄭玄之說立論。

　　鄭玄解《周禮》中五祀即如上述。鄭氏復以之解說其它禮文。《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玄即本《周禮》五祀兩系說為之別解云：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灶、中溜、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所以解四方為五祀、五官之神者，蓋四方既類《周禮》地祇之屬，又絕非社稷之別名，且序在山川之上，按之《大宗伯》所云，唯有“五祀（五官之神）”足以當之。誠如此，則《曲禮下》乃適與《祭法》所述前后不一。在鄭玄看來，既然《周禮》所述禮制既然邏輯縝密，等級森然，絕無混亂，是以《曲禮下》所云天子乃至諸侯、大夫皆五祀之說則毫無等差，不若《祭法》記載之井然有序，頗與《周禮》體系近似，因此定《曲禮下》所云為“殷時制”，別與周時。于是，鄭玄遂有殷、周兩代禮制之說。如此五祀體系中為五官之神之說亦周人兼采前代制度，未為新法。

　　而《祭法》中所云天子、諸侯、大夫、士小祀七、五、三、二等差之說，既為鄭玄納入周代之制；其它如《月令》王五祀之說自然歸屬別代禮制；而《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鄭玄則以為“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所謂“三”正出《祭法》大夫三祀之說；而《既夕禮》“乃行禱于五祀”，鄭注則曰“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士二祀以下亦本《祭法》文，而“五祀博言之”者，蓋鄭玄并不以之為實指之謂，賈公彥疏云“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眾”，恐非鄭旨。

　　綜上所云，可為鄭玄五祀說概括如下云：一，三禮經文之中，五祀有二系，一則中祀，祭祀五官之神，亦謂四方。此或為殷、周并用之制；案之《周禮》次第，次社稷之下而在山川等之上，是以鄭注《禮記·曲禮下》從之[13]；再則小祀，祭祀門、戶、中溜、行、灶等五神之屬，此則位居山川之下，是以鄭注《禮記·曲禮下》、《禮運》等皆以此當之。后者之中又有周禮與他禮之別，周代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級秩然，七、五、三、二各有所祭；他朝制度則或未能如此盡善盡美。需附言者，鄭玄以《祭法》中所云大夫三祀為無地大夫，而《王制》五祀者為有地大夫，此又一論。

　　鄭玄五祀之說可略為表之如下：

三、鄭玄五祀說之合理性

　　鄭玄五祀說折中眾禮經矛盾，條分縷析，井然有當。尤其《禮記》中諸篇原本紛紜復雜記述，經鄭玄整理之后，禮制體系清晰明了，合理得當，亦十分方便學者。而鄭玄解說之周代天子至士小祀七、五、三、二之說，秩序井然，尤令人印象深刻。

　　鄭玄以其所理解之《周禮》文本邏輯闡發五祀體系之說，同時，《周禮》五祀之說也因鄭玄解釋，也廓清前儒、時賢說解之謬，使得《周禮》內在邏輯更趨明顯。下文試辯明此旨。

　　《周禮·大宗伯》篇五祀之批注，除卻鄭玄之說，另有兩說。其一即徑以《禮記》所云之五祀當之。持此說者甚伙，鄭玄之前有賈逵、馬融、許慎，其后則有高誘、杜預、袁準等。雖鄭玄《周禮》注出仍不乏擁躉：

　　《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后土，在家則祭中溜”；（中略）又《禮器》孔疏云“按《異義》：灶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灶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灶陘，一何陋也！’”據孔引《異義》，是《周禮》舊說有謂此五祀即以五官食于《月令》之五祀者。《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說文》亦云“《周禮》以灶祠祝融”是也。《通典·吉禮》引馬融說及袁準《正論》說、《左傳》昭二十九年孔疏引賈逵說、《呂氏春秋·孟冬季》高注及《風俗通義·祀典》篇說灶神并同。[14]

　　舊說本五祀之說以為即五官之神，以此解釋《周禮》。但同為天子制度，《周禮》文字與《祭法》所云矛盾，是此必非彼，不知《祭法》之說又當何解；且即如鄭氏所云，《大宗伯》前后所云地祇中神，如此則群小祀之屬；而依舊說則勢必“五官貴神下配戶灶”，如此皆于理難協，鄭玄駁許慎所云“一何陋也”即為此發。

　　別于鄭玄說者，其二則為鄭玄《周禮》注中所引鄭司農之說：

　　鄭司農云：“（中略）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宮中曰五祀。”

鄭司農說亦不用舊說而別為之解；但仍于《周禮》文本邏輯捍格難通，孔疏云：

　　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后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于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

孔說前文引《司服》職文證明五帝與五祀祭祀之禮所行場所有別，理或當然；然而以為五祀于王者宮中，實非鄭玄本旨——所謂“五官之神在四郊”，則非宮中之祭明甚；至于下文本《周禮》之說以五帝之祀屬于天神，而陽祀之屬；社稷、五祀等既退在其下，均地祇之類，不得相混。后者實是鄭司農《周禮》五祀說無法圓融之死穴所在。

　　又需附言者，清人皮錫瑞著《鄭志疏證》以為鄭玄兼采今古文，嘗謂“五祀，今古文有兩說”，故鄭玄不煩援引《左傳》、《周禮》之古文入《禮記》今文[15]。今案皮氏之說似是而非：若云鄭玄兼采今古文，則鄭玄之前已有賈逵、馬融、許慎諸人，已依《左傳》解《禮記》五祀——以五官之神等同門、戶、灶、行、中溜等小祀之說——解釋《周禮》，則混同今古固不始于鄭玄；而鄭玄所以援《左傳》五官之神說注《周禮》者，實因舊說或以《禮記》為釋，或如賈、馬、許諸人混同二說，皆于《周禮》文理難協，是不得不另辟蹊徑，將二說分為不同體系，至此《周禮》文理通暢，其它文字亦一一落實，大致無礙。皮氏鄭玄混同今古之說頗疑皮相之論，實未能窺及鄭玄禮學之根本在于《周禮》之學。

四、鄭玄五祀說問題所在

　　前文略析鄭玄三禮注中五祀之說，并申述其優于諸家說法之合理性。為求調和諸禮文記載抵牾矛盾或語焉不詳，協調眾說，圓融其間，鄭玄遂造說兩系、異代五祀之說為之會通。

　　然若細繹鄭玄之說，則或仍有未安，條理井然而矛盾抵牾仍舊存之。試述之如下：

　　鄭玄五祀兩系之說立足于《周禮》文本井然等級秩序，著實調和了文本差異，但盡棄陳說，前無古人，獨創新說。于理雖通，其說則不無可疑，此其一；再者，鄭玄注解《王制》篇文字，因其制度明文多別于《周禮》之說，鄭玄多以“夏殷之制”釋之。前揭五祀說所出“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一章，鄭玄注即云“此蓋夏殷之祭名”，是明以此為夏殷禮制；而釋此五祀則以為周代之制。前后抵牾，未克統一，未詳究竟。再三，《祭法》所云天子乃至庶人群小祀之制度等級森然，鄭玄既以之為周代禮制一般，不知《祭法》為何竟以“無地大夫”為基準，而不取《王制》中“有地大夫”為說？而《王制》中“有地大夫”五祀之制復又與《祭法》所記載諸侯之制五祀相等，誠如此，豈非又等級紊亂？不知此處鄭玄又何以無說。以上種種均鄭玄五祀解釋體系中所未能圓滿者。

結論

　　鄭玄禮學解釋體系一以《周禮》文本解釋為基準，小文之初即已申明此旨。今以鄭玄五祀說驗之，可知其碻。若進言之，則此皆以鄭玄所理解之《周禮》文本邏輯——等級差別秩序井然為基本前提。縱觀五祀之說，則鄭玄實本《周禮·大宗伯》文字，而深信其中天神、地祇、人鬼祭祀記載，是其明證。

　　鄭玄于其禮學體系解釋之中，兼顧禮文經典之不同記述，巨細無遺。就其中抵牾矛盾或語焉不詳者，鄭玄或徑以時代或社會等級差別等調和諸說；或不惜另倡新說，圓融其間。但其根本參照則一本自《周禮》。若以本文五祀說言，可知鄭玄五祀說是本《大宗伯》祭祀等級之差別，另立五官之神祭祀之說；又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群小祀等級井然之《祭法》為本，定其為周代之制，條理其它禮文制度。由是可見，鄭玄目中周代之制——即如《祭法》與《大宗伯》所云——皆等級制度井然不紊，秩序合理。如此解釋既能兼顧《周禮》、《禮記》記述，同時將《禮記》文本之中前后矛盾抵牾消解殆盡，頗能園融己說。

　　正因鄭玄禮學解釋有如上特征，故此鄭玄禮學體系遂因其合理體系闡釋，明顯優于前人說法，于經典經義、禮文制度均能暢通無礙。尤其對于《周禮》解釋，雖創新說而本《周禮》，用《禮記》而不囿于陳說，因而為后世學者所推崇，及禮典實踐所奉用。三禮之學皆從鄭玄之說而盡黜他說，實在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所在。于此可知一般。

　　但既如小文所指出，鄭玄五祀之說并非完璧無瑕。前揭諸多問題，實際亦因鄭玄禮學體系而致。其它批注之中類此者亦不在少數。正如小文冒頭所云，鄭玄意在會通三禮，實則亦將本非一體之三部經典混同雜糅，莫知其原。然而，經典之中抵牾難通之處，在在多有，雖同篇之中前后捍格亦不足稱奇，何況三部煌煌經典！故即便盡從鄭玄所為調和之論亦難盡掩之。尤其鄭玄所深信之《周禮》，每每于其等級森然處顯其文本矛盾，恐非如鄭玄所深信之不刊之論。僅舉本篇所論相關者獻疑如下。《大宗伯》云“社稷、五祀”為地祇之首——“以血祭祭之”，鄭玄以為“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但《春官·司服》則云：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據此，則“社稷、五祀”已在“四望山川”之下。而二者等級之別究竟如何，孰者為上，孰者為下，竟難分別。雖以鄭玄之善辯，而無一言及之。清人孫詒讓博引諸人之說亦未能定讞，終以“疑事無質，宜從蓋闕也”結句。此非他，《周禮》經文前后抵牾所以然者也。誠如此，或當另文詳論《周禮》一書之究竟。至于本文所述鄭玄禮學解釋體系云云，殆非佞鄭者所能知者也。

注釋：

[1]傳馬融、盧植等人于鄭玄之前已遍注三禮。《后漢書·馬融傳》云其曾注《三禮》，又《盧植傳》云其撰述有《三禮解詁》，皆逸。后人攟拾殘文，或未可盡信。

[2]“禮是鄭學”說三見于《五經正義》，是漢末至隋唐之際數百年閑學術理論自然選擇之明證。

[3]沈文倬曾有云“鄭玄注《禮》在箋《詩》之前，怵于本經殘闕，戴記蕪雜，而《周官》所述名物甚富，遂援之以入經若記者，其卒也不特三書渾然一體，不復知其抵牾，抑且以古《周禮》說強解十七篇之文（《儀禮》），使其旨若明若晦，而西漢今文經亦遂其學浸微而其本湮沒矣。”可謂知言。說參看沈文倬《序陳戍國點校〈周禮·儀禮·禮記〉》，湖南岳麓書社出版。

[4]三禮之學除去上述三部經典之外，還包括《大戴禮記》及其相關研究。因鄭玄無注與本文無涉。

[5]《既夕禮》為《士喪禮》下篇，鄭玄《祭法》注即引作《士喪禮》。

[6]曾子與孔子問答天子（王）喪禮之變例事。其一：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中略）孔子曰：“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其二：曾子問曰：“天子甞、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中略）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7]孔子答弟子言偃先王之制度：其一：“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中略）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其二：“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中略）五祀所以本事也。（中略）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8]“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或謂此所祭者乃祭祀其極，其余并兼而祭之，《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天子所祭莫重于郊”，“諸侯所祭莫重于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續禮記集說》引姚際恒說“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誠如此說，則此與《曲禮下》所云并無二致。理或當然。姚說轉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頁331，續修四庫全書101冊。

[9]“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10]《周禮正義》卷三十三，頁1323。

[11]孔穎達以為互文之例，即太皥稱帝則句芒為臣（鄭注所謂木官之臣）；句芒言神則太皥屬神不言可知。

[12]《周禮正義》卷五十，頁2041。

[13]《曾子問》君薨世子生條，五祀在山川之上，鄭玄仍以小祀當之，此為特例。所以然者，孔疏引鄭說：“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后三月，于禮巳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禮記正義》卷十八，頁360，臺灣藝文印書館景嘉靖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又同篇嘗禘郊社祭祀遭天子或后之喪條，五祀位郊社之下，鄭注以小祀當之，謂“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知者，孔疏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禮記正義》卷十九，頁375）

[14]《周禮正義》卷三十三，頁1324。

[15]《鄭志疏證》卷六《禮記疏證》。臺灣世界書局景印本，1982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