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對于大眾來說，梁啟超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名人。一個最新的證明是：5月16日國學網公布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結果，經120多萬網友投票，梁啟超僅次于王國維，以第二名當選（《國學網評選“國學大師”一期評選揭曉》，2006年5月22日《人民政協報》）。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梁啟超的意義更在于，他使我真正走進了學術殿堂。

　　從碩士論文開始，梁啟超便成為我關注的對象。這一研究后來擴展為我的第一本專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其寫作經過，在本書收入的該作新版序中已有詳細交代。此書出版后，我覺得自己對梁啟超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因而，1994年在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參加狹間直樹先生主持的“梁啟超研究”班時，我還曾有過類似的聲言。可實際上，梁啟超并沒有離我遠去。

　　就在作此說明的同時，我已接受清華大學中文系的邀約，正在編一本梁啟超佚文集。這就是曠日持久，直到去年才出版的三大冊《〈飲冰室合集〉集外文》。當然，由于字數大大超編，它已脫離“清華文叢”的計劃而宣告獨立。不過，當時并不認為資料集也屬于研究工作，但后來我的諸多論文都受益于這一階段的輯佚。可見，文獻整理并不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而且，在動手編《集外文》之前，我也因參與王瑤先生遺留的項目“近現代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貢獻”，完成了《梁啟超的文學史研究》一篇長文。該文承繼了《覺世與傳世》的基本結論，以“改良群治與有益人生”概括梁啟超文學觀念的移轉軌跡。但與偏重考察梁氏前期的“文學改良”理論與創作的著作不同，論文對其后期的學術研究活動給予了更多關注，這自然是為著后期梁啟超的學者與導師身份的變易契合了論題的需要。文章主體分“科學精神”、“文化視角”與“歷史意識”三個面向展開，算是盡我所知對梁啟超的文學史研究精髓作了重點考察。

　　再次寫作關于梁啟超的論文，是應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之約，為該社“蓬萊閣叢書”擬訂出版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作“導讀”。該文開筆時的2001年春，人還在日本，最后一節則是延至回國以后才結稿。正因為有此一段因緣，前期的資料搜集也充分利用了在東京大學查找日文圖書的便利，對梁氏彼時閱讀或可能接觸到的日本明治時期學術思想著作進行了搜考。盡管對此一影響關系的抉發只是開了個頭，卻仍自認為是本文論說中最具新意之處。

　　2004年盛夏，為參加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趕寫了《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一文。這篇7月起首的論文，到10月即會議結束兩個月后，才真正完成，由此可見本人行筆之遲緩。此文分別考論了梁啟超使用的小說、詩歌與文章這三大文體的概念內涵，尤其注意到其早期的“小說”與后期的“詩歌”對于其他文類的侵吞與兼并，其目的正如文末所言，乃是“有意借助文類辨析，透視梁啟超文學觀念的演變”。而此文同《覺世與傳世》第二章關于梁啟超文學思想的論說也遙相呼應。

　　本書中最晚完稿因而也是最近的一篇新作為《梁啟超曲論與劇作探微》。此文的撰寫純粹是為了供應上學期開設的“近代作家研究”選修課講授之需。作為大學教師的一個煩惱是，已經出版的著作基本不能用來充當頻繁輪轉的研究生專業課講稿，每次開課，總得另出新招。對于我這樣的產量不豐者，最好的情況是，你的論文尚未結集成書，或者是書稿還在出版社排版，如此上得講臺，才可應付裕如。不過，也應該承認，迫于講課的壓力，確實能夠提高生產力。

　　而上述這篇邊寫邊講的論文，在我還更有一重還債的意義。早在《覺世與傳世》的“后記”中，我曾經講到，該書本來尚應包含“梁啟超的戲曲研究”一章。只是，當時我對此沒有足夠的準備，便托言梁作雖為四種，卻只有《班定遠平西域》是全本，其他均未完成，并且強調其“對國內的演劇界影響不大”，因此割愛。這次拾起原先放棄的題目，一方面是希望清理梁啟超關于“戲曲”的論說，以彌補《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于此處的缺失；同時，也企望對梁氏劇作有新的解讀。不必說，現在寫成的這篇論文，其思考的精細是17年前所無法達到的。看來，有些時候，一時的舍棄未必不是好事。人總是要進步的。

　　除了長篇的論文之外，本書中的其他文字，許多是因友人的催促，為各種自編、他編的梁啟超著作選本，以及敘寫梁啟超生平的著述而寫的前言后記或書評。歷數下來，有為自編的《梁啟超文選》所作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為《梁啟超學術文化隨筆》所作的《以覺世始 以傳世終》，為《追憶梁啟超》所作的《寂寞身后事》，為《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所作的《學者梁啟超》。另為百花文藝出版社編印的梁啟超《名人傳記》及吳其昌《梁啟超傳》撰寫過前言，即書中《近代傳記的新變》與《梁啟超與吳其昌》二文；又曾為梁啟超外孫女吳荔明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寫了《梁啟超的家庭形象》一則短評。這些序跋單獨發表時已另擬文題，此次編集，又做了些微改動。此外，涉及梁氏幾種學術論著、教科書與小說的散論，或是有感而發，或是僅集注于一二小問題，本無意作長篇大論。

　　比較特別的是第二輯所收文字。與前述各文相比，其鉤稽的均為梁啟超人生旅途中散落的片斷留影。《菊硯端硯盡關情》中鉤沉的是黃遵憲為彌補梁啟超因逃亡海外，丟失了唐才常送他的一方譚嗣同題銘、江標刻石的菊花硯之深長遺憾，另刻一端硯相贈，敘說的是一段溫暖的友情故事。《登陸塘沽》由梁氏書信與報紙新聞，恢復的是其歸國之日一波三折的戲劇性場景。《來自巴黎的警報》一文，大量利用了散見于《晨報》、《國民公報》、《時事新報》上的梁啟超電報、演講、論文以及相關的新聞報道，還原了梁氏在五四運動中的歷史表現與功績。《梁啟超墓園的故事》則詳述了梁與兩位夫人的身后事，通過考掘墓地的營建與安葬過程中的種種細情末節，揭示了梁啟超少為人知的情感底蘊；而幾十年來墓園的興衰，也令人感慨政治之于生者與逝者命運的超強影響。

　　最后還要說明的是，本書收入的最早一篇文章，是1985年我在研究生畢業之年寫作的《梁啟超文藝觀芻議》。盡管于《覺世與傳世》新版序中，我慚愧地承認此文尚不成熟；但這卻是我在碩士學位論文之外，最先寫成的一篇梁啟超研究文字。作為該書一書第二章的雛形，它也展示了我對梁啟超文學思想的初步思考。其中的相關論述，在此后關于梁氏文學史的考究中也有進一步的擴充與落實。

　　總而言之，此書匯聚了目前為止，我在《覺世與傳世》之外寫下的幾乎所有關于梁啟超的長言短語。題名《閱讀梁啟超》，意在讀“文”也讀“人”。以《結緣梁啟超》代序，則是想表明我還會不斷地回到“梁啟超”這個題目上來。當然，期盼下一次重來時，能有更好的表現。

　　鄭勇君催促編集，盛情可感，特此申謝。

夏曉虹
2006年5月27日
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