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1993年完成《大歷詩人研究》一稿后，我就開始做清代詩學研究的準備。主要是搜集、考索清代詩學文獻，有計劃地閱讀一些清代別集。這一轉向讓許多朋友感到很突然，但在我卻似乎很自然，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或反復權衡。

　　有幾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選擇清代詩學這一課題，包括古典文學研究在各領域力量投入的不平衡，古代文論研究面過窄，文學所的藏書有很好的研究條件等等，但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開始研究詩學而不是詩歌本身，是鑒于我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現狀的不滿。在我看來，現有的中國詩學研究著作大多是立足于文學概論的框架，用詩話材料作填充物，以論證某些文學理論的一般命題，真正屬于詩學本身的問題涉及得還很有限。而我自己在詩歌批評的實踐中，常對古代詩學的奧妙有所領會，并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文體學修養的積累也讓我對中國詩學的傳統和詩歌批評的文化特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在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思考，使經驗的積累升華到理論的層次。

　　選擇清代詩學作為新的研究課題，無疑是與上述想法合契的。清代詩學是中國古代詩學的總結，無論在涉及問題的廣度上，還是在理論思考的深度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在內容上，清代詩學所討論的仍不外乎是漢唐宋明的詩歌，治清代詩學不僅可以調動我研究唐代詩歌的經驗積累，使現有的知識融會貫通，其間的理論問題和批評實例更直接觸發我反觀前代的詩歌，產生新的思路和視角。1996年我去臺灣參加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討論會提交的《韓愈七古的聲調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詩聲調論的副產品。這種回溯性的反觀和驗證，激活了我對唐詩的透視。

　　其次，清代詩學研究也非常適合我的稟賦和個人興趣。我喜歡讀書，清代詩學浩瀚的文獻為我提供了無邊無際的閱讀范圍，同時滿足了我對閱讀本身的興趣。據我的初步考察，清詩話現存書達八百種以上，還有各種選集、總集、文集里的序跋、論文，詩學資料無限豐富。以此為研究對象，每天都可以讀新的書，接觸新的作家和作品，獲得新的資料，產生新的想法。這是何等愉快的事！當然，清詩和清詩話比起前代來的確是粗制濫造多，陳詞濫調多，標榜風流多，經常讓人不耐煩細讀。但清人畢竟生活在尚學問、重書卷的時代，標榜風氣、風流自賞者雖多，真正枵腹無知者卻很少，故其考訂、議論每有可觀。我貿然闖入這個學術領域，既無師承，也無成見，全憑自己去見識體會，偶有所得，常出學界現有研究的視野之外。對我來說這有一種類似探險的刺激，不知道會遭遇什么問題，會得到什么結論。整個研究過程是開放的，思想也是開放的，非常舒暢。更讓我高興的是，初步的閱讀就讓我樹立起一個信心：在清代，只要肯去翻書，肯思考，幾乎沒有弄不清的問題（也許只有《紅樓夢》是個例外）。這一點很重要。我以前讀先秦典籍，每當考慮一些文學問題，就牽涉到作品年代和時代背景難以確定的問題，這使得許多結論都建立在假設的前提上。就是唐代也不免如此，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測和假說的階段，一往深論便苦于文獻無征，難作定讞。

　　研究清代詩學就沒有這樣的苦惱，經過廣泛的考查，我們可以將問題原原本本地梳理清楚。即如《中國文學大辭典》付闕的許多作家生卒年，我瀏覽中隨便就考得了。作家的事跡，作品的流傳影響情況，也都可以通過廣泛的考察弄明白。基本材料、基本事實既清楚，思考問題就有比較寬裕的空間，歷史也就更像歷史地呈現出來。經過幾年閱讀后，我在清初詩學方面積累了一些資料，遂從王漁洋入手，開始研究清初的詩學。為了對清初詩學的全貌有一個歷史的把握，我編纂了一部三十四萬字的《王漁洋事跡征略》。此稿篇幅不算大，但處理的文獻非常多，信息量也相當大。王漁洋詩學的發展，與順治、康熙兩朝詩學的關系及對后者的影響，由此清晰地呈現出來。1998年，我以“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為題，申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礎研究項目，獲得資助。兩年后，課題按計劃完成，奉獻給學界的成果雖才十余萬字，卻是八年功夫的積累。

　　我對學術的基本態度是志在高遠，腳踏實地。從開始涉獵清代詩學起，我就抱有一個野心，要寫一部清代詩學史。但自知才力薄弱，不敢造次，于是順其自然，先做些力所能及的題目。在工作開始的九四、九五年，我幾乎停止了論文寫作，到九五年十二月才撰寫了《起承轉合：機械結構論的消長》（《文學遺產》1998年第3期）一文。幾年來四處訪書，潛心研讀，陸續形成本書的八個題目，以王漁洋為中心，揭示康熙朝詩學的若干側面。有清一代歷史復雜，文獻浩繁，蠡測管窺，畢竟有限。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梓行拙稿之際，我真誠希望學界同道能對書中的疏誤給予批評，匡我未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