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五年前刊行的《思辨短簡》是本書的初版本，那個本子收入短文一百五十三篇，共十五萬字。出版不久，即告售罄，一直沒有重印。兩年前香港出版了經過增訂的港版本，書名改為《思辨發微》。今年臺灣又以港版本為底本，出版了臺灣版本。現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這個本子《思辨隨筆》是重新編定的，較以前有了很大變動，文字經過了修改，篇幅也作了大幅度調整。由最初的一百五十三篇，增至二百二十九篇，其中刪去了原初版本和港臺本的數十篇，字數則達二十五萬言。

　　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倘從一九四○年寫的《金圣嘆示釋弓》、《文章繁簡》等算起，截至一九九三年止，前后已有五十三年，跨越了半個多世紀。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世事滄桑，我的思想也經歷了不少變化，其中原委決不是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盡其底蘊，只有留待他日有了充裕的時間再來追述。

　　編纂本書的宗旨和體例，在初版本跋和港臺本序中已詳，現不贅述，讀者自可參閱本書的附錄。這里需要說一下的是關于修改舊作問題。我過去是不贊成對舊作加以修訂的，近來卻有了一些不同想法。我不想像前人一樣說“不悔少作”。因為少年時代固然有其活潑的生機和無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熱情所導致的癡迷，由于缺乏獨立思考所形成的陋見，卻是應該向之訣別的。掩飾這些早年出現在自己身上的思想痕跡固然不對，但也沒有必要對已經認識到的錯誤加以珍惜。不管一個人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作為思想史和文化現象的研究，必須保存他在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的本來面目，而不容加以掩飾或更易。但對于一般讀者來說，求知是主要目的，作者應該把自己認為是更好一些的東西奉獻出來。

　　過去我談到刪改舊作問題時，曾按照習慣見解引章太炎為例，這也不大公正。由《訄書》到《檢論》，太炎誠然作過多次修訂，這是由于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經過了急驟的思想變化，而并不是由于他隱諱過去，示人以華袞。一位作者不愿讓自己已經認識到的誤失再在讀者中間流傳，這本是人之常情，但我們往往喜歡作過苛之論。從我自己的愿望來說，我也希望自己每一論點都能貫徹始終，永遠正確，無奈在荊棘叢生的理論道路上，我卻一再磋跌，有過猶豫，有過訪惶，也走過彎路。不過，我相信細心的讀者，仍可從本書中窺見，中國學人縱使歷經劫難，處于困境，也還是本著自己的良知，在掙扎、反思、探索……他們并沒有趨炎附勢，也沒有隨波逐流。

　　本書收入了我在六十年代初就開始醞釀的有關方法論的文章，其中《論詮釋》、《綜合研究法》、《原則與原則的運用》、《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知性的分析方法》等，在當時是較早接觸這一問題的文字。八十年代大陸學術界興起了方法論的熱潮。那時以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援用自然科學方法最為突出，有人甚至用系統論等來直接剖析歷史，號稱新義。這些自命富有開創意義的新觀點新方法，一時蔚然成風，形成一股似乎勢不可擋的滾滾潮流。對于這股趨新獵奇之風，我開始在欽羨中多少有些茫然，繼之是惶惑，終于對它進行了較為冷靜的思考。當時的一些想法就寫進收入本書的《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和《各領風騷三五天》等文之中。“五四”時期胡適曾批評中國學術界是“目的熱方法盲”，他所鼓吹的科學精神主要就是指方法論。胡適本人在治學上也是吸取了本世紀初美國所盛行的科學實驗室精神。這幾年我越來越對大陸上那些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的論著發生疑問。這倒不是受到海外批判科學主義的影響，而是感到自然科學的規律和社會科學的規律很不一樣，因此也就很難以前者去解釋后者的各種現象。其實縱使在自然科學領域內，倘要通過實驗去揭示某種規律，也需要排除干擾，在純凈的狀態中進行，那么怎么可以將自然科學方法直接用到性質迥異的社會科學領域中來呢？近讀《十力語要》，其中有些話雖針對當時，卻也適用于今日。如稱：“知識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品節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這是指一些人對于未經深探的新學新說，徒驚于其聲譽，震于其權威，炫于社會上千百無知者的輾轉傳說，遂沉迷其中。襲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則是毀棄了自己的本性，從而漸漸失去了“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精神”。

　　十力先生并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說過東方文化其毒質至今已暴露殆盡。他所關懷的是發揚其中固有的優質。我覺得他對東方文化的認識，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學者要清醒得多。近年來海峽彼岸一位論者曾對他痛加指摘，措詞嚴厲，甚至夾雜著詈罵。斥他“既驕且吝，好名好勝而又目空四海，時時貪、癡、嗔三毒習氣橫發而又不知自檢”。這使我想到本書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評》一文中所舉那種伎倆。我不知道論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帶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斷修訂自己的觀點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熱忱，而不是趨承上意，取媚權勢，凡熟悉他的人都對此有所理解。但這位論者卻別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刪削《新論》，乃是迎合當局反宗教宣傳。這真是驚聽回視之論。其實，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人儒。我以為他后來在《明心篇》中所說：“吾惟以真理為歸，本不拘家派。但《新論》實從佛家演變出來。”這幾句話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學時刪削舊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論者的政治情結對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問題上的選擇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責他在大陸的十八年是“雖生猶死”，而所著“每一本新書都可以說是一種負積累，標志著他學術水平的倒退”。這還不夠，論者同時還對他的為人也作了尋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對這些武斷呆語進行辯解。據我所知劉述先先生和郭齊勇先生已對論者的考釋作了辯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書俱在，讀者自可參考。倘有人對這些著作的得失成敗不虛美不掩惡，作實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這就需要躁釋矜平，更不能扭于政治上的黨派偏見妄生穿鑿，厚誣前人。

　　這篇序言是在上海罕見的炎夏中寫就。我每天工作三四小時，從來還沒有感到這樣吃力。現在全書即將問世，我可以實現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將本書奉獻給我的親愛的母親桂月華。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歿。她的慈祥、仁愛、賢慧伴我度過幸福的童年。抗日戰爭時期，在日偽統治下的恐怖歲月里，她為我受盡驚嚇，給予我只有母親所能給予的關懷和幫助。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坎坷命運中，母愛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獨、苦悶，從頹唐中振作起來的力量源泉。那時如果沒有她和另幾位親人，我不能想象，我將活得多么凄苦……如今她離開這個世間已八年了，她始終安息在我的心中。十年浩劫后，我曾在一篇短文《女性贊》中涉及到她，這篇短文收在本集中，作為我對她的默默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