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有關此書的許多情況，“前言”中大體上作了交代。排印校對過程中，發現尚有一些小事得向讀者說說，就寫此“后記”。

　　“就讀育英中學”一稿，從某種程度上說，應認為是趙允平學長與我的合作。插圖均為趙大學長手繪，沒有這些圖，文字稿定然黯淡無光。如果看成是以文字為圖畫作說明，才準確合理呢。趙大學長與我，自1949年離開母校后從未見過面。這次合作，也只是我貿然打電話給他，他一諾無辭，三天后即將材料寄來。我認為，有了這些寶貴的繪畫，老師們的風采才得借此以存，它們定會受到寫校史的后來人的重視與采擇。 解放后，墓地越來越寸土寸金，豐碑大碣基本上消失，代之而興的是言簡意賅的小型碑志。我因友情驅使，有時承乏此項文字差使。這里登載的幾統碑志文字稿，選的是其中與北京和我個人關系最深遠最密切的。深遠，是逝者或其親屬與我早有深交。例如，閻中雄和他的哥哥中英（首都圖書館研究員，文獻部主任），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國仲元（駐美大使館一秘）和國錦元（鶴壁師范學院教授），都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結識的，至今已經五十多年了，而且越走越近乎。刊載這些文字，重在友情和紀念意義。

　　同樣重在紀念意義因而刊登的，例如“文昌院記”就是。其始末如下述：我接到吳小如老師的電話，說，和我久已熟悉的北大歷史系教授耿引曾學長及其令弟、時任頤和園園長的耿劉同老哥，托吳老師打招呼，叫我承乏寫這篇文字。我和耿氏姐弟的令尊耿鑒庭老先生是早就熟悉得很了，耿老是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著名的中醫大夫，先師游澤承（國恩）先生晚年，常請耿老出診，有時由我打的接送。那時候，打的還是一種“異數”呢！耿老又是他的故鄉揚州的狂熱的研究者，當時我在《文物》雜志編輯部義務打雜，他的這方面的論文，常由我傳遞，有時承乏編發。因此，對有兩代交情的老少爺們的指派，自然是義不容辭啦！寫作時，現任園長高大偉先生亦曾蒞臨舍間，具體指導。屈指耿老墓木已拱，悲夫！再如，給饒選堂（宗頤）先生寫“米壽賀辭”，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幾位現任領導，也是我的知交派的差使，我欣然領命，也因我對饒老先生極為尊重、欽佩之故。慶祝“米壽”，用的是拆字格：八十八歲。還有“茶壽”，用拆字加法，八十八加二十，一百零八歲。“白壽”，用減去一橫意合法：“百”字減去一橫為“白”，則是九十九歲矣。這是日本人興起來的，現在咱們這兒也流行啦！恐怕有的青年人不熟悉，說明如上。本師周紹良先生亦于2005年慶米壽，出專書慶祝，故用跋語形式行文。

　　我經常應邀寫書評，都是友情演出。我對書評的看法和我的寫法，具見拙作《承澤副墨》一書的“前言”中，有興趣的讀者請賜閱，不贅述。但是，我也是有點原則的，即，不值得寫的，一律擋駕，絕不胡亂吹捧。就這樣，我這二十多年，竟然寫出了一百多篇書評了，一算細賬，連自己都吃驚呢！這次挑選出來自覺有代表性的幾篇，請讀者評判。選的，一是與北京有關的；二是與我從事的專業即古典文獻學、目錄學等有關的。

　　這就要說到我與當代國學特別是目錄學大師王紹曾老先生及其入室弟子杜澤遜教授的關系了。他們二位都是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的教授。王老英年時曾任近現代偉大的出版家張菊生（元濟）老先生的主要助手，解放后從事古典文獻整理，特別是古代目錄學的研究和相關著作的整理，著作等身。杜澤遜先生則是王老的入室弟子，完全繼承了王老的衣缽，并大有發展。本來，我們之間是神交，后來，他們二位曾為編集整理文獻事宜久駐北京，我就有經常親炙與領教的機會了。老少二位的書，幾乎每一種都擲賜與我。快讀之馀，技癢難熬，形之于文字，就是必然的了。

　　現在想到的應該向讀者補充匯報的內容，大致如上。在結束這篇文字前，請允許我借此篇幅，向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領導，特別是總編輯趙珩世兄，也特別向責任編輯楊韶蓉女史，致以意重言輕的感謝！沒有他們和出版社全體同志的大力，這本小書是無法呈獻在讀者面前的。程毅中學長惠賜題簽，并此致謝！至于此書的命運，下走很放心，全權交與敬愛的讀者來掌握啦。

白化文 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承澤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