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我和宋代文學

王水照

　　記得我13歲從浙江余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鎮去縣立中學求學時，縣城外豎有一方石碑，上鐫“文獻名邦”四個顏體大字，深深地格入少時的腦際。后來才知道嚴子陵、王陽明、朱舜水和黃宗羲是自己的四大鄉賢。說起來，這四位鄉賢與宋代學術文化都有這樣那樣的關聯，如王陽明繼蹤宋儒陸九淵，創陸王心學，朱舜水東渡扶桑傳播朱子學，黃宗羲乃《宋元學案》的編撰者，至于嚴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嚴先生祠堂記》，“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當時已能背誦；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學之路，并非源自“故鄉情結”，卻是另有原由。然而在余姚縣中時代，的確培養起對古代文學的濃厚興趣。1955年夏天，我負笈北上，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那時，經過院系調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師宿儒紛紛云集未名湖畔，可稱是系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后用他詩人的語言寫道：“那難忘的歲月仿佛是無言之美。”我和同窗學友共同領受了“向科學進軍”口號的感召與鼓舞，一頭埋入書林學海；課堂上聽到的是游國恩、林庚、吳組細、季鎮淮、王瑤、吳小如等先生的文學史系統講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謨等先生的語言學課程，還有豐富多采的校外專家的專題選修課；北大圖書館的驕人典藏和種種全國一流的教學條件，慶幸自己獲得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良機，渡過了兩年名副其實的苦讀生活。然而，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打斷了這個進程，在左批右批聲中一時頗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學術大批判’御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學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發話：“你們能‘破’不能‘立’！”這一下子刺激了我們全班七十多位同學的“革命積極性”，倡議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陣地”。這就是震動當年的所謂北大55級學生集體編寫的“紅皮”《中國文學史》。在組織各斷代編寫小組時，先由同學自動報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對各代文學都有一些興趣而又毫無專長，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組，而且被指派為負責人。對于這部在特定時代條件下產生的“紅皮”文學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將來的《中國文學史學史》當會作出應有的歷史評判；就我個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繼續攻讀的機會，不像其他年級同學紛紛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去了；而且閱讀的范圍不再漫無邊際，相對集中于宋元的文學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時鍛煉與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寫作水平。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那時起直到今天，雖然世事多變，一波三折，斷而復續，續而又斷，卻一直與宋代文學研究結下不解之緣。1960年我北大畢業后，分配到當時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文學研究所，并在該所古代文學研究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組里正在進行的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學時期的上述一段經歷，順理成章地承擔起唐宋段的編撰任務。從此把自己的治學領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確定下來。文學研究所也是名家薈萃之地，為我提供了學習請益的好機會。當時的所長何其芳先生強調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狀的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古代文學研究雖屬歷史科學，但也要求學習理論，注意現狀，包括古代文學研究的現狀。何先生的這些思想是作為文學所的“所風”建設提出來的，給我以很深的影響。所里又為每位初來的年輕研究人員指派一位導師，我的導師就是錢鐘書先生。錢先生以他并世罕見其匹的博學與睿智，使我第一次領略到學術海洋的深廣、豐富和復雜，向我展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全身心的研治、體悟和超越，可以達到怎樣一種尋繹不盡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啟發性的指導下，我完成了《中國文學史》、《唐詩選》兩個集體項目中所承擔的編撰任務，并結合編撰，或別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資料之便，獨自發表了一些論著，如關于杜甫詩、柳永詞等多篇論文，《宋代散文選注》的編選，都是其時的“副產品”。在文學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間，最大的收獲是受到對學求規范、學術道德乃至學術倫理的頗為嚴格的訓練與具體的教育同時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進行獨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革”狂飚突起，我國的學術發展出現一個斷裂層，我的研讀生活也在劫難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嘆的空白。1978年3月我調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我們的國家也邁進了新時期，迎來了科學藝術全面繁榮的春天。我一面教書育人。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唐宋文學史、蘇軾研究、宋古文六家論、北宋三大文人集團、唐宋文學史料學等課程；一面依舊做著自己鐘愛的唐宋文學研究。這時的研究，既作為教學的學術依托與支撐點，保證教學內容的充實和不斷更新；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學、科研互動互補關系中，求得科研選題、內容保持鮮活的代特點。這時的研究，又與過去那種“以任務帶研究”的方式告別，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學術理念、知識結構的特點、秉賦素質的長處與短處，合理地選擇課題：由過去的唐宋詩文并舉轉向此時的偏重宋代文學，由詩詞兼及散文，從個別作家到群體研究，從作品的藝術特質、風格流派到文人心態、文化性格探討，等等，藝術觀念有所更新，研究視野有所開拓，運用方法有所豐富，對學術傳承和發展的自覺意識有所加強。具體來說，主要在以下四個領域。

　　一、是蘇軾研究。早在北大編寫文學史時，我便是修訂版《蘇軾》一章的執筆人。初次接觸蘇筑遺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種文學藝術上的“全才”特點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識、成熟的藝術技巧、豐富而復雜的人生經驗面前，在無限廣闊、難測其深的“蘇海”面前，我錯愕，我驚服。雖然受制于當時“左’的社會思潮，我還是明確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后來文學研究所編寫的文學史，其《蘇軾》一章也是我寫的。由于通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寫得更充實、更細致一些。然而這個開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斷，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重新進行蘇拭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當年《文學評論》上發表了《評蘇軾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詩》一文。針對“文革”中“評法批儒”運動時對蘇軟“投機派”、“兩面派”的指控，這是第一篇為蘇敘辯誣“正名”的文章。這一論辯實已超出單純學術研究的范圍，但又為今后自由探討蘇軾的歷史真面目創造必要的前提。后來我感到，蘇軾畢竟主要是一位文學家，而不是政治家。他與王安石變法的關系問題，對其一生的思想和創作發生過影響，繼續探討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態度畢竟已屬于過去，而他留給店人的巨大文化遺產卻仍在現實生活中產生深遠的作用。因此，蘇軾研究的重點不能不放在對于他的文學創作的探討上。依據這種理解，我便寫了一些有關蘇軾文學創作的論文。如《論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從蘇軾〈惠崇春江曉景〉談起》等。同時編選了《蘇軾選集》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書選錄蘇軾詩詞文三百多篇，分體編年，“注釋”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見加以歸納整理，斷以己意；又設“集評”，努力做到“詳而不蕪，博而得要”；對一些歷來聚訟不明的問題以及對理解蘇氏作品有關的材料，另立“附錄”。由于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從事編選，此書曾被有的書評譽為“古代作家選本中少見的杰構”，獲得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個人生活體驗的積累，我又逐漸認識到，蘇軾的意義和價值，似不宜僅限于文學領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現了一個可供人們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實人生，表達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為后世中國文人競相仿效的一種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這方面的探討。如在《文學遺產》上先后發表的《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蘇、辛退居時期心態平議》等文。前篇對蘇斌一生于大起大落、幾起幾落之中的思緒變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長起伏，作了頗為精細的剖析，不僅指出其淑世精神與虛幻意識的并存，還著力發掘他在虛幻性感受中深藏著對個體生命和獨立人格價值的追求，并進而詳細分析他以狂、曠、諧、適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統，使他對每一個生活中遇到的難題，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論答案和適應辦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欖》雜志全文譯載，并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從政治家的蘇就，到文學家的蘇載，再到作為文化型范的蘇拭，我近二十年來的學蘇治蘇過程大致如此。這個過程也反映出國內蘇軾研究的發展走向，我的研究與之同步。我已把有關蘇軾論文十六篇輯為《蘇軾論稿》，由臺灣出版，其增訂本《蘇軾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書曾獲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著作二等獎）和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三等獎）。

　　二、是散文研究。相對于蘇軾研究這個“熱點”，宋代散文研究卻處于頗為沉寂的狀態，難點和盲點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學遺產》上發表《宋代散文的風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樣式的發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這一領域的粗淺習作。1978年后，先后寫了《曾鞏散文及其評價問題》（1984）《蘇軾散文的藝術美》（1985）、《蘇轍的文學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蘇詢散文與〈戰國策〉》（1988）《論散文家王安石》（1988）、《歐陽修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1990）等文，還編選了《唐宋散文精選》（此書獲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等七八種散文選本，開始了對宋代散文頗見系統的研究。其中的體會是，第一，對中國古代散文的“雜文學”性質的重新認識。在我國古代散文研究中，關于文學性散文這一概念的確定，一直存有歧義。我認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學性、藝術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鞏，以說理文見長，有著“擅名兩宋、沾丐明清、卻暗于現今”的奇特歷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現代人按照現代文學散文概念觀照的結果。如果認真清理和總結我國古典散文的理論成果和寫作經驗，探明我國散文已經歷史地形成的獨特概念系統，那些在現代文學分類中不屬于文學性散文的說理文，事實上卻是中國古代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曾鞏散文及其評價問題》中較為深入地討論了曾鞏在各種文體上的創作成就，并分析了“斂氣”、“蓄勢”、“文眼”、“綰聯”等寫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蘊含的審美因素。我們對于詩、詞、戲曲、小說等的批評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較為穩定的術語，而且詩話、詞話以及戲曲、小說理論批評倏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編輯（如《歷代詩話》、《歷代詩話續編》、《詞話叢編》等），相對來說，“文”的批評術語和批評模式尚未科學建構，遑論熟練運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當務之急在于對前人已有的諸種批評范疇和術語，如“氣”、“勢”、“法”之類加以系統的梳理，并予以準確穩妥的現代闡述，這些范疇和術語絕不僅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問題，而是直接與散文的美學內涵相關。因此，全面地輯錄和清理古代的“文話”便勢在必行。我近年來努力于《歷代文話》的編纂，希望能為我國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礎性的參考文獻。

　　第二，對宋代散文的總體把握與對北宋各大家的個案分析相結合。我把“平易自然、流暢婉轉”視為宋代散文“穩定而成熟”的風格，或謂之“群體風格”；同時逐一巡視北宋六家各異的創作歷程，探求他們在“群體風格”基礎上的個人風格，以確立他僅各自的文學意義與歷史地位，力圖勾畫出北宋散文演進的軌跡。在梳理歷史脈絡的同時，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歐陽修學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謂歐氏向尹洙學習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歐氏的抉擇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體風格”形成的曲折過程及其豐富內涵。但我對南宋散文的發展脈絡尚未有明晰的把握，當在今后繼續努力。

　　三、是宋詞研究。我大學畢業后發表的最早兩篇文章都是關于宋詞的，即《也談姜夔的〈揚州慢〉）和《談談宋詞和柳永詞的批判地繼承問題》。這是因為研究宋代文學不能不研究作為宋代文學標志性成果的宋詞。但我對這個課題沒有系統的研究，只是圍繞蘇辛詞派和“蘇門”詞人作了重點論析。較有影響的論文，一是《蘇軾豪放詞派的涵義和評價問題》，對詞學研究中關于“豪放”“婉約”之爭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僅從藝術風格著眼區分兩者的格套，而從清理這一對概念的歷史來由及其涵義的嬗變過程入手，指出應從詞的源流正變上來把握這一對概念的實質，從而認識蘇詞的革新意義。此文為解決這一長期的學術紛爭，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獲得夏承素詞學獎（論文一等獎）。二是《從蘇軾、秦觀詞看詞與詩的分合趨向》，此文著眼于蘇軾、秦觀的題材相同或相近的詩、詞作品，進行多方面的詳細對照、比勘，認為秦觀詩雖有“詞化”傾向，但基本上保持著詩與詞的傳統界限；而蘇軾卻“以詩為詞”，但又“沒有使詞與詩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詞之所以為詞的個性特性”。此文在對照比勘的方法運用上頗有新意，因而獲得中國秦觀學會優秀論文獎。三是《論秦觀〈千秋歲〉及蘇軾等和韻詞》，通過秦觀名詞《千秋歲》及一組和詞（共九首，同時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認為蘇軾、黃庭堅、秦觀等元祐黨人對貶竄嶺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種心態。其實，這三種對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應，大致能概括舊時遭受貶謫的士大夫的一般類型。此文力圖以小見大，從一組九首和詞的罕見文學現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蘊藏的特殊意義，因而也為學術同道所重視。此外，秉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還主持編譯了《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一書，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詞學研究水平的論文，并撰寫長篇前言，向國內詞學界介紹日本詞學研究的狀況、方法和特點以及成就突出的詞學家，以有助于國內的詞學發展。

　　四、是專題性的綜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北宋文人集團研究，一是主編《宋代文學通論》一書。前一項著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團：以錢惟演為中心的洛陽幕府集團、以歐陽修為盟主的嘉祐舉子集團、以蘇軾為領袖的元祐“學士”集團。它們都是以交往為聯結紐帶的文學群體，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點。我試圖在詳細描述這三大集團的師承、交游、創作等情況的基礎上，著重闡明文學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團的成因、屬性和特點，它們對北宋文學思潮、文學運動、詩詞文創作發展的關系，群體又對各自成員的心態和創作所產生的交融、競爭等多種機制，從而揭示出北宋文學的真實可感的歷史內容，從文學群體的特定視角對北宋文學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些闡述和回答，探討某些文學規律、經驗和教訓。已發表的主要論文有《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系》、《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宋詩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貢舉事件的文學史意義》等。這項研究尚在進行之中。

　　《宋代文學通論》已由河南大學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幾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書由“緒論”、“文體篇”、“體派篇”、“思想篇”、“題材體裁篇”、“學術史篇”、“結束語”七部分組成，共50萬字。我們以專題的方式組織整體框架，用以較為全面系統地論述兩宋文學的概貌、特點、發展進程、歷史地位和影響。這一條塊明晰、各部分相對獨立而又互為參證的有序結構，或可在現有通常流行的“以時代為序、以作家為中心”的教科書體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討一些文學現象的底蘊，便于從理論上總結某些規律性的問題，也便于表達我們學習宋代文學的一些基本認識和體會。比如從“宋型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宋代文學特點的形成和歷史地位的確立，從“雅、俗之辨”、“尊體與破體”等角度來觀察宋代詩、詞、文、小說、戲曲五大文體的時代特征及其擅變等雖不敢自為定論，卻表示我對于調整研究觀念、更新視角、開拓思路的努力，對于宋代文學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