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猶豫著要不要去一下沈延娜家。我從W廠出來時她不在廠里，她也不知道我回家和路經北京的事。但既然我們已經是這般關系，我到了北京而不去看望一下她的父母，似乎說不過去。可是我又不知她就我們的事情是如何跟家里說的，老人對此又是什么看法，心里就沒底。想來想去，只有到上次入伍報到時住過的H部隊駐京辦事處去，設法從那里往F部隊掛個電話，看能不能找到沈延娜，問問她的意思。

　　這段時間在W廠，像我們這樣的實習人員是不準往F部隊打電話的。但是在北京的H部隊辦事處，或許就可以吧？畢竟我們和F部隊同屬國防科委系統。
　　
　　辦事處的助理員居然認出我來了。“大學生！”這是他喊出的頭一句話，似乎是先把記憶圈在一個大圈里，然后接著再畫小圈，說，“你好像是北大的那位吧？叫吳……吳什么來著……”

　　這讓我很是感動。馬上向他報出了自己的名字，說，不好意思，還沒記住您貴姓呢。他就說免貴姓蔡，蔡春生，是這里的助理員。然后他問我怎么這會兒到了這里，有啥事嗎？我說自己是休假路過，想往F部隊打個電話，不知方便不方便。

　　“有啥不方便的，”蔡助理說，“科委系統的軍線都通著，我這就給你掛。”

　　F部隊的總機效率挺高，很快就幫我接到W廠前指總機，又通過前指轉接到沈延娜所在的資料組。我說明了我的身份以及和沈延娜的關系，接電話那同志似乎知道我，對我說沈延娜沒在那里，一星期前回W廠去了，因為廠里另有任務，同時有一批人都回去了。

　　廠里另有任務？能是什么任務呢？連前線的人也回來了一批。

　　本想再往W廠掛個電話，但蔡助理說可能不太好要，不像科委所屬各部隊間聯系那么方便。

　　那就算了。反正是心意到了。我想，還是早點兒回去吧，回去見到沈延娜時，總算有話說了。真若是通了電話，她若真是讓我去她家一趟，我可能還會有點兒不知所措呢——沒有她的陪同，誰知道我那準丈人和準岳母是啥樣的脾氣，對這個突然竄出來的毛頭小子會作何感想？

　　更讓我惦記的是不知W廠那面到底有什么任務，或許正是急需人手的時候。

　　蔡助理得知我這就要去西北，主動派人去幫我買火車票。他讓我先在辦事處休息，等候。我連連道謝，心下又是感慨了一番：我僅僅是幾年前來過這里一回，連人家姓啥也沒記住，人家卻把我記得仔細。不就因為我是個大學生么。又想起騎兵隊邵隊長，還有老紅軍秦司令，他們說起大學生這仨字兒來，幾乎是同一種口氣，同樣的表情。這種純樸的情愫，這種發自內心的對知識分子的尊崇，讓我深深感動。

　　我真得好好做點事情，對得住人家的這份期待。

　　同學聚會時看著他們神采飛揚而引發的落寞，當著親屬面卻連自己做啥都不能說的那種郁悶，這會兒都已煙消云散了。
　　
　　W廠確實有重大任務。

　　上級指示：一周之內，W廠除了留下少部分警衛值勤分隊以外，其他科研和行政人員要全部撤離廠區，并且要提前將重要文件資料和儀器設備轉移到山里。沈延娜和幾位同事就是為此回到廠里的，回來就忙于整理和轉移資料。我回到廠里的時候是接到通知的第四天，馮兆銳他們幾個正跑前跑后地幫著各研究室搬儀器，除了車間里面一些笨重的車床外，所有貴重些的儀器都裝箱上車。因為不知出于何因，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氣氛顯得神秘而緊張。

　　見我回來，馮兆銳有點兒意外。

　　“咋這時候回來了？你聽到啥消息了嗎？”他問我。

　　我說了在北京聽到些消息，只知廠里有任務，但不知是啥任務。

　　他“噢”了一下。看來他也被這緊急情況弄得摸不著頭腦。隨即又說，那你趕緊去總裝室那面報個到吧，他們活兒可能不輕。

　　我就去室里報了到，他們正忙著復制圖紙，分裝資料，上級要求是把所有重要圖紙資料都復制一套，裝箱運出，卻沒有說運到哪里去。我就幫著分類，裝箱，不時還被叫去幫著拆卸一些設備部件，忙得不亦樂乎。

　　那天晚飯的時候遇上沈延娜了。遠遠地我就看見她和幾位同事先進了食堂，我緊趕幾步過去，見她一身藍工作服還沒來得及換下，頭發也有點兒凌亂，臉色疲憊。猛然間看到我，她又驚又喜：“咦，你這么快就回來了？”她已經從馮兆銳他們口中得知我回去探親的事。我“嗯”了一下，說起路經北京的事，以及從北京往F部隊打電話找她的情形。

　　“聽說你已經回廠里了，聽說廠里有任務，我就趕回來了，沒去看望兩位老人。”我解釋說。

　　打完飯，我倆找一個人少的角落坐了下來。她說，她已經把我的有關情況，我們倆的關系，都對父母說過了。老人態度還是蠻積極的，他們是相當開通的人，當年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他們都是自由戀愛自主結婚的，自然也不會反對女兒自己找對象，而且他們毫不懷疑女兒看人的眼光。她說如果我在北京時真的打通了電話，她肯定會建議我去家里一趟，跟兩位老人見個面。

　　“不過，既然沒去成，也沒什么不好。待下次，我和你一塊去見他們吧。”她表示了對我的理解，像是安慰我。

　　她說，她也從未向父母說起過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更沒提及我倆約定的待核試驗任務完成后結婚的想法，這是不能說的。

　　我說，我回家的時候也沒說，這當然不能說。

　　“不過，吳瀚，我覺得這個日子已經不遠了。”

　　“是嗎。你有什么新消息？”

　　“說不上是什么消息。是一種感覺。”

　　然后她就講了在F部隊的一些情況。核試驗前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尾聲。標志事件是，試驗用的金屬塔架也已架設完畢，正準備進行模擬吊裝。她和一些同事這時候趕回來，按她的理解，這應該是在為有可能發生的突然情況預做準備。比如一旦核試驗消息被外國得知后，有無可能會對我們的研制基地發動突然襲擊？因為美國也好，蘇聯也好，這些超級大國是很不希望中國擁有核武器的，況且W廠的地址蘇聯人是知道的，早期還有過少數蘇聯專家。要么蘇聯人自己動手，要么把消息透露給美國人，甚至透露給臺灣方面來“借刀殺人”，伺機搞破壞，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說不定咱們的高層還已經收到過某些情報信息，不然的話不會有這樣的緊急通知，整出這么些動靜。

　　我聽得目瞪口呆。又不得不服氣，她的分析著實有些道理。這是她的稟賦，也得益于高干家庭中自幼的熏陶，她雖是個女子，看事情卻能站到一定的高度，看到相當的深度。

　　大概是看到了我訝異的表情，她換了個口氣，嫣然一笑說，你也別那么緊張啊！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再說了，就算我猜的是正確的，我們的確是在為了應對突然襲擊做準備，也不見得真的會發生這種襲擊啊。那些把中國人當敵人的家伙們，得有這膽量和能力才行，我看他們不見得就有。

　　那天沈延娜還說了一段令我印象極深的話。

　　她說：“也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我們真得早一天擁有自己的原子彈。這樣才不會讓人家跟個惡棍拿了把槍你卻赤手空拳似的，總能訛詐你。我聽說有位總部首長還講過這樣的話：再窮，我們也得有根打狗棒！說得多好啊。你知道么吳瀚，我最早得知W廠的情況是因為你到了H部隊，但是我來這里，在這里，并不只是為了能和你在一起。”

　　說這話時她抬眼望著我，雙肘撐在飯桌上，兩手十指交叉握在一起，支住下頜。她的大眼睛那樣美麗，在這食堂的暗角處仍閃閃發亮；她白皙的雙頰已印有幾絲高原紅，像涂了輕輕的幾點胭脂；她的頭發還是稍顯凌亂，原本黑亮的發質，也被漠風吹得有些枯黃。但是，我的心里卻升騰起一種從未有過的沖動。這種沖動感，在北京和她一起去看電影時沒有過，在此間郵局邂逅時沒有過，后來已經明確戀愛關系并有機會單獨相處時，也沒有過。

　　“延娜，我們結婚吧。”

　　我癡望著她，輕輕地說了這么一句。說完，也把胳膊肘撐在桌上把拳頭支在下巴上，和她一個樣子。

　　我說結婚，當然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甚至，一種宣泄。當時我恨不得在那天晚上就能和我的愛人在一起。一方面是久別之后再見，她的一番談吐讓我看到了她內心深處更美的品質，這種品質讓她在我眼里猶如女神一般；另一方面是她所分析而讓我服膺的那番道理，意味著隨時可能會有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人在這時會產生強烈的與愛人相依相擁的沖動。

　　作為勇士，男人們愿意在戰斗中馬革裹尸浴血沙場。

　　作為男人，他們其實也愿意在末日來臨前擁抱愛情。

　　我說完“我們結婚吧”那句話，延娜笑了。她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她知道沒有可能，其實我也知道沒有可能，不會真的就是要在當晚和她住到一起。畢竟那個年代的人們有那個年代的禁忌，又是在那樣一種特殊環境里。

　　第二天，我和幾位學員便隨著我們實習所在的科室轉移，去了數百里外的某小鎮，延娜和她所在的資料室隨廠部去了某個山城。

　　那天是我們從W廠轉移出來的第七天。前幾天總是陰乎乎的，要不就是刮風，揚沙，這天早上卻見晴空萬里，沒有風也不起塵，陽光明晃晃地刺眼。溜達到鎮子邊上，遠遠地能望見青海湖像一面藍色魔鏡，嵌在已經枯黃的草地和山丘間。如此難得的一個好天，加上我們也已從剛撤離廠區的緊張感中恢復到常態，幾乎已開始品味無聊了，就想著到湖邊上去走一走，放松一下。

　　馮兆銳代我們幾個一起向上面請了假，又到鎮里商店買了些吃的喝的帶上，六個人就興高采烈地出動了。

　　只聽說過“望山跑死馬”的說法，卻不知望“海”也是一樣。雖說遠遠地已經能看到青海湖了，我們卻走了兩個來鐘頭，才來到湖邊。上上下下的走過好幾個漫坡，那面魔鏡也在我們眼前忽而隱去，忽而又現，倒更增添了幾分神秘，幾分誘惑。

　　真正到達這高原明珠的身邊時，已是日頭近午了。我們這些人都是頭一回來到湖邊，一個個興奮得大呼小叫，用手撩弄清澈的湖水，或是甩開膀子往遠處扔石塊，打水漂。雖說已是深秋，但在暖陽烘烤下，淺岸的湖水并沒有像想象得那么涼，耿平山干脆脫了鞋襪踏進水里，一邊鼓動著別人也下水，一邊還撩起水花灑向眾人，馮兆銳大叫道你輕點兒，輕點兒！別濕了我相機！他端著架老式的蔡斯相機正在一旁搶鏡頭。

　　眾人就更瘋起來，紛紛擺起姿勢來讓老馮幫著拍照，然后也學耿平山的樣子脫掉鞋襪跑到水里去，幾個人勾肩搭背連在一起，讓老馮為我們拍合影。拍完后我喊老馮也進來，由我去幫他們幾個再拍。馮兆銳說，不用，你不用出來！我用自拍，咱們來個全家福！他把幾個背包和挎包堆在一起，找了塊石片壓在上頭當個平臺，再把相機擱在上頭，人趴在地上取景。然后快速脫掉鞋襪，撅著屁股按下了自拍按鈕，三步并兩步地跳進水里，跑到我們給他留出的中間位置。因為自拍的快門啟動時間不好估計，一幫人便不敢囂張，睜著眼睛望著鏡頭，直至那咔嚓聲響起，才又大呼小叫起來。也覺得在水里已站了太久，冷得有點受不住了，趕緊跑回岸上來，穿上鞋襪，在遍地沙礫的灘涂上再跑上幾趟，才暖和過來了。

　　從背包里掏出面包、罐頭、青稞酒。楊士杰想得周到，居然還帶了塊軍用雨布，往地下一鋪就成了宴席的“席”，食物堆在中間，眾人各取所需，大吃大嚼起來。

　　馮兆銳還在擺弄他的相機，當然也沒忘了給我們的吃相拍上一張。然后才來到“席”邊。卻沒馬上開吃，而是盤腿靜坐在那里，眺望湖天，表情竟有些凝重起來。

　　“嘿，干嘛呢，要做詩呀？”耿平山一邊嚼著罐頭里的鴨肉，一邊嗚嚕著說。

　　馮兆銳淡淡一笑：“詩是不會做。不過此情此境，讓我想起古人的詩來。這不就是杜甫詩里頭詠嘆過的地方么？‘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真是的！”韓森嘆道。“老馮你歷史和文學都學得好，給咱說點兒體會唄。”

　　“體會也說不上。就是覺得，中學生的時候，剛讀到杜甫的《兵車行》，感到寫得真是好。真是同情那些‘爺娘妻子走相送’的可憐的人們。可是隨著年齡漸長呢，又覺得這戰爭和反戰遠不是那么簡單的事。”

　　“是嗎？”一直只顧大吃大嚼的張金凱，也被這話題吸引了。“我記得老師在課堂上講《兵車行》的時候，也只說這是詩人同情下層人民、厭戰和反戰的情緒表達。你說不那么簡單，是怎么個意思？”

　　“怎么個意思，就說咱們腳下這塊地方吧。當年是唐王朝和吐蕃爭來奪去的邊地。總是打打停停，停了再打，誰都想盡量擴大自己地盤，不想失去已有的地盤。爭到最后，究竟誰的地盤大，跟通常說的正義呀非正義呀到底多少關系？只跟一國一族的實力有關啊。還是回到杜甫的《兵車行》。現在不同于以前了，連整個西藏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了，藏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但在杜甫寫詩那個年代顯然不是這樣子的。那么，請各位想想，那會兒若青海這面起了狼煙，對于漢民族為主的大唐王朝來說就得前來應戰不是？一味退讓肯定是不行的。既然是打仗，就總得有人上前線，總得有人流血犧牲不是？所以，要依我說啊，詩人出于人道主義表達一下厭戰和同情人民的情緒是可以的，軍人卻不能也因此自嘆自憐，不想去邊塞，不想去打仗。要不，都成了亡國奴了，哪還有你詩人發感慨的份兒呢。你們說對吧？”

　　“沒錯。有道理。”韓森馬上附和著。

　　“老馮，你該不是又借機開展思想工作吧？”耿平山說，帶了些調侃意味。“這么多好吃的，居然就不動心？再不吃可就沒你的份兒了……”

　　馮兆銳趕緊抄起一桶罐頭來，一面用工具慢慢開啟，一邊仍延續他的話題。“難道不是這樣嗎？就拿我們各位的工作來說，我們已經參加到制造核武器的任務中來了，將來還要負責保存和維護這個東西。誰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大規模殺人工具？誰不知道原子彈不僅能殺死敵人還會傷及大量的平民？就像美國人對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做的那樣。可是我們作為一個受列強欺侮已久的民族，作為一個好不容易奮力站起但迄今仍被強敵環伺的大國，能沒有自己的核武器么？我們能因為憐憫敵國的平民就不對用核武犯我之敵搞核反擊么？寧可有而不用，不能用時沒有啊。我們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同情人民和反對戰爭的理由，就讓自己置身度外啊！盡管心里頭也會有矛盾，也會有困惑……”

　　我算聽明白了。這最后一句，才是這位老兄想要表達的主題，或者說才是讓他喋喋不休地大發議論的主要原因。他心里有困惑，才想著找個理由，找個首先要能說服自己的理由。

　　其實我們大家何嘗沒有這種困惑。忙的時候，在一種人人都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環境里，容不得你去多想，滿腦子想的是一定要早日造出“爭氣彈”來。驟然間閑下來了，無所事事了，又碰巧呆在如此天藍水碧的大美風景間，而這大美風景偏又是曾經人怨鬼哭的古戰場！就不能不想想另一些問題，想想真若打起核戰爭來將是一種怎樣的可怕前景。但也正因如此，就越發要為自己的內心困惑找個有力的理由，為那種莫名的精神壓力找個發泄的出口。

　　耿平山素來直爽，不知是沒體會到馮兆銳的這番心思，還是早已超越了這個層面，又打岔說：“老馮你越說越復雜了。這會兒是啥時候？這么美好的風景，這么放松的時刻，說點兒輕松的好不好？”

　　說這話時他剛剛捧著酒瓶子啜了一大口青稞酒，辣得哧哧哈哈的但顯然很過癮，用手背使勁抹了下嘴。

　　隨即作瞑目向天狀，搖頭晃腦，口誦古文一段：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是蘇東坡的《前赤壁賦》。沒想到耿平山這家伙也是個有功底的人。以前只覺得他一個浙江人，怎么就會有北方人的豪爽性格，原來他這豪放灑脫的背后，不止是出于性格，還真有一點兒古典文化的底蘊呢，有點兒老莊之灑脫，蘇辛之豪放。

　　可是這樣一說開頭，眾人的思緒就很難真的回到先前的輕松狀態了。接下來，大家便在一種半是輕松半懷心事的氣氛中，一邊吃著喝著，欣賞著美景，一邊七嘴八舌地議論起這次突然撤離廠區的原因來——為什么轉移來這里，到底是出了什么情況，是不是真的要打仗了，等等。

　　楊士杰有一陣子曾在理論部實習，了解整體設計的有關情況。他估計整個工程應該是進入實爆試驗的階段了，我們撤離廠區應該跟近日可能的試爆有關。

　　這跟沈延娜先前對我說出的判斷一樣。

　　但是，至于這“近日”究竟會是多久，我們要在這里呆上多長時間，就誰也不好估計了。

　　但是也不需要這種估計了。那天，就在我們酒足飯飽正在青海湖邊上閑坐著侃大山的功夫，遠遠地看見一溜煙塵沖將過來，是一匹疾馳如風的駿馬，倏然而至。馬上跳下來的，是房東尼瑪家的大小子扎西。

　　“叔叔，我阿爸，叫我來找你們，告訴你們，你們的領導，叫你們趕快回去。”扎西喘著大氣，用不太熟練的漢語普通話一詞一頓地說。

　　“啥事啊扎西，這么急？”明知這孩子未必知道，耿平山還是問了一句。

　　別人都已跳將起來，收拾東西了。

　　“我不知道的，我阿爸叫我來的，阿爸說，是你們領導找你們的。”扎西說。

　　“啥也別說了，趕緊撤。”老馮下了命令。

　　來時晃悠著，下坡多上坡少，走了倆鐘頭。回去基本是上坡，但緊趕慢趕，只用一個來小時。

　　就這樣也已經下午五點了。一位中年女同志正在我們住處等著，很著急的樣子。老馮和她認識，稱其胡大姐。胡大姐說，你們可回來了，就等你們了！趕快，帶上小凳子，到臨指住的小學里開會。

　　一位姓吳的副廠長是我們這片的臨時指揮部的負責人。大家都集中到了他和指揮部所在的牧民子弟寄宿學校里，學校有個挺大的飯堂，一百多號人都帶了小板凳或馬扎，一排排地挨著坐下。

　　吳副廠長個子不高，卻生得粗壯結實，走路虎虎生風。他以前也是部隊上帶過兵的，說話嗓門很大。人集合齊了之后，他往前排一站，沒用擴大器，聲音就嗡嗡作響：

　　“同志們！召集大家在這里開會，是要傳達一個電報通知！一個大好消息！”

　　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剛才接到北京來電，今天下午14時59分，在新疆的羅布泊，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了！”

　　“噢！噢——”

　　不知是誰帶頭一聲長嘯，也可能不止一人帶頭，而是群起吶喊，整個會場一下子沸騰了。人們全都站起來，競相雀躍，激情擁抱，歡呼聲大得恨不能把飯堂的頂棚掀起。

　　“靜一靜同志們，靜一靜！”吳副廠長等過了激情的第一波，在前面向大家連打手勢帶喊叫，但并沒要求人們坐回到位置上去。大家就這樣站著聽他念完電文的另一段，內容是此次爆炸的當量，以及黨中央、國務院對所有參試人員的祝賀與問候等等。

　　“毛主席萬歲！”
　　“共產黨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光榮屬于偉大的中國人民！”

　　在廠部一位宣傳干事的帶領下，大家喊起口號來。喊得也是群情激昂，地動山搖，因為那是發自內心的激動與自豪。

　　盡管沒能在實驗現場，沒能親眼看見蘑菇云升起，但是這里的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劃時代事件的親身參與者，都為這驚天一爆注入過心血，流下過汗水。這輾轉由羅布泊報到北京又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也像是瞬間擊爆了我們內心的原子核，釋放出激情的鏈式反應。

　　晚上的酒宴，有青海省和駐青部隊的領導專程前來參加，帶來兩箱茅臺酒，全喝光了，又開了不少當地產的青稞酒。對我這不大會喝酒的人來說，好酒賴酒也喝不出多少差別來，反正就是湊個熱鬧，添點兒氣氛吧。酒的作用下人們是興奮上頭再添興奮，耿平山和韓森兩人頗好這口，喝到后來已有點兒語無倫次了。耿平山跑到別的桌上跟人劃起拳來，江浙味兒普通話的大嗓門兒老遠就能聽見。韓森則端個酒杯糾纏起我來：

　　“吳瀚！你小子，這回來實習的咱們幾個，就你收獲最大！你得給我們一人敬一杯酒。”

　　“憑什么呀？”我趕緊躲著他。

　　“憑什么？就憑你在這里事業愛情兩不誤。又學了技術，把‘放炮司令’當得挺成功，又贏得美人心，你那沈姑娘可是W廠的頭號美女啊……”

　　他這話雖是玩笑話，毫無惡意，但我不愛聽。他哪里知道我和延娜之間以前的那些糾葛和后來的特殊情緣。準確地說，應該是自從延娜主動由北京來此，再到她表現出如此執著地熱愛這份事業，表現出跟我有著共同的理想追求之后，是她終于贏得了我的心才對。當然，我也確實為能在這個天遠地偏的地方意外收獲了愛情而十分慶幸和滿足，我把這視為命運的安排，感激上蒼以這樣的奇特方式把延娜這位好姑娘送交給我。但是韓森話語間帶出來的一點酸勁兒讓我聽著不舒服，好像我這人在干著工作的同時比他們多干了些私活兒似的。

　　后來我才知道，韓森也是酒后吐真言，他心里是有苦楚的。因為來H部隊和到W廠實習，他大學時熱戀的女友在經過若干回書信抱怨和爭吵后，最終和他分手了，并且很快就嫁作人婦，無可挽回了。這事他未對別人說過，一直壓在心里，當然憋屈得慌。

　　因為不知他的苦楚，當時我只是半開玩笑半帶嘲諷地回了他一句：“羨慕是吧？還是嫉妒？廠里還有幾位女大學生呢，你也可以去‘贏’回一個呀。”

　　馮兆銳看出了韓森心思。就上來把我倆往兩邊推開，“行了行了，咱們自己就別打內戰了，韓森你還是少喝點兒吧。”又囑咐我說：“你去把耿平山也喊回來。我怕他在師傅們那桌招架不住，要出洋相。”

　　最后韓耿二位確實是被我們架著回住處的。

　　晚上十點鐘，收音機里才傳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中國和全世界正式通報的驚天消息。我們卻已經比較平靜了。但是我躺在床上仍是胡思亂想，想著啥時會回W廠，想著早點兒見到延娜，以及，見面后我們就該謀劃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還想著我們這些實習人員可能很快就要回H部隊了——只要有“產品”生產出來，馬上就得面臨管理、維護這些問題；如何看好管好，保證其隨時都精良有效，就該看我們的了。

　　十月下旬，W廠臨時撤離的人員陸續回到廠區。在羅布泊參試的人員也回來了，又是開歡迎會又是慶功，還選出代表去北京參加慶功大會。如此熱鬧氣氛之下，我和沈延娜的婚事就算不上惹眼了，頂多是這歡慶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盡管如此，由于沈延娜父親和李勁副部長的關系，以及我的軍隊實習人員的身份，廠方對我們的婚禮還是給予了足夠重視，按趙書記調侃我們的話來說就是，“這不止是你倆的私事，這當中也有軍民關系哩！咱們廠得拿出點兒擁軍的實際行動哩。”

　　延娜的父親因為公務繁忙，來不了，母親來了。她能來也是因為有足夠資格，她是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參加工作的老革命，一機部某局的現職副局長，據說是聶榮臻元帥親自發話，同意她過來的。我的父母未能前來。當然，我也是連想都沒想過他們能來，這是啥地方啊。沒能在結婚前讓父母見上延娜一面，就這樣把婚事辦了，這讓我心里挺過意不去的，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誰讓我是干了這樣的工作，呆在這樣的地方呢。只能是去信給父母解釋一番，希望他們能理解，相信等他們見到這兒媳婦時一定會十分滿意，等等。

　　延娜的母親姓陶名蕓，人很和善，文質彬彬，說話輕聲細語的，根本看不出是位領導干部，倒像是位教授。實際上她也是出自書香門第，自己是燕京大學畢業，一二·九運動中受抗日愛國的激情驅使，背著家人跑去延安投身革命，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曾長期在東北軍當中做地下工作、不久前剛撤回延安的延娜父親，成就一段革命姻緣，并很快就有了“革命成果”。

　　也是知女莫如母，老太太對女兒從北京跑到天南地北的不知什么地方去（當然，后來是知道了），并且自作主張地擇婿而嫁，并不意外。她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吳瀚同志，謝謝你對我女兒的關心和幫助！以后，你還要多多幫助她呀。”

　　這話要擱別人嘴里說出，可能就有點兒不合人情了，有點兒“馬列主義老太太”的意味了。但延娜母親是滿臉和藹滿眼真誠地對我說出的，這讓我有些感動，也有點慚愧。因為我先前竟把人家想成了別的樣子，以為高干們對別人肯定會是一臉嚴肅，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呢。

　　“陶阿姨，您可別這么說，”我趕緊解釋，“延娜是個好姑娘，這么多年，她對我幫助也很大呢，我從她身上學到不少。”

　　“是嗎？嗯，你能這樣看她，也好。”

　　后來她問了一些我的家庭情況，成長經歷，還說起一旦結了婚，生兒育女是遲早的事，問我家里面是否能幫得上忙。意思是她恐怕是幫不上什么忙的了，不知我父母的情況怎么樣。這大概也是她當年不得已而把延娜寄養在山東老鄉家中的經歷，讓她心理上有些陰影吧，得提前為女兒考慮這些事情。

　　但我還真沒想過這些。被老太太這么一問，難免有些窘迫。

　　“不過呢，這些倒也不太重要。”見我有些無措，她便把話題岔開了。“最重要的，一，你們兩個要相親相愛；二，要有共同的革命理想，而這兩點又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共同的理想可以成為讓情感更堅固的紐帶，堅貞的情感也會成為理想的支撐啊。”

　　陶阿姨說這話是有感而發的。她對我講起當年在延安時的一些事情——延安整風期間有所謂的“搶救運動”，延娜的父親因為曾在白區工作和有過在外國留學的經歷，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后來竟又定為“敵我矛盾”，被關押了兩個多月。她也因此被劃入另冊，不得再接觸機要工作，找她談話的人給出的條件是，如果她能劃清界線并主動揭發丈夫的問題，還可以考慮讓她做些別的工作，不然的話，就也要“掉進泥坑”了，“后果不堪設想”。

　　陶阿姨說，當時她并沒有盲目聽信所謂代表組織的人說的這些話，因為她對自己的丈夫太了解了，絕不相信他會是壞人、敵人。后來延娜父親被證明是清白的，重新得到組織上的信任，而他們夫妻間的感情，也因這段特殊經歷而愈加深厚。

　　這位革命前輩，我的準岳母，那天剛見面一會兒為什么就跟我講起這些？是不是我和她女兒一個在H部隊一個在W廠這樣的特殊背景，觸動了她的某根敏感神經，讓她對某種可能發生的情形有一些預感？

　　當時我只是把這些話當成老人家愛女心切、對未來女婿必須諄諄告誡一番來理解了，并沒有想太多。我更沒想過這類荒唐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和延娜身上。以我們的年齡，經歷，對政治的理解實在只限于皮毛，太不懂得個中的復雜了。

　　我對老人說：“阿姨，您放心吧。我和延娜就是既相親相愛，又有共同理想，才終于走到一起的，而且永遠都會這樣。”

　　婚禮辦得簡單而熱鬧。廠方因為趙書記親自參加，好幾個處長和室主任也來了，資料室的延娜的同事全體到場；我這面除了一起實習的幾位戰友，還有H部隊干部處李處長——從北京接我們來部隊時的李副處長，現在已是處長了，他受部隊首長的委托專程趕過來，代表新郎單位給新人以祝福，并代表H部隊向廠方為我們培訓技術骨干表示感謝。同時他也是來通知我們和告知廠方：我們的實習任務先告一段落，他要帶我們一起回部隊。蘭谷那面的核武器陣地已經建好，只等著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回去做規劃、建章程，為下一步管理和維護“產品”做準備了。

　　“不過，吳瀚你可以例外。”李處長特意說道，“畢竟剛當上新郎倌兒嘛。首長說了，特批你半個月假，愿意在這里陪新娘子也行，或是你們一起回內地度假探親也可以。休完了假，到時候直接回部隊就行了。”
　　
　　我很感激組織上的這份特殊照顧。但我沒有用完那半個月的特批假，也沒和妻子回內地，而是在婚禮過后先把五位同來實習的戰友送走，又把延娜母親送走之后，在W廠只多呆了一個星期，就直接回H部隊了。這也是妻子的意思。廠里為我們在招待所提供了一間客房當作新房，有暖氣有大床，帶衛生間，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條件堪比天堂。我們何嘗不想在一起多呆些日子呢——戀愛數年終成正果，而且是在我們共同約定的等待終于有了可喜的結局之后，年輕人干柴烈火的激情加上那種類于戰地浪漫的感覺，確實讓我們如膠似漆，不忍言離。可是雙方心里又都跟明鏡似的，皆知這良園雖好，卻非久留之地——畢竟我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她的單位正在加班加點地整理首次核試驗帶回的一大批資料，同事們忙得不可開交，天天晚上挑燈夜戰；我也惦記著部隊那頭正是急需用人的時候，尤其是我們這批在外培訓的骨干，專業分工明確，一個蘿卜一個坑，別人很難替代的。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延娜把我送上開往T市的班車，我將從那里轉車回部隊。天色陰沉沉的，刮著足有五六級的北風，我把皮大衣也穿上了，扛著一包行李，她也穿了大衣，幫我拎一個裝著臉盆等用具的大網兜，從后面看大概有點兒像逃難的樣子吧，心情也頗類似于晉陜民歌里唱的“走西口”那樣一種情境。頭天晚上我倆談了很久，她看上去倒還挺坦然的，沒過多地顯露出脆弱和依戀的意思，這讓我心里也覺得踏實了一些；可是走向班車站的一路上，我倆卻都顯得腳步沉重，尤其班車開動的剎那，我隔著車窗還是看見她眼圈一紅，鼻翼輕動，一汪清淚刷地一下就滾落下來了，一邊卻還向我揮著手，強作微笑，像是笑給我看也像是有點兒自嘲。

　　“一路平安！記著常寫信……”
　　“我會的。你多保重……”

　　寒風呼嘯著，把這微弱的喊聲瞬間吹散。遠遠地我看見她還在風中跑著，向我招手。

　　我的眼淚也掉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