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許嘉璐

　　友生汪君少華，酷喜名物訓詁，尤長于器物考辨。前此既有《中國古車輿名物考辨》之作（商務印書館，2005），今復董理教學所得，撰成《古詩文詞義訓釋十四講》，既已付梓，囑余序之。

　　即將命筆，不禁嘆曰：吁！汪君信為誠意之人矣！一本學術之傳統，一以學生日后所需為指歸，務求聽者了然，學以致用。訓詁之學衰微有年，乃至有弄國學不知訓詁為何物者；即有上庠列為選修，亦以概論授之，甚或以“理論性”不及它科為羞。諸生聆之，興味尚可，聽后懵然依舊；及至讀書、教學，一賴教輔。汪君則不然。其授課也，重實踐，多例證，切時弊，寓原理于剖析正反訓例；授人之漁，不玄不拗，明白如畫。觀其要目，時間觀念、空間觀念、排比材料、語法制約……且啟人發疑，教人抉擇，悉由淺近入手，則善學者自可舉一反三，用諸日常。嗚呼，此非誠其意者而何！昔俞曲園作《古書疑義舉例》，后學獲益良多；汪君所為，亦其儕與？而其歸納之功、切合社會所需、運用新學，蓋猶過之。

　　汪君之作，名物訓詁也。訓詁一道，事涉文獻之義理與詞語之意義，二者密不可分，然亦可假名之曰義理之訓詁與名物之訓詁。東原析學為三，一義理，二考據，三文章，有以也；其所謂考據，即名物訓詁耳。

　　古來詮釋經學、董理古籍者，自漢迄宋，言義理必待名物訓詁，求名物訓詁必涉義理，此清人所謂“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訓詁明，六經乃可明”戴震《六書音均（韻）表序》之所由，亦戴震“以字證經，以經證字”陳煥（奐）《說文解字注跋》之所據也。觀自漢之今古文經、兩晉及其后之釋《老》《莊》、隋唐之“正義”之學，乃至歷朝之注史、子、集，例證俯拾即是，不煩援證。然自“漢唐人解經重名物訓詁，宋儒解經重義理性命”之說出，百年蛻變，乃謂漢唐人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幾成定讞。訓詁既經割裂，遂拘拘于技藝而略乎道，乾嘉諸老明六經之宏旨徒空言耳。其破朱子之權威也，有益于后世；然唯斤斤于名物，且以其學既成主流而日見其甚，遂成羈絆；西學東來，以彼土之“科學”評判中國“舊學”，贊其為“真正之科學”、“純粹之科學”，名物考訂遂似訓詁之全部矣，迨及未明乾嘉所長唯拾西學之唾以仿其“理論”之“系統性”為務，亦不為怪矣。今世西方學者或為我諸多學科亦已殖民化而不平，此其一端耶？

　　今言名物訓詁、義理訓詁，非以后者為貴而賤名物也。名物之訓詁既需為語詞求解，復需探明草木蟲魚舟車器皿究為何物、形制若何。不明名物，則必流入空疏，睹今之言中國史學、哲學、經學，“六經注我”（僅限名物言）逞其私意者，非空疏而何？余恐蹈晚明之轍而不自知也，害人害己，可不痛哉！雖然，名物訓詁所求者，文本之書面義；義理之訓詁所求者，文本暨釋者所欲求之真理，亦即道也。二者既為一體，名物訓詁則其基礎，或曰古學賴以傳承之主器，之初階；復可進而曰，不通訓詁，無以言古籍，無以研國學也。視近歲研究、傳授國學、儒學、道家、佛學之機構相繼而建，而設訓詁、音韻、文字課程、課題者蓋鮮，自為必然之怪象矣。是以余所望于汪君者，非徒日進其學，復將明三百年訓詁嬗變之由，刻苦傳人以誠意、篤學，囑后學莫以效顰為榮。如是，浮躁之風庶幾得少斂焉。

2008年7月13日序于日讀一卷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