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非主流解讀

　　《1898年中國故事》很容易讓人想起幾年前的一部電視劇：《走向共和》。比起過往思維慣性中的臉譜形象，本書對歷史人物復雜性的刻畫與分析，產生的震動要大得多，至于這種分析合理與否，則見仁見智了。

大清的回光返照

　　110年前，力漸不支的大清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一場新政轟轟烈烈地展開，后人稱之為“戊戌變法”。

　　這次回光返照僅持續了103天。隨后，一場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政變，在一夜間否定整個新政。光緒被囚，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等事接連發生，變化之快，讓整個帝國都摸不著頭腦。

　　清代宮廷最不乏謎團。這次新政起始與終結的突然性，以及一波三折的過程，留下了太多的疑問：新政期間，光緒與慈禧的關系到底如何？慈禧對新政的態度究竟有否變化？袁世凱告密的動機到底是什么？疑問不但引出了研究成果，更提供了娛樂化的效應，諸如大刀王五一類的傳說都與這場詭譎的政爭聯系到一起，可見其紛雜態勢。

　　近日，一本《1898年中國故事》出版，再度聚焦于“戊戌變法”。作者在翔實史料的基礎上，對新政做了一次理性的梳理，對康有為的作用、“帝黨”“后黨”之爭、袁世凱與光緒的關系、新政失敗原因等等，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的觀點，作為一家之言，其分析很值得讀者一觀。

邊緣人康有為

　　歷來提起“戊戌變法”，康有為都被視作主導性人物，《1898年中國故事》卻給人另外一種感覺。

　　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曾給予光緒很深的影響，但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政治地位。整個變法期間，光緒只與之見過一面，而且據作者看來，這次會面相當不理想。并且，光緒僅賜給康有為一個總理衙門章京的官職，未使之進入權力中樞。對于康氏的“旗手”身份來說，這一點令人難以接受。

　　整個新政的主導者是光緒皇帝，他所依賴的理念，并非只來自康有為一人的建議，而是整個國家政治改革的共識。至于具體的實施者也好，反對者也罷，均是朝中大員。康有為更像一位先鋒，而非主將，他只能屢次借助為別人代寫奏折的機會，來闡述自己的思想，為維新制造輿論，而沒有施展身手的余地。

　　《1898年中國故事》所述，讓人覺得康有為更像一個不甚精明的算計者。在推動新政大局的同時，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皇帝賜官之低讓他大失所望，在政局一日一變之際，他所計較的卻是如何為梁啟超謀得官報總經理的職務，以及京師大學堂中的總教習一職會落入誰手。為了名利，他甚至不惜以別人的名義奏請重用自己，如此一來，讓他在“帝黨”“后黨”兩派中都留下了不好的名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維新派的分裂，并一度引起了光緒的不快。在風云變幻的大勢面前，康有為并沒有睥睨一切的雄心，反而在小算盤的撥拉聲中，使自己成為政治邊緣人。

被逼出來的“兩宮之爭”？

　　許多人一向認為，以慈禧為首的“后黨”在維新過程中處處掣肘，其打壓導致了變法失敗。不過本書提供了另一種解說：即慈禧對變法的態度，系從支持轉為反對，所謂“后黨”也是在外力刺激下被迫形成，而慈禧對光緒的最終否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由維新派造成的。

　　據作者所述，慈禧對于變法起初并不持反對態度，她只提出兩個底線：即不動祖宗之法，不損滿人貴族權勢。作者據史料分析，在變法初期一系列重要人事變動的安排，均系出自慈禧與光緒協商的結果，其中甚至包括將帝師翁同龢排出政壇之外。

　　本書對歷史人物的分析，頗多讓人意外之處，翁同龢即是一例。歷來翁被視作“帝黨”，他的離職似乎說明了維新派的受打壓程度。而據本書所言，在籌措《馬關條約》賠款的過程中，翁的一系列舉措已令朝廷失望。因與康有為在儒家理論上有明顯分歧，他也曾從力薦康氏轉為暗中阻止，導致光緒大為惱火。當清廷試圖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入京主政、推行變革之際，翁又加以阻撓。這些細節，多有包括翁本人日記在內的史料為證。問題的不斷積累，外加慈禧、光緒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終于引致皇室在變法之初將翁調整“出局”。

　　此外，《1898年中國故事》呈現的紛爭，并不像傳統所言那樣，是改革派與反對派的博弈，而是漸進派與急進派的對立。在作者看來，包括光緒在內的維新一派，選擇了一條急功近利的道路，成為日后失敗的致命原因。

　　從迅速取消科舉制到高級官員集體下崗，再到裁撤大量的地方官吏，維新派均未給政局留下緩和的余地。康、梁等人的變法訴求，雖有理念支撐，卻無通盤考慮，四面出擊而無重點攻堅，反倒使官場陷入恐慌，終致主流輿論站在了自己的對立面上。

　　早在變法前，張之洞等人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漸進改革的主張，并得到官場的普遍認同。在本書作者看來，包括剛毅、榮祿在內的軍機大臣等人——即傳統意義上的“反派”，初期對變法并無抵觸，只是希望采取緩和策略。

　　然而康有為等人的激進心態，對光緒產生極大影響，進而使維新派將緩和派視為守舊一方，首先挑起黨爭，大肆攻訐，使后者對新政心生惡感。同時，這種激進也觸動慈禧，讓她覺得當初立下的兩條底線勢必被突破，因而選擇站在了傳統勢力一方，所謂“后黨”就在維新派的急躁心態下被迫出現，皇帝與太后之間的“兩宮之爭”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兒了。

袁世凱是保皇派？

　　袁世凱向榮祿告密一事，歷來被視作變法失敗一大根由，袁世凱也因此被視作光緒遭難的罪魁。本書確認袁氏告密之實，但對其本意提出了不同看法。

　　書中援引袁世凱當年9月20日上的奏折為證，指出其中向光緒提出三點建議，即不要冒進、任用張之洞等老成持重官員、對維新派不應太過信任。按時間順序，當時袁氏已從譚嗣同處獲知對“后黨”下手的計劃，因而作者認為，袁世凱不愿因兵變導致大亂出現，也不希望將光緒與慈禧任何一方置于危險境地，于是在奏折中隱晦提請皇室注意。在他向榮祿告密后，也曾表示維新派的圖謀與光緒無關，如連累皇帝，自己就該死了。

　　同時書中對告密過程提出新解。此前史稱袁氏于 9月20日晚向榮祿告密，導致當日政變發生。而作者援引日記資料，認為當日晚袁氏尚未講清全情，榮祿就因其他事務中斷談話，轉日才獲悉來龍去脈，而此前政變業已發生，因而袁氏告密一事，對大局并無太多影響。

　　而此時的北京，作者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語來形容。政變之初的慈禧，似乎尚未針對光緒，只是要緝拿新黨。但當她從被捕者口中得知這些人本要對自己下手時，便將之視作政治陰謀，遷怒于皇帝，這對母子之間的裂痕便越來越大。最終，垂簾聽政的一幕重演，除京師大學堂外，所有新政被廢，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清廷在勉力支撐了最末一次之后，頹然倒地。

推理換不來歷史真相

　　《1898年中國故事》的諸多觀點固然新鮮，在閱讀時也能帶來一些快感，然而仔細思量，這一家之言仍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

　　本書所得出的推論，一是基于史料，二是基于情理。慈禧對新政的態度、光緒召見康有為等場景，相關史料并不多，作者通過推理方式，將當事人的心態加以了補充描述，讀來并無失卻邏輯之處，但只合于常理，卻未必合于歷史真相。

　　在這本書的作者看來，歷史的走向如何，是充滿偶然性的。若以這種思維方式反觀作者的那些分析，就能發現一個問題：在看起來合理的過程中，假若確曾出現一些偶然現象，并可能改寫歷史，卻未被作者所知，那么他目下得出的這些“合理”推論，未必能站得住腳。

　　在史料的使用上，本書也有不完善之處。即以袁世凱告密一事為例，作者得出的諸多結論，其史料均只源于袁世凱的日記。需知，日記的書寫夾有主觀色彩，尤其牽涉這種載于史冊、關乎聲名的事情，當事人能否保持客觀，我們無法打保票。僅以此孤證說明袁氏行為，甚至心理，還不足以服人。

　　因而，《1898年中國故事》看來更像一種解讀，而非結論性的作品，讀者大可參照而讀。

原載《城市快報》200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