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 楊善群
摘要：古文《尚書》學(xué)術(shù)界歷來定為“偽書”，其中一條重要論據(jù)，說古文《尚書》是搜集舊籍引語而編造出來的。通過對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得出六條反證，說明古文《尚書》決非編自舊籍引語，而是別有來源的真古文獻，因而對其學(xué)術(shù)價值應(yīng)當重新認識和評價。
關(guān)鍵詞：比較研究；真古文獻；學(xué)術(shù)價值；重新認識
羅織古文《尚書》是“偽書”的證據(jù)，一條最嚴重的罪名，說它是搜羅群書引文而編造出來的。元吳澄曰：“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比張霸偽書遼絕矣!” [ 1] (卷首《目錄》)清李巨來稱古文二十五篇是“搜集群書征引《尚書》原文，特以己意聯(lián)屬其間”[ 2](《古文尚書辨?zhèn)巍肪矶稌盼纳袝┰~后》)，偽造而成的。現(xiàn)代也有學(xué)者說：古文《尚書》是“自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編造了二十五篇” [ 3],(P608，《<尚書>及其整理研究情況》)。經(jīng)筆者反復(fù)稽考查核，發(fā)現(xiàn)事實完全不是如此。現(xiàn)提出以下六條證據(jù)，予以澄清。
第一，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比較，古文為正確、合理。
例1：《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4]按古文《泰誓中》作：“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5]《孟子》引文“則取于殘”，文理不通；“殺伐用張”，殺氣騰騰，不合武王救天下民的宗旨。古文“取彼兇殘”，顯示出武王的正氣，文理也通暢；“我伐用張”，顯示征伐的威武，而沒有殺氣騰騰的感覺。兩相比較，顯然是古文正確、合理；而《孟子》則記憶不清，錯引兩處。
例2：《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6]按此《太誓》文在《天志中》《非命中》均有稱引，因大同小異，故這里從略。與上述《墨子》所引相對應(yīng)，古文《泰誓上》作：“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5]《墨子》引文“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兩個“神”字重復(fù)，“禍”字用法不當；“吾民有命，無廖排漏”，文理不通，無法釋讀。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文從字順，無重復(fù)“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可見紂恃“有民有命”，還在胡作非為。兩相比較，顯然是古文正確、合理；而《墨子》因三派學(xué)生所記，難免錯漏白出，不能通讀。
例3：《墨子·非命下》又引《太誓》曰：“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按古文《泰誓中》作：“惟受罪浮于桀……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jiān)惟不遠，在彼夏王。”《墨子》引文“為鑒不遠，在彼殷王”，文理不通：武王伐紂時正是殷朝，何能說殷“不遠”？殷王沒有推翻，還在橫行作惡，怎能“為鑒”？古文“厥監(jiān)惟不遠，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紂的下場將與“彼夏王”桀一樣。又，“謂人有命”亦不若“謂己有天命”之詞意清楚。這里的比較，又是古文正確、合理；而《墨子》則記憶不清，甚至把“夏王”誤成“殷王”。
例4：《荀子·臣道》篇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xùn)》也。” [7]按古文《伊訓(xùn)》作：“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5]此處《荀子》既然是引《伊訓(xùn)》之文，而《伊訓(xùn)》是伊尹訓(xùn)王的話，他怎么會教王“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呢？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從諫弗咈，先民時若(順)”，正符合伊尹訓(xùn)王的語氣和道理。兩者相較，顯然是古文正確、合理；而《荀子》則篡改《書》意，為其所用。
例5：《荀子·堯問》記楚莊王引“中蘬(當作‘仲虺’)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7]《呂氏春秋·驕態(tài)》亦記楚莊王引“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6]按古文《仲虺之誥》作：“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6]眾所周知，仲虺是商湯的大臣，他作“誥”的目的是要湯以德懷民，永保天命，不會談到“諸侯之德”的問題，故引文所述“諸侯”和“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呂氏或楚莊王捏造出來的。再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論，是春秋戰(zhàn)國間儒家的專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頭上？可見三者相較，又是古文正確、合理；而《荀子》《呂覽》根據(jù)當時的情勢篡改《書》意，昭然若揭。
由上五條例證可見，舊籍所引《書》文往往錯漏，篡改之處甚多；而古文則顯得正確、合理。這表明古文《尚書》是真實的古文獻，決不是舊籍引文的湊合。
第二，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比較，古文為完整、全面。
例1：《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5]按古文《大禹謨》記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好生之德，洽于民心。”[5]《左傳》引文沒頭沒尾，無上下聯(lián)系，不知如何引起這句話；古文則論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許多賞罰的原則。兩相比較，顯然古文為完整、全面，中心明確，內(nèi)容豐富；而《左傳》所引，突兀一句，難明其背景和用意。
例2：《墨子·非樂上》引《湯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fēng)。其刑，君子出絲二衛(wèi)，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6]按古文《伊訓(xùn)》作：“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fēng)；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fēng)；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fēng)。惟茲三風(fēng)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5]比較上述二者，顯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論列“三風(fēng)十愆”，其刑也嚴厲、明確，當是真古文獻；而《墨子》所引，僅列“巫風(fēng)”，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記憶不清，又不核對，故成如此。
例3：《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按古文《仲虺之誥》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為了論證其“非命”(沒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書》之原文，將《仲虺之誥》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當時一句流行語，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篡改《書》意為其立論作證，本是先秦諸子的一貫手法。墨子這條引文，略去對其立論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誥》尚在，戳穿了墨子刪節(jié)原文的伎倆。兩相比較，顯然是古文完整、真實；而《墨子》為了避免對其立論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腳，刪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例4：《禮記·大學(xué)》引《太甲》曰：“顧提天之明命。”[5]按古文《太甲上》作：“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5]觀《大學(xué)》所引，沒有主語，也無目的，不知所云；古文則前有主語，后有目的，明確是伊尹開導(dǎo)太甲之語。兩者相較，顯然是古文完整，敘事清楚；而《大學(xué)》所引，不明上下之文，使人茫然。
例5：《禮記·學(xué)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xué)。”[5]按古文《說命下》作：“念終始典于學(xué)，厥德修罔覺。”[5]觀《學(xué)記》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終念學(xué)，不知其好處和效果如何；讀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終念學(xué)，其道德修養(yǎng)便會在不知不覺中增進成長，于是前后貫通，意思豁然開朗。這是傅說開導(dǎo)商王武丁的話。兩者相較，《學(xué)記》所引，簡單片面；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講理明白。
由以上五條例證可見，古文《尚書》敘事完整，說理全面，情意真切，含義深刻；而舊籍所引，有的刪節(jié)，有的片面，有的錯漏，有的掐頭去尾。這分明是舊籍在摘引古文《尚書》，而非古文《尚書》“搜集文句編造”。
第三，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比較，古文連貫流暢，自然貼切。
例1：《墨子·兼愛下》引《禹誓》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封諸群，以征有苗。”[6]按古文《大禹謨》作：“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5]觀《墨子》所引，“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封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詞不當。兩者相較，顯然是古文連貫流暢，自然貼切；而《墨子》引文，可能記憶不清，或弟子記錄有差，造成如此錯亂。
例2：《禮記·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5]按古文《太甲上》作：“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5]觀《禮記》所引，“自覆”和“則釋”兩句，前后不連貫；而古文中間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一句，此伊尹告誡太甲如何修德思謀，然后再接“若虞機張”，便流暢自然。胸有成竹，“則釋”便中。兩者相較，《禮記》引文因中間脫句而不通；古文則有告誡，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
例3：《禮記·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按古文《說命中》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這是傅說進諫商王的話。觀《禮記》所引，很不通順：“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不可理解；“事煩則亂，事神則難”，兩個“事”重復(fù)，難明其意。而古文則陳述清楚，語意明白。顯然，“事純而祭祀”乃“黷于祭祀”之誤；祭祀是一種禮儀，“事煩則亂”乃“禮煩則亂”之誤。由此可見，《禮記》引文憑記憶寫來，不免錯亂脫漏；幸有古文《尚書》存在，乃得糾正。
由以上三條例證可見，古文《尚書》大都通順流暢，情真意切；而舊籍引文，往往錯漏，詞語不當。通順流暢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錯漏百出的引文，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
第四，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不同之處很多，說明它們各有來歷。
例1：《史記·殷本紀》引《湯誥》與古文《湯誥》完全不同，可能《湯誥》有許多篇，《殷本紀》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
例2：《史記·周本紀》引《太誓》亦與古文《泰誓》大相徑庭。可能因記者不同，《太誓》存在許多版本。《周本紀》所引與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異。
例3：《漢書·律歷志》引《伊訓(xùn)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8]而古文《伊訓(xùn)》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8]同書引《武成篇》亦與古文《武成》有許多差異。這里可能有脫簡、引文錯漏、版本不同等多種原因，未可一概而論。
例4：《左傳·昭公六年》引《書》曰：“圣作則。”按此句在整部《尚書》中找不到，惟古文《說命上》作：“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這是群臣對商王的諫言。《左傳》所引與古文之所以相異，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記錯、傳抄改動等原因。
按理說，如果古文《尚書》是“搜集”引語“偽造”的話，總要盡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為真，避免人們“作偽”的懷疑；但現(xiàn)在古文《尚書》的情況正好相反：絕大部分與引語相異，甚至《史記》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錄，而出現(xiàn)了一篇與之同名而內(nèi)容迥異的古文。這不能不使人得出結(jié)論：古文《尚書》必然別有來歷，而非“搜集”引語而編成。
其實，今文《尚書》也有與舊籍引語大相徑庭甚至迥然不同的問題。《國語·周語上》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9]查今文《湯誓》，根本沒有此語。韋昭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但《呂氏春秋·順民》篇記：“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清宋翔鳳《過庭錄·尚書譜》因言：此知《周語》之《湯誓》，“乃因旱禱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韋昭說非。”[10]實際上，《湯誓》有兩篇：今文為甲篇，《周語》所引為乙篇，兩篇都非偽作。再如《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同書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這些話，今文《康誥》都沒有，其原因有版本、記憶、傳抄等問題，但決非偽作。由此推斷，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不合，同樣不能判其為偽。
第五，許多舊籍引語，古文《尚書》中沒有，說明古文并非“搜集”而成。
現(xiàn)略舉數(shù)例于下：
1.《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2.《墨子·七患》引《夏書》曰：“禹七年水。”
3.《莊子·天道》篇引《書》曰：“有形有名”；《盜跖》篇又引《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11]
4.《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引《書》曰：“紳之束之”，“既雕既琢，還歸其樸。”[12]
5.《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6]
6.賈誼《新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13]
7.《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商君傳》又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并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14]
8.《漢書·律歷志上》引《書》曰：“先其算命。”
9.《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同書《社稷》篇又引《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15]
以上先秦至兩漢的古籍稱引《書》或《夏書》《商書》《尚書》如此多的文字，古文《尚書》一概未收。由此可見，所謂“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云云，乃是一種不考查事實、極不負責(zé)任的斷語。
第六，舊籍引文在古文《尚書》中所占比例甚小，依靠零星引句要編造長篇大論的古文，實不可能。
崔述之弟崔邁曾作《讀偽古文<尚書>粘簽標記》，把古文中的“剿襲”字句統(tǒng)統(tǒng)“簽出”，載于崔述《古文尚書辨?zhèn)巍肪矶４捱~的用功不可謂不勤，但有些篇簽出的剿襲字句仍少得可憐。如古文《咸有一德》只簽出“天難堪，命靡常”一句，謂上半句來自《詩·大明》，下半句來自《詩·文王》。再如《說命中》僅簽出“有備無患’，和“啟寵納侮”兩個短語，謂前語出自《左傳·襄公十一年》，后語出自《左傳·定公元年》。試想，僅憑一二個“剿襲”的短語，怎么能寫成主題明確、議論豐富而情真意切的長篇古文？
通過上述對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作詳細的比較研究后所得出的六條證據(jù)、二十六個實例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作這樣的結(jié)論：古文《尚書》決不可能是“搜集”引語“編造”出來的，而肯定是別有來源的真古文獻；對于古文《尚書》的真?zhèn)渭捌鋵W(xué)術(shù)價值，應(yīng)當重新認識和評價。
關(guān)于古文《尚書》非偽的意見，自清代以來有不少學(xué)者提出。毛奇齡曾撰《古文尚書冤詞》，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相辯難。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學(xué)者內(nèi)藤虎次郎提出：在所謂“偽古文”中，“有真實材料之存在。”[16] (上冊，P81《尚書編次考》)上述意見，由于論據(jù)沒有充分展開或論證方法不當，因而沒有引起學(xué)術(shù)界足夠的重視。至八十年代，李學(xué)勤先生因西漢墓中出土與《孔子家語》相似的竹簡，而提出“我們對今本《家語》的認識應(yīng)當重新考慮”。由對《孔子家語》《孔叢子》等“久成定論”的“偽書”的平反，而連類論及古文《尚書》的問題，指出：“晉代古文《尚書》的傳授是很清楚的”，“從鄭沖到梅賾都實有其人，有事跡可考”；今傳古文《尚書》有著很長的編纂、改動、增補的過程。”[17]這些意見，由于不是正面提出，論據(jù)亦未充分展開，因而也沒有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筆者經(jīng)過縝密考查，從多方面進行研究，得出了與上述學(xué)者一致的結(ji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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