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歷史文獻的寶庫——《尚書》
晁福林
《尚書》是我國上古時代歷史文獻的匯集。因為它廣泛記敘了我國當時的政治歷史與社會情況，所以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史學的發軔之作。
在先秦時代，《尚書》只稱為《書》，有時也加上時代名稱，分別稱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到了漢代才稱為《尚書》，表示它是上古時代的書。相傳孔子曾經對于《書》的各篇加以刪定，“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并且將《書》作為教授弟子的一種教本。大約到戰國時期《書》才正式編定。秦代禁止民間私藏《詩》、《書》，但秦王朝任博士之職者仍可以擁有。
經秦博士整理寫定的《書》約有百篇。漢代所流行的伏生本《尚書》“可能是秦的官本，乃經秦博士加以部分的編理的”（陳夢家《尚書通論》第111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經過秦漢之際的社會大動蕩，《書》漸漸亡佚。據說秦博士伏生把《書》藏在墻壁里，但還是丟了數十篇，到漢惠帝時，他才找到二十九篇，用以在齊、魯地區教授學生。伏生所傳授的《尚書》用漢代隸書寫定，后來便被稱為《今文尚書》。另外，漢代還有用先秦時代的古文所寫定的《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這部書“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這部書又稱為孔壁《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經漢魏之際的社會動亂以后，這部《尚書》亡佚殆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傳》五十八篇，說是漢代孔安國為之作傳的《尚書》傳本，比《今文尚書》多出二十五篇。自唐以后，對于梅賾所獻的這部書不斷有人懷疑，據《朱子語類》載，宋代朱熹曾疑此書“平易易曉”，與伏生書“艱澀難曉”殊不類，所以懷疑其為“假書”，并且所謂的“孔傳”也非孔安國所作，亦是“偽書”。此后學術界疑此書的人漸多。清代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列舉證據，反復辨析此書之偽，自此定讞，此后這部在學術界即被稱為《偽古文尚書》，其注解亦被稱為“偽孔傳”。
《尚書》在中國學術史的重大影響，特別表現在由它引起的長時期的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斗爭和宋元明清時代的辨偽求實學風的發展這樣兩個方面。
《尚書》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它保存了我國上古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歷史文獻，所以成為歷代人們了解和研究上古歷史的最重要的文獻依據。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大師，以及《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等書，都曾引用《尚書》來闡述歷史和自己的理論。漢代自武帝時《尚書》被立為《五經》之一，并設立博士以后，官學和私家研討《尚書》之風都十分興盛。大史學家司馬遷撰寫堯舜禹及夏商周時代的歷史，許多地方都是以《尚書》的記載為藍本的，直到今天我們認識古代歷史，《尚書》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正由于它無比重要，所以對于《尚書》的研討態度及方法，就成為構成不同學派（特別是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主要依據，并且隨著時代演進，學派間相互辨難，這就大大促進我國古代經學、史學等的發展。一部書能夠影響整個中國古代學風，并引起歷代人們研讀的巨大興趣，無出《尚書》其右者。
《尚書》各篇的撰寫與編定時代不一，但可以看出，其編寫者已經有了越來越自覺的史學意識。成書于殷周時代的《盤庚》及周初八誥，不僅史料價值最高，而且其記事、記言與寫人都已粗具規模，行文述事亦很有邏輯。《盤庚》三篇除記載王誥辭以外，還以簡略的語言記載了遷都的過程�！墩僬a》記載周營建東都雒邑事，開始就說：“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已經完整地記載了事情的時間地點和經過�！抖嗍俊�、《多方》兩篇記載周公對于殷遺民和諸方國首領的誥辭，也都是先簡略寫事情原委，再寫誥辭內容。而《洛誥》則將所述事情的時間地點記于文末，最后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明這是周公攝政稱王第七年十二月的事情。時代比殷盤周誥稍晚的《顧命》篇則以精煉的語言將武王逝世、周公攝政、還政成王繁瑣雜亂的史事細節寫得清清楚楚，還營造出靜穆肅莊的王室大事的氛圍�？傊�，《尚書》各篇在記事方面雖然還處于初步發展的階段，但已具備記事本末的雛形。此外，在史學語言的應用上，《尚書》諸篇也多獨具匠心。雖然由于時代懸隔今天讀起來有佶屈聱牙之感，但在當時卻是十分生動的。
《尚書》不僅為后世人們認識我國上古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資料，而且其寫作為后世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們今天研讀《尚書》的時候，應當了解其成書源流，分辨今、古文《尚書》的不同。《偽古文尚書》的價值雖然遠遠趕不上今文《尚書》，但是它畢竟為時代較早的魏晉時代所編撰，其所依據的材料有不少現在已經見不到了，所以它也是有重要價值的篇章。
（《光明日報》2001年2月13日）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