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5）虞廷十六字
“虞廷十六字”（《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宋儒奉為歷圣相傳的心法、道統，成為宋明理學中最重要的理論根據。因此，閻氏對此“辨偽”的影響頗大。至今時常有人提到。《疏證》（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為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為《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經》，而偽古文蓋襲用，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前面說過，“太甲稽首于伊尹”一節已被閻氏自行刪掉。留在此處亦屬虛張聲勢。很明顯，這一條也是經過駁難后的調整。其主要內容是：（1）指出“十六字”是抄襲《荀子》。（2）有人對此提出駁難：“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3）閻氏的反駁。反駁理由是：《荀子》引《書》均冠以“《書》曰”或篇名，“獨引《大禹謨》”改為《道經》，所以是“偽古文”抄襲《荀子》所引《道經》。從邏輯上說，閻氏這一反駁是否成立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第二個類似情況（例外）——凡《荀子》引《書》均交待了（正確的）出處，唯獨引《大禹謨》“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卻說出自《道經》——只要有第二個例外（反證），其結論就不能成立。由駁難者提出的兩個相反證據極有分量，卻被他排除在正面論述之外。他在此使用的伎倆仍然是將相反證據（例外）“藏”在后面的按語中。
《疏證》后文提到駁難者提出的相反證據：“按《荀子》引今文、古文《書》者十六，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也。”（第三十一）這分明就是第二個例外（反證1）。首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出自《尚書》今文篇章《呂刑》。其次，《荀子》此處雖然交待了出處，但卻是一個錯誤的出處。閻氏對此的第一個辯解是指出《荀子》誤《書》為《傳》是訛誤的結果。依據同一個判斷規則，《荀子》誤《大禹謨》為《道經》同樣可能是訛誤的結果！第二個辯解是指出“《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也”，《傳》和《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孟子》此處實為《荀子》之外的另一個例外。故閻氏兩個辯解都屬于毫無道理的狡辯。
《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后我也！’”上文是《荀子》中又一個例外（反證2）。《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齊宣王）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比較《孟子》內容可知，《荀子》上文是引《尚書》內容（實為古文篇章《仲虺之誥》），但沒有交待出處，且敘事有誤（張冠李戴：誤商湯為周公）引文也與原文頗有出入（《尚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由于兩個相反證據的存在，不能排除《荀子》搞錯了引文出處（包括引文內容的不準確）。因此，閻氏這一條的“證據”沒有“證明力”，論證過程存在明顯作弊行為，結論完全不能成立。
《疏證》后文（第三十二）又提出另外一組“證據”：“‘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竄入《大禹謨》，遂尊為經，久而忘其所自來矣。竊以古今若此類者頗多，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黃帝書》也。今見《老子》上篇‘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引《周書》也，亦見《老子》上篇，今孰不以為此老子語與？‘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出《淮南子·主術訓》，而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為武侯語。‘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術訓》，而孫思邈引之，而程子稱之，今遂為孫思邈語。不獨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云云，河間獻王作《樂記》采之，今且為經。是即以子為經之證也。《荀子》有《禮論篇》，今自“三年之喪，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載入《禮記》，名曰《三年問》。是又即以《荀子》為經之證也。而必以‘人心’、‘道心’為無本焉，亦過矣。”
說“古今若此類者頗多”的前提條件，需要先完成“‘人心’、‘道心’本出《荀子》”的確證過程。且不論閻氏上述幾個引文、原文關系是否全都可靠。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一個人（甲）是賊的情況下，別人（乙、丙、丁……）的盜竊行為是否可以證明此人（甲）也是賊呢？如果已經證明“‘人心’、‘道心’本出《荀子》”，則這一條純屬廢話。實際上根本沒有可靠的證明過程，則“古今若此類者頗多”不過是誣陷的借口。閻氏這兩條（第三十一、三十二）論證相當拙劣，按道理應當刪掉。但前面他已經刪掉三條（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再這樣刪下去最后恐怕只剩下“支蔓”。刪還是不刪對他來說是一個問題。
有人建議他刪——“或問余：人之論議先后容有互異，子書尚未成，何不舉前說之誤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后人乎？”（《疏證》第三十二）他錯了也不刪居然還有道理——“余曰：此以著學問之無窮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同上）”。因他人正確的批評而修改己說在他看來是一種不正確的行為——“近見世之君子矜其長而覆其短，一聞有商略者，輒同仇敵（同上）”。只要你批評我，你就是我的“仇敵”。這個邏輯十分可怕。由于錯了也不刪（實際上他私下里刪了不少）他屢遭物議：“余用是數困于世（同上）”。
這種情況令他非常惱怒。于是他說出下面一段十分朦朧的話：“昔王荊公（王安石）注《周禮》‘贊牛耳’云：取其順聽。有人引一牛來，與荊公辯牛之聽不以耳蓋以鼻，荊公遂易前《注》。以荊公之執拗文過，古人中無兩，猶不能不屈服于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視于荊公何如也（同上）。”此事出自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王氏講述這個荒唐故事的動機已經搞不太清楚，閻若璩復述這個故事的目的則是為了罵人。他的罵人風格富于變化，“刳心著地，與數斤肉相似”（第七十五）走陽剛一路，前面提到“孔明言碎”則陰柔婉轉。“牛以鼻聽”更加婉約刻毒，飄忽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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