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2）孔注《論語》《尚書》比較
紀昀《四庫提要·尚書正義》一共提到四條作偽證據。除上面已經討論過的三條地理方面的證據外，第四條由閻氏提出：“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錢穆先生曾批評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對《疏證》的駁難“非要點”：“此謂乘瑕蹈隙，避堅攻脆，乃兵家之詭譎，非辯難之正宗。”〔66〕為避免此類批評，我在本文主要選擇《疏證》中最關鍵的問題，避脆攻堅，折其鋒鍔。閻氏這一條證據與上面已經討論過的三條地理方面的證據一樣，不僅被紀昀《四庫提要》特別提出，而且至今為止一直是經常被人們提到的重要“鐵證”之一。因此有必要作正面討論。
《疏證》（第十九）：“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馬融、鄭康成注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國之辭。余嘗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浩》《泰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篽縷陳之于《注》，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為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疏證》這一專題凡三千余字，上文是對主要問題的正面論述。其要點如下：（1）安國曾注《論語》。（2）閻氏“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發現孔注《論語》“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3）因此“晚出古文”《湯誥》《泰誓》《武成》“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換言之是后人偽造。這一條從證據到論證都十分精彩，具有非常強的說服力，是《疏證》中最炫人心智的論證之一。閻氏此條“靈感”來自《論語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中邢昺的兩段說明。
邢昺第一個說明是解釋孔注《論語》為什么要說“《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的原因：“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邢昺是在作出比較后得出的結論，下面是他的三個比較對象：（1）《論語·堯曰》內容：“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2）《墨子·兼愛下》相關內容：“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3）《尚書·湯誥》相關內容：“肆臺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邢昺認為，相對來說三者間《論語》和《墨子》內容更加接近。事實也的確如此。所以他認為孔安國在作了相同比較之后，于孔注《論語》中得出“《墨子》引《湯誓》（《墨子》原文是《湯說》），其辭若此”的結論。邢昺的比較和分析并非沒有道理。這里本來風平浪靜，沒有什么問題。天有不測風云，忽一日，過來一位叫做閻若璩的人，他的專長就是“旁搜曲引，吹毛索瘢”。他立刻“發現問題”。但是，他在正面陳述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對“問題”出處，包括邢昺的比較過程，三個比較對象的異同關系，他絕口不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注意，《論語》和《墨子》都是“予小子履”，《湯誥》則是“肆臺小子”，不是“予小子履”！這正是孔穎達所謂“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是明顯的作弊。
邢昺第二個說明是解釋孔注《論語》與《泰誓》不同的原因：“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眾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眾之辭，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閻氏在此的作弊手段，仍然是絕口不提邢昺的說明，并反其道而行之：“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
孔安國先注《論語》，后注《尚書》，后注比前注更加準確。孔注《論語》（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一語中并不含有閻氏所謂“周之才不如商”的意思。因此，兩個注語間不存在含義的“懸絕”關系。這種隨文就注小有抵牾的現象不足為奇，前面提到《疏證》本身也存在遺忘疏漏問題。從邏輯上說，兩個注語之間略有不同的現象與是否作偽沒有關系。再者，何晏《論語集解·序》講得很清楚：“今集諸家（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等）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也就是說，何晏集解《論語》并非對諸家注的原文照錄，而是有所取舍。這個取舍和“頗為改易”過程的存在，進一步削弱了閻氏證據的證明力。
下面是《論語注疏》中何晏《論語集解》的內容：“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上面的正文是《論語》內容，括號中是何晏《集解》內容。閻氏故意忽略的部分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及其后面的注文。《尚書·武成》（古文）：“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傳注此句曰：“施舍已債，救乏周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這正是孔安國先注《論語》，后傳《尚書》的結果。《武成》后文“崇德報功”與“善人是富”相呼應，表明《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是在概述《武成》內容。《尚書正義·武成》孔穎達《疏》對此的解釋是：“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
再來比較下面的內容：孔注《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孔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圣王所重。”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呼應關系。怎么能說是“絕不類”呢？有必要強調指出，閻氏在三千余字的專題論述中，完整引錄上面孔注《論語》內容，對于孔注《武成》內容則只字不提。也就是說，他在行文中“假裝”作了完整比較，實際上他把對自己結論不利的內容“忽略”掉了，然后給出一個好像很合理實際上不能成立的結論。換言之，他在論證過程中剝奪了閱讀者自行比較的條件。除非有人想去翻閱原文。這在當時不太方便。
在“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間，注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這一條注語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既注解了前文，又關照了后文。“有亂臣十人”是《泰誓》（古文）中的語句，“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是。二者在《泰誓》原文中前后關聯：“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由此可以基本確認，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可以基本確認”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的理由。《論語·泰伯》提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但這句話的意思及其前后文與“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沒有直接關系。在沒有看到《古文尚書·泰誓》原文的情況下，注釋者碰巧將其引到這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微乎其微。《左傳》“亂臣十人”兩見（襄28、昭24），但沒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一語。因此，碰巧引過來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第二，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是誰。何晏《論語集解·序》：“今集諸家之善者，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后文提到具體的注釋者共有五人（孫邕、鄭沖、曹羲、荀顗、何晏）。刑昺《論語疏》：“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晉書·鄭沖傳》：“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正始中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論語集解》匯集以往諸家注解，經過選擇和改易編撰而成。由何晏主持編撰，鄭沖等四人參加，共同完成于正始年間（241～249）。刑昺《論語疏》：“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
由此推測，上述一段注釋的來歷有兩種可能。一是被改易的舊注。上面所引一整段《論語集解》中共有十二條注文，孔安國（孔曰）六條、包咸（包曰）三條、無名注三條。如果是被改易的舊注，是孔注的可能性很大。二是何晏等五人“自下已言”。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是第一種情況，說明《古文尚書·泰誓》在此前早已流傳于世。如果是第二種情況，何晏等五人應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其中包括鄭沖。這就呼應了《尚書正義·堯典》孔穎達《疏》引《晉書》關于《古文尚書》傳授情況的記載：“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論語集解》的開始編撰有可能略早于魏正始年間（241～249），《古文尚書》的開始流傳也應略早于此。也就是說，這一條證據還可以為王肅（195～256）注《尚書》時見到孔傳《古文尚書》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因此，這是一條有關《古文尚書》早期流傳情況十分重要的間接證據。這條證據如果被“發現”，不僅《疏證》第十九條三千余字的全部論證會因此失去意義、他的“品質問題”會有所暴露，還會對《疏證》全書的合理性構成威脅。所以他絕口不提，諱莫如深。綜上所述，閻若璩這一著名證據不但不像紀昀所說“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反而是一條經過一系列作弊步驟強行提出的偽證。其提出條件非常勉強，但炮制的水平相當高超。這個作弊過程恰可體現“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的準確含義，同時也體現了此人內心十分陰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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