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證》偽證考略（中）
(４）虞夏書之分
《疏證》“證偽”專題之一是兩漢至魏晉今古文《尚書》諸傳本的篇卷劃分。其中，“《虞書》《夏書》之分”是一重要證據(jù)。《疏證》（第四）：“《虞書》《夏書》之分，實(shí)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dá)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yáng)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后《書》題卷數(shù)篇名盡亂其舊矣。”閻氏此條基本思路是：如果“東晉梅氏《書》出”之前沒有“《虞書》《夏書》之分”，“梅氏《書》”的這一劃分就是作偽證據(jù)。
上文共提出五條證據(jù)。前三條來自《尚書正義?堯典》孔《疏》：“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夏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于《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dāng)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guān)禹，故引為《夏書》。”
孔穎達(dá)上文分析《虞書》、《夏書》分合問題提到兩種情況：其一，東漢馬鄭注本皆曰“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其二，孔傳本“虞、夏別題”。所謂“虞、夏同科”，是伏生今文《尚書》“學(xué)官”講學(xué)時將《虞書》、《夏書》劃入同一“教學(xué)單元”，故合稱《虞夏書》；此即鄭玄所謂“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但是，這種情況并不說明先秦、兩漢乃至西晉沒有《虞書》、《夏書》的劃分。比如，先秦文獻(xiàn)引《書》“無并言《虞夏書》者”；又如，《左傳》引《書》多有區(qū)分《虞書》（文18）、《夏書》（莊8、僖22、僖27、襄26等）的例證，只是在分法上與孔傳本有所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介于二者之間，在合的角度有《虞夏傳》，在分的角度又有《虞傳》和《夏傳》。兩漢間立于學(xué)官的《尚書》今文諸家（歐陽、大小夏侯等）同出伏生之學(xué)，因此這種既有分、也有合的現(xiàn)象是一個過渡點(diǎn)：此前只有分，沒有合；此后既有分，也有合。揚(yáng)雄《虞夏之書》、杜預(yù)《虞夏書》是合稱，許慎《說文》“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則是“別題”。
由于上述情況，孔穎達(dá)并未在分合之間強(qiáng)作非此即彼的判斷；他認(rèn)為兩種情況都存在，事實(shí)也的確如此。用閻若璩自己的話說，“學(xué)者試平心以思”，在孔穎達(dá)的征引和分析中并不存在可以拿來“證偽”的線索。閻氏的前提是“有罪推定”，強(qiáng)執(zhí)一端，他在“書縫”中找到這條“證據(jù)”十分勉強(qiáng)，為此他在文字上頗下了一番功夫。比如，孔穎達(dá)說“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閻氏改作“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伏生《尚書大傳》既有“分”、也有“合”的情況實(shí)際上是閻氏判斷的否定證據(jù)，如此顛倒語序可以淡化“分”而強(qiáng)調(diào)“合”，產(chǎn)生一種邏輯誤導(dǎo)效果。但畢竟不能抹殺“分”的存在。因此，這一條證據(jù)實(shí)際上也是捏造出來的。
如果說伏生《尚書大傳》的分、合情況已經(jīng)使閻氏捉襟見肘，那么許慎《說文》的“反證”則足以推翻其立論。他分明知道這條“反證”的存在，并在后文中提到──《疏證》（第七十八）：“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tǒng)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于引今《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于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范》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他對這條“反證”可以擊中其要害的情況十分清楚。為此他又作了一些手腳：一是將“反證”與正面討論內(nèi)容分開，將正面討論放在顯要位置，將反證“隱藏”在一個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支蔓”的用處）；二是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三也是以攻為守，對“反證”提出質(zhì)疑：“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如果是一個在學(xué)術(shù)上還有一點(diǎn)品位的人，既已知反證的存在，也就不會強(qiáng)行立論；若是事后知道，可以用刪除加以修正。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作了一系列捏造證據(jù)的手腳──顛倒語序是耍了一個小聰明，將反證分開并“藏”起來則頗有心計(jì)，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已是無賴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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