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5）唐人義疏文獻條件和學術能力
漢末董卓之亂后，《五經》博士失官守近30年。此后歷三國、兩晉，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政權割據、王朝更迭，太學博士的傳人和傳授隨之分合、斷續。把持學官的今文家勢力逐漸削弱，今文經因此失去壟斷地位。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孔傳《古文尚書》開始流傳。其流傳的源頭，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門“世傳”之學。《后漢書·儒林傳》：“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尚書》今古文經由此發生一個雙向轉換，一則由盛而衰，一則由隱而顯。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獻兩個方面。當“以《尚書》為備”的原則失去穩定的權力依托，孔傳《古文尚書》文獻優勢開始發揮作用。終于在兩晉之間立于學官。這個轉換過程于東晉后仍在持續，先是三家今文經說被替換，然后是南北朝時期孔傳《古文尚書》與賈馬鄭王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對鄭本的優勢已成定局〔52〕。“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是其結果。
閻氏“證偽”第一對手是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疏證》（第四）：“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為正。”唐太宗命孔穎達主持撰寫《五經正義》，是對南北朝以來義疏之學的規范和統一，是李氏盛唐國策中一件大事。完全不存在“一時不加詳考”的問題。陸德明（約550～630）于隋、唐間撰《經典釋文》，確認了孔傳《古文尚書》的文獻優勢。貞觀四年（630），唐太宗命顏師古（581～645）考訂《五經》文字，已經初步確定唐代官定本《五經》中《尚書》文本的選擇（孔傳《古文尚書》）。
孔穎達（574～648）少有才名，學識淵博。貞觀盛世英才濟濟，罕有出其右者（若有，則顏師古是也）。貞觀八年，他與諸儒共議歷法明堂事宜，皆從其說。后與魏征同撰《隋史》（按《隋史》是唐初所修諸史中質量較好者）。十一年，他與朝臣共修《新禮》百卷，遇有疑難，都向他咨詢決定。他在奉詔與顏師古等人撰寫《五經正義》〔53〕過程中，最終在陸德明和顏師古的基礎上選擇孔氏“古文經”和《孔傳》。下面是他在《尚書正義序》中對孔傳《古文尚書》文獻優勢的評價：“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這一選擇過程有三個問題需要講清楚，一是他的治學動機，二是知識背景，三是文獻條件。
在政治上他與李世民之間是賢明之君，忠諫之臣，李對他十分欣賞信用。在仕途上他直到年老致仕并無兇險坎坷，晚年且有“圖形于凌煙閣”的殊榮。在地位上他是國子祭酒、東宮侍講，是時人仰慕的學術泰斗。在學問上他多才多藝，貫通經史，尤其對漢儒服虔所注《春秋傳》、鄭玄所注《尚書》、《詩經》、《禮記》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很深的造詣〔54〕。也就是說，他奉詔主持撰寫《五經正義》時沒有任何學問之外的壓力和動機。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也有能力和條件做好。
他腦子足夠用，通曉《尚書》學，尤其精通《鄭氏尚書》。他舍鄭注用孔傳，舍鄭氏注本用孔氏“古文經”，是文獻比較的結果，是擇善而從。實際上《尚書正義》中仍保留了不少賈馬鄭王的注釋內容乃至一些鄭氏注本的異字。《隋書·經籍志》是他主持撰寫《五經正義》資料庫的清單，他的文獻條件與清人治學不可同年而語。他可以直接看到《漢石經》和《魏石經》拓本〔55〕，賈馬鄭王注本盡在眼底〔56〕。孔穎達“檢古本并石經（《尚書正義?堯典》）”一語直接表明他的文獻條件以及他在編撰《尚書正義》時具體使用了這些文獻。在文獻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作出“真古文”、“偽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難。這不是一個需要明察秋毫才能解決的問題，即使需要他也有這個能力。
孔穎達治學傾向于謹慎和保守，博洽而持重，對于“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57〕的學風十分反感。他主持撰寫《尚書正義》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文獻條件：“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58〕《五經正義》是中國古代文獻學的豐碑，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漢語傳統語法學等方面有著集大成開新風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如果搞錯“真古文”、“偽古文”，其性質十分幼稚，如同一個各方面都正常的成年人拿泥土當飯吃還眉飛色舞津津有味。這可能嗎？
由于這是一項極浩繁的工作，故《五經正義》成書后又有博士馬嘉運對其錯謬處加以駁正。唐太宗下詔“更令詳定”。尚未完成，孔穎達已經病故。五年后（653年）“覆更詳審”的修改才最終完成。這個過程十分慎重，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在這種情況下，孔穎達有可能由于“一時不加詳考”出現一個十分低級的錯誤嗎？《尚書正義》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寫成后又經過嚴格的“覆審”和“刊定”；參與者俱是英才通儒，代表唐初學術最高水平。即使陸德明、顏師古和孔穎達出現這樣的錯誤，與他們同時乃至稍后的唐代學者全都看不出來？
魏征（580～643）曾經主持搜集過漢魏《石經》殘石。《隋書·經籍志》：“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當時漢魏《石經》殘石雖“十不存一”，畢竟遠多于后世。他摘錄《群書治要》，于《尚書》部分選擇孔傳《古文尚書》為底本。作為搜集《石經》殘石一事的主持者，他對其內容應當比較熟悉。因此，他的文本選擇也應存在具體的文獻比較背景。也就是說，魏征也是“真古文”、“偽古文”問題的重要甄別者之一。如果大家都搞錯了，就意味著貞觀之際李世民身邊沒有一個明白人。這可能嗎？
難道非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漢魏《石經》拓本以及賈馬鄭王注本幾乎散失殆盡之后，由清代學者來解決這個問題？果真唐人之愚不見輿薪，清人之智明察秋毫？兩個時代學者的學術能力真的一愚一智如此懸殊？人類的學術發展固然有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的一般規律，但這個規律的主要發生場合是現代科學的萌芽、形成與發展過程，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傳統經學史；我們不是一個自主形成現代科學的國度，傳統學術在許多方面長期停滯；有些學術史現象看似熱鬧，實際上只是橫向運動，進一步退半步的情況也不少見。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針對具體情況作出具體分析。
閻氏《疏證》許多證據出自《五經正義》，包括其中保留有關《尚書》流傳史料和賈馬鄭王注本的異字和注解內容〔59〕，還包括三家今文本的一些異字。閻氏之后又有三百年了。這么多代考據學家在《五經正義》的“字縫”里“摳”作偽“證據”的時候，在漢、魏《石經》殘碑斷字的拼排辨認過程中，難道沒有一個人有一點點反省精神？想一想他與唐代學者之間文獻條件的天壤之別，想一想他是否過于自作聰明！清代學術之愚妄，正在其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貞觀盛世泱泱大國中正平和的學術氣派，于旃裘治下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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