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4）誰是作偽者
《疏證》方成四卷，黃宗羲為之作序提到：“梅賾作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黃氏理解力不應有問題，故《疏證》最初以為“梅賾作偽書”。今本《疏證》對此語焉不詳（第十七）：“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沖，鄭沖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皇甫謐（215～282）《帝王世紀》多處引用《古文尚書》和《孔傳》內容〔48〕。梅賾獻書時（大約317～318年）皇甫謐故去三十余年，故閻氏在黃宗羲作序后改變說法。不再強調“梅賾作偽書”，只說“魏晉之間假托者”。至于“作偽”過程，他認為是“個人行為”（《疏證》第八十六）：“《書》與《傳》同出一手”。我曾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真偽問題作過一些具體分析〔49〕。
比如，《古文尚書》“引文”、“用文”情況。先秦乃至漢代文獻引《書》，今文和古文篇章大體相同；一字不差引用原文者不足一半，大多在原文與引文間有所不同，包括字句缺省、語句顛倒錯亂和對原文意思的概述；這與“借字”情況相似（提筆忘字，手頭沒有字典，只好寫個錯白字），是記憶不準、沒有核對原文和缺少“學術規范”的結果。此外，還有一些不以“書曰”等方式正面引用，或行文用其詞語，或以《尚書》中一些觀念、禮制為本展開論說。上述第一種情況可稱“引文”，第二種情況可稱“用文”。
證偽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獻中尋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證，將其用為作偽證據。具體思路是魏晉間某人遍查群書，廣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獻內容，在此基礎上連貫字句、拼湊偽造“二十五篇”。這里的問題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種種情況今文篇章同樣存在。在今文篇章，人們知道這是原文和引文、用文的關系，這一現象恰可證明原文的存在和影響；同樣的現象對古文篇章也應具有相同的證明意義。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應得出相反的結論。這一證偽途徑存在明顯邏輯錯誤，不能構成有效的證偽依據。《疏證》約有一半內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納，強詞奪理（后面舉例說明）。
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約7600字，其內容精致典雅，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除行文流暢一些，并無明顯作偽痕跡。現已考知出處的先秦文獻“引文”約有一百二十條，先秦兩漢文獻“用文”情況更遠多于此。以《大禹謨》為例，先秦引文約十七條，自先秦至魏晉文獻中用文情況超過一百條。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古文篇章中存在許多自先秦至魏晉文獻中的罕見詞語，在這個時段大量文獻中出現三次以下的詞語，僅《大禹謨》就有六十余處。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收集罕見詞語，用為作偽“材料”編入文中；二是《古文尚書》雖非顯學畢竟存在，這些罕見詞語屬于“用文”。前者難度太高且沒有必要。西漢以降形成一種“擬古文風”，即在一些書寫場合多采用對先秦文獻尤其是經典文獻的引文、用文。許多罕見詞語正是出現于這種場合。因此，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
再如，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古文篇章不僅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還與先秦乃至兩漢文獻中的大量內容間存在呼應關系。后一種呼應中多有“一呼百應”的特征。即古文篇章中片言只語提到的觀念和制度往往成為其后文獻中多次出現的議論主題。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博覽群籍，區分主次，總其樞要，約其文辭，編入書中；二是《尚書》作為非常重要的經典文獻，故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假如存在一個作偽者，他當然希望實現這樣的作偽效果，只是難度過大。若確有此人此事，后世治學術思想禮制史的學人罕有望其項背者。上述現象今古文篇章同樣存在，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
又如，“字頻”問題。今古文《尚書》約24600字，去其重復，約使用1900余字〔50〕。某些字在不同時代和文獻中的用字量（現代語言學研究中所謂“字頻”）明顯不同，這與不同時期、不同文獻的具體內容、語法習慣和撰寫風格有關。在文獻的長期流傳和古今字體的轉換中會出現少量改字，但不會影響用字量不同的整體情況。我曾專門作過一次檢索和對比分析。檢索范圍是《尚書》和先秦兩漢另外二十余種參照文獻（《詩》《逸周書》《易》《周禮》《國》《左》《論語》《孟》《荀》《禮記》《管子》《晏子春秋》《墨》《老》《列》《莊》《鹖冠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新書》《說苑》《論衡》《史記》《漢書》等）。
具體步驟是先通過初步判斷選出五百余字，在上述每種文獻中檢索每個字的出現次數，再換算成每個字在每種文獻中的萬字含量，然后在萬字含量的一萬多個數據間進行對比，選出《尚書》與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或多或少）明顯不同的108個字，姑且稱其為“《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這108個字多是《尚書》中的常用字，其重復使用數量約占《尚書》總篇幅三分之一，其中“多字組”（100字）的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平均多出一倍以上（5﹕1），“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平均少了一倍以上（10﹕29）；在今文篇章和古文篇章之間進行對比，這108個字在二者間的平均萬字含量基本一致（今文47%﹕53%古文）。
先說“多字組”的情況。比如：（1）“乃”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48字，在參照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是26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2字﹕150字；（2）“惟”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63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330字﹕233字；（3）“永”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0字，參照文獻是1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19字；（4）“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69字，參照文獻是2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68字﹕69字；（5）“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129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57字﹕117字；（6）“作”字，《尚書》萬字含量是58字，參照文獻是1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8字﹕58字。
在兩漢魏晉間文獻中，“多字組”文字（如：疇厎誕怠孚厥緝克暨僉懋惟詢矧允攸愆爰等）的出現次數一方面明顯少于《尚書》，另一方面大多出現于前面提到具有明顯“擬古文風”的書寫場合，其前后文多有“引文”、“用文”現象（或其本身便在引文、用文中）。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實現了這種“天衣無縫”的作偽效果；二是今古文篇章都是真文獻，故用字量特征相同。為實現這種效果，作偽者（如果真有這么一個人）在“偽造”古文篇章過程中，每三個字中要考慮一個字的萬字含量，使其出現率同步于今文篇章。為此，他必須對“《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了解。我完成上述檢索過程，雖借助電腦的文檔檢索功能（word“替換”），仍然用了三個多月（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極其單調繁瑣。
如果不借助電腦檢索的字數統計功能，完成此過程要對總篇幅幾百萬字的幾十種文獻一絲不茍地閱讀（統計）幾百遍，還要將由此獲得的上萬個數據經過兩步計算（某字在某文獻中的出現次數÷該文獻總字數×10000）轉換為萬字含量。從收集文獻到完成閱讀統計和換算，僅此一項，以一人之力至少要用二十余年時間。據我所知，“字頻統計”是近代以來語言學研究中比較新穎的方法，隨著計算機的普及逐漸被研究者采用。我國古文獻研究中采用這種方法更晚一些。魏晉之間也就是一千七八百年前那位“作偽者”居然能夠嫻熟使用這項如此晚近的研究方法。這可能嗎？
作偽者最難實現的效果之一，是古文篇章“少字組”文字（行可相則能所之為）的出現率同步于今文篇章。因為，其中一些字在《尚書》中的出現率較高，在參照文獻中的出現率更高，需要在“較高”和“更高”之間拿捏分寸。比如：（1）“之”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37字，在參照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是367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36字。（2）“可”字，《尚書》萬字含量13字，參照文獻是4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4字﹕13字。（3）“為”字，《尚書》萬字含量22字，參照文獻是127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21字。（4）“所”字，《尚書》萬字含量5字，參照文獻是54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字﹕5字。再補進兩個例子：（1）“者”字，《尚書》萬字含量2字，參照文獻是115，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7字﹕1字。（2）“也”字，《尚書》萬字含量0字，參照文獻是17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0字﹕0字。
完成上述準確的“字頻作偽”要有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在“作偽”之前預先確定“偽書”的篇幅。然后才有條件實施“作偽”過程，還要偽造出“無一字無出處”的效果。實現這樣的作偽過程和效果幾乎不可能，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從古文篇章“多字組”（100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高于今文篇章（35字﹕31字）、“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低于今文篇章（31字﹕33字）的情況看，古文篇章的保存質量應略好于今文篇章。這應是古文篇章行文更加流暢一些的主要原因。
我的基本結論是：“作偽”難度太大，大到不可能的程度。從大量文獻的搜集，到引文、用文的查找；從上百個罕見詞語的查尋采用，到文化、制度方面的理解歸納和融會貫通；從搞清先秦兩漢文獻與今文《尚書》之間字頻不同，到“偽造”過程中的拼湊引文和“字頻勾兌”。如此這般“偽造”的二十五篇不僅沒有明顯綴輯痕跡，且文采尤富于今文。其工程量之大，非一人一世所能及。其道德文章，是黃鐘大呂，絕世風華。劉勰所謂“義固為經，文亦師矣（《文心雕龍·才略》）”。此人是誰？誰能有此移山倒海之力，靈通造化之巧！
在此基礎上，還要將整部《尚書》寫作（包含許多已經不是當時字體的）“隸古定本”，還要“造”一部今古文同注的《孔傳》。工程量又增加一倍。據后人研究，“孔傳”解經質量多有優于“鄭注”者。“作偽”動機是“利益驅動”，屬投機行為。但人們一直沒找到因此獲得名利的“作偽”者。這是宋代以來《尚書》“證偽”最薄弱的環節之一。“投資”是為“回報”，無些許“回報”的巨大“投資”道理上說不通。假如確有一位“作偽”者，他必是極具才智且勤勉縝密的人。不可能搞不清這個簡單道理。
此外，他是在永嘉之亂前皇家藏書尚有《尚書》古文經的情況下實施“作偽”。──他有病？或是他能預料日后必有永嘉之亂，且秘府《古文尚書》經文必亡于此亂之中。──他是神仙？賈馬鄭王注本他都可以看到，為什么不按照其《書序》所注“亡”、“逸”篇目進行“作偽”？為什么不“偽造”十六篇而非要“造”二十五篇？──他到底明白還是糊涂？已知獻書者是梅賾，從“投資”與“回報”上說，如果不是他，工程巨大的投機行為已經變成“義務勞動”。僅從這一個方面進行分析，已經足以在邏輯上排除梅賾之外另有作偽者的可能。再從皇甫謐等人對《古文尚書》和《孔傳》的引用，又足以排除梅賾作偽的可能。那么，這部古代文獻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證偽者曾“指控”劉歆、皇甫謐、王肅、鄭沖、梅賾、乃至晉孔安國、孔晁等人是作偽者。從動機、難度、文獻條件、證據等方面綜合考察，這些“指控”都屬于查無實據的捕風捉影。時至今日，人們早已翻遍魏晉間相關史料，作偽者始終查無實據。至少，這些“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的“指控者”都已經實現了各自“炫名”的目的。所謂無利不起早。到底誰是作偽者？——莫須有。
閻氏“魏晉假托”之說還有許多無法成立之處〔51〕。比如，東漢末年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引用《古文尚書》中《太誓》、《太甲》等篇內容；再如，《晉書?荀崧傳》記西晉初期太學“石經古文先儒典訓”已有孔氏“章句傳注”之學。又如，《鄭志》記鄭玄講學言及《古文尚書·周官》。他對此采用悍然“抹殺”的策略。《疏證》（第六十二）：“《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對時人者，今不傳。疑亦多為后人所羼，非本文。何以驗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見以相咨問？予謂學者凡遇此等處，盡從抹殺，不必復疑焉，以藉口可也。”這叫什么“學問”！在此有必要強調指出，在沒有足夠證據和理由的情況下，絕不可以用自己的主觀見解和推測去否定史料。考據學中此種“學問”很多。存疑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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