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圍繞 人民大學設立國學院 的消息，國學話題引發了一場坊間熱論，這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國學之事關乎我們這個民族最敏感的文化心理神經。對于人民大學的計劃， 反對者有之 ， 支持者也有之 ，這本是健康社會的常態。但是，看到上海學者王曉漁用充滿戲謔的筆調，把倡導儒學的網上帖子斥為“一夜之間刷滿電線桿的老軍醫”廣告，旅美學者薛涌以西方
文明的強勢標準，指責振興國學“體現了國學派對融入世界文化的不甘心”，筆者確實
有些詫異：我們的傳統文化到底背負了多少原罪，值得某些人士如此地鄙夷不屑的字眼冷嘲熱諷？作為學者，對于曾經哺育自己的文明如此虧待，本身可能就是不正常的。
文明新的躍升，孕育于其母體的再度振興
這種不正常恰恰說明了國學的式微已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文化是燦爛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心的照料和培育。中華文化雖是世界文明史上惟一不曾斷代的瑰寶，然而從19世紀至今，它確實面臨著多重的挑戰，但致命的傷害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文明傳承者的自暴自棄，自我淪喪。誠然，在今天看來，傳統文化中有一部分內容難免不合于時，但這正是歷史進步的一個本義，不能因為孩子長高了，就斥責父親變矮了。歷史的第二個本義在于：過去的并不都是落后的。事實反復證明：一種文明新的躍升，往往孕育于其母體的再度振興。中國作為一個正在上升的東方大國，要找準自己的國際和歷史定位，很難離開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再度發掘與發揚。
復興國學，是對過去的還債，也是對未來的積財
中國是中華文化的主陣地，兩岸三地在傳承國學方面都有其優長和貢獻，也呈競爭之勢。在香港，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學的一部分血脈得以保存，一些文化倫理與現象仍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在全球華人社會可謂備受青睞，這與作者深厚的國學功底是分不開的。隨著黃霑先生的辭世，具有豐富國學韻味的“黃派詞曲”也成絕唱。但是，香港畢竟彈丸之地，可以成為國學傳播的一個橋頭堡和中轉站，但不可能成為中心地帶。在臺灣，隨著當政者操弄的“去中國化”，國學之色正在消淡。文化是需要地域和人口和國際影響力作支撐的，相比而言，復興國學的重任主要靠大陸，然而同樣由于歷史的原因，傳統文化一度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創傷，在中國再次上升的同時復興國學，我們責無旁貸，這既是對過去的還債，也是對未來的積財。
國學研究缺乏一個平臺和論壇
筆者在香港游學數載，對于本港高校開設以國學為主的通識教育很是欣賞，特別是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常邀全球華人的大方之家于此坐而論道，或激辯，或講學，或切磋，論者相長，聽者受益。其時，筆者初識了很多大陸的國學學者，當時就想：為什么自己在大陸時反倒沒有聽到如此精彩的演講，可能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內地缺少類似于“中國文化中心”這樣一個平臺。于此，也希望人民大學的國學院能成為這樣的平臺和論壇。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王曉漁認為，20世紀20年代，北大和清華相繼設立國學研究機構并取得成功，是因為當時條件下，“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大都受過完整的國學教育”，因此，今天的人民大學國學院受人力的影響，“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在筆者看來，這絕對不是一條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正因為國學基礎的脆弱，所以更有必要去想方設法鞏固它。如果今天出于對建設力量的不足而裹足不前，明天的任務將變得更加艱巨甚至不可能。
薛涌認為：“中國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會有生命力”，筆者同意這種判斷。但是，什么是世界文化？難道世界文化就等同于歐美文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世界文化應當是多種文化的集合體，因此，不能簡單以歐美的一切作標準去衡量中國的一切，即使在技術上可以，甚至在制度上可以，但恰恰在文化層面上絕對不可以。世界文化最基本的立場應當是多元化，衡量一種文化是優是劣，要不要繼續發展，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尺，這乃是文明社會的本義。在這里，容不得一個文明的強權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以自我為藍本，先行設定一個框架，對其他的文化方式指手畫腳。如果好好研究一下費孝通先生關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觀，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再者，即使是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大家庭中，法國、俄羅斯、意大利這些文化重鎮國家都在捍衛自己的特有文化，對此似乎也沒聽說過有多少國民強烈反對。但是，為什么到了中國，自己人做一點自己該做的事情卻總是這么難？
我們不做，誰來做？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去做？
復興國學，讓中國傳統文化更好地滋養中國，豐富世界，是我們這一代國民不容放棄的文明使命。套用連戰先生在北大演講時引述里根的名言：“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假如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做？”畢竟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我們去做，會比別人做得更好；現在做，會比以后再做，成效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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