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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當前民主建設與中西方民主傳統批判 人們只要稍微留心就會發現，近年來，中央發布的重大的文告都要以這樣一句話結尾∶"為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努力奮斗！"民主建設是我們目前面臨的重大的政治課題。《決議》中幾次提到"民主和法制建設"（如第3、4節）。《十五大報告》中第六部分專門講了"健全民主制度"。如何提高人們對民主認識的水平，積極投身到民主建設當中，是值得研究的大問題。而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面對古今中外的民主傳統。 近代以來，民主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最大話題，但又是意味深長，頗不輕松的話題。先進的中國人為之奮斗了一個多世紀，許多人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可以說，民主是幾代人追求的目標，是人們渴慕已久的理想。就在今天，我們仍懷著一種急切的心情∶有人以神圣的眼光來看待它，把它看作絕對命令；有人以現實的眼光來看待它，把它當成清除腐敗的靈丹妙藥；黨和政府則把它當做一項政治指標，逐步來加以實現。總之，實現民主是人們共同的理想。但也無庸諱言，我們的民主仍有許多不如人意之處，相關制度仍不完善，仍需幾代人繼續為之努力。民主道路漫長而曲折，中外皆然。我們不能光停留在對民主的渴望上，我們必須從當下做起。經濟的發展為民主的實現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契機，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改變思想觀念，正確對待中國的民主傳統，正確對待外國的民主傳統，正確對待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傳統，在現實當中解決有關民主的問題。 第一節 如何正確對待中國的民主傳統 "民主"一詞，來自西洋，似乎中國文化當中從來就沒有過民主這么一說。有人說中國的民主歷程如此漫長，就是因為中國本來就缺少民主的傳統。其實這話有許多不確切的地方。確切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沒有象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傳統。民主的含義有許多。它的理念是主權在民，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它只是一種管理社會的手段。再專制的政府也不可能由一個人來管理整個國家，只要有政治就會有民主，只是民主的范圍、層次、程度大小不同而已。秦始皇"焚書"是有名的專制之舉，但就是這次行動的決議也是在朝廷上集體談論通過的。在中國的政治中，小范圍的民主一直是有的，但癥結在于，我們為什么沒有象西方那樣的民主?這是我們所要考察的重點。 這里首先考察中國古代文化中有民主因素的一面。概括地說，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民主因素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有民主的理念，有局部的民主政治，有民主運動。 首先說有民主的理念。中國古代的各家思想中道家、儒家、佛家都有民主的理念。例如道家，主張自由和平等，反對剝削和壓迫，反對強權，主張無政府狀態下的個人自由。老子向往的小國寡民，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都是這種人民自己作主理念的具體化。佛教講萬法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往生西天極樂世界，等等，也包含著民主的思想。儒家的民主理念尤其突出。鄧小軍《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的邏輯結合》一書對儒家的民主理念作了詳細的疏理，指出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在核心邏輯上是可以結合的∶"天道-天賦人性本善-天性人性平等-天賦人權平等-政治權利平等-主權在民（天下為公）"。 其次說中國古代政治中的民主因素。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而封建社會是以等級制度為特征的政治，但中國的封建社會似乎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國的政治除了極少數是幾個歷史時期（如東晉的貴族政治）以外，基本上是皇權與平民相結合的一種政治。中國沒有幾百年不變的貴族，中間階層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受皇權壓制的同時又不受平民歡迎的階層。這是民本思想在政治中表現。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也存在著一定的民主的成分。如朝廷上在制訂某項決議時常常是要經過討論的。許多統治者都知道，要重視民意，要在朝廷中發揚民主，鼓勵諫諍。而歷史的經驗表明，什么時候，朝廷上的民主發揮的好，什么時候國家的興旺發達，反之就走向敗亡。古代的儒家、法家、道家思想中都包含著鼓勵諫諍的內容。如孔子講∶"見賢思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還曾和魯定公談論"一言可以興邦"與"一言可以喪邦"?的問題。荀子在《臣道篇》中也說∶"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道家大講虛懷若谷的精神。老子說∶"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衿者不長。"?帝王們"稱孤道寡"，本來用意也是要虛心納諫。在政治制度的設置上統治者有時也注意到了發揮民主的重要性。如唐代的三省制度，清代的考試、監察、行政等分立的文官制度都包含著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民主因素。錢穆先生甚至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是經濟上自由政治上平等的社會。這一判斷固然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但也反映了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政治中有著大量的民主的因素。林庚先生在其《中國文學簡史》和《盛唐氣象》等文章中也說中國唐代的政治是平民普遍參與的政治，朝廷上的政治帶有很大的民主的成分。 再次，中國自古就有民主運動的傳統。那些以追求平等為目標的農民起義自不必說，以和平請愿方式的民主活動歷代有之。如東漢的太學生運動，南宋的太學生運動，明代的東林黨人運動，近代的公車上書，五四運動等等，這是全國性的，地方上也經常發生請愿的活動，如果有誰想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國請愿史，有大量現成材料。 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并不是沒有民主思想的傳統，并不是說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就是受專制壓迫的命，我們不該講民主。任何以發揚民族傳統相號召而行阻礙民主進程之實，都是欺人之談。但也應該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民主制度是極不健全的。它的范圍有限，且經常被破壞。中國的請愿活動極其發達，也從反面說明在中國古代這種制度的不健全。如果一個政治制度可以較為充分地反映民意，那么人民就不會采取這種極端的形式來要求民主權利。 但是不管怎樣說，中國自近代以來沒有象走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肯定與中國的民主傳統有關。下面就具體分析一下中國民主傳統的，看我們的民主傳統究竟在那些方面出了問題。 首先說中國民主理念帶有很大的空想性。中國民主思想的產生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在古希臘城邦就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民主政治，而我們中國人則沒有這種實驗。先秦諸子的民主理想多不是現實經驗的直接總結，而是在否定不合理的現實時設想出來的。比如墨家講"兼愛"，儒家講"仁愛"，不是根據當時人們互相親愛的正面事實，而是根據當時人們互相仇殺，爭奪利益這些反面的現實。再如儒家講"義利之辨"，不是因為古時人們特別淳樸，天生的崇尚仁義，恰恰因為當時已經是人欲橫流，禮崩樂壞。這種情形正如道家所言∶"大道廢，有仁義"。這些有關民主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思想家們的美好設想，缺少現實的可行性。如前面所舉鄧小軍所總結的儒家的"天賦人性本善"，"天賦人性平等"等等，都是儒家在立論時的一種假設。對比中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產生可以看出，中國民主理想的提出，多是思想家，而很少是什么政治家。即使重復這些理想的政治家也很少。而我們今天的學者研究民主思想多愛以古代的思想家留下的文獻為基準，將他們的設想當做現實，不免流于書生之見。一些學者往往對中國古代的民主傳統估計過高，過于美化這些理想，民族精神可嘉，但估計卻不一定是客觀的。如孟子曾向諸侯們說∶"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于天下矣"?。而這樣的諸侯最終也沒出現一個。 其次，這種先驗的假設也不一定就完全符合真正的民主。例如人們多認為中國的民本思想就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其實二者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民主思想的核心是主權在民，而民本思想的提出的角度就與此正好相反，它只是君主統治術的一個環節。那就是為政要以民為本，要使民在生活上有著落，這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擁護，反之自己的統治就有被推翻的可能。這種重視民生民意的思想是從神權中分離出來的。這一點我們從《尚書》中就可以看出，在殷商時期，統治者的思想是以敬天為主。到了周初，就發展成"敬天保民"。到了《左傳》、《國語》中，就出現了比較完整的民本思想。認為民為神之主，民為邦之本。為政要尊重民意，要善于聽取民眾的意見。到孟子就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著名論斷。但不管怎樣說，民本思想有著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不是從民的角度提出來的，而是從君的角度提出來的，其中缺少民主思想的最核心的部分，即主權在民。重視民的目的是為了稱王，即"保民而王"，保民只是一種手段，并不是目的。孔子雖然曾提出過"天下為公"的觀念，但正如陳獨秀所說∶"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乃指君主禪讓而言；與民主共和絕非一物。"?人們盡管對這一觀念做了一些新的解釋，但與"主權在民"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如《呂氏春秋·重己》∶"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其中雖然含有天賦人權平等的意思，但說這些話時有一個出發點，即"王之治天下"，而不是"民之治天下"。可見這種民本思想頂多可以看作是"治道的民主"，是一種統治社會的手段。 民本思想雖然在歷史上曾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歷史上也曾有過一些皇帝，因信奉這一思想而使國家走向繁榮昌盛，如唐太宗因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道理，而致貞觀之治。但它負作用也很大，在今天的生活中尤其嚴重。許多學者不究其竟，率然將民本思想等同于民主思想，會在現實中造成很大的危害。它與民主思想似是而非，所以一定要在澄清后，才能使真正的民主思想得以確立。例如就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關心民眾疾苦，是許多領導者常說的一句話。但這句話的背后有兩個前提，一個是不關心他們的疾苦就有可能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一個是本來就應該把他們的疾苦放在首位，因為這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前一種就是民本思想，后一種就是民主思想。而在我們的許多干部那里，這兩點往往分不清楚。人民的公仆，不知不覺地成了人民的主人。在電視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農民交售公糧后張著嘴數錢，然后對著電視記者說∶"這都是黨的富民政策好！"黨制定出使農民富裕起來的政策是天經地義的事，反之如果沒有制定出這樣的政策，那就是黨的過失。黨是人民的黨，是代表人民利益，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而決不應該是人民的救星。我們總是習慣于讓人民對黨和政府感恩戴德，這就是民本思想在作祟。這不能不說與封建社會的"皇恩浩蕩"、"愛民如子"沒有關系。按照民主的思想，土地是人民的，國家是人民的，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用不著任何人的恩賜。人民選擇了自己的政府，就是為了讓政府能為人民做好事，如果不做好事，那么人民有權不要這個政府。按照主權在民的觀念，即使是有君主的時代也不應該是這樣。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國家權力不是君主個人的意志，而是本質性的意志。臣民也只是認可它的本質，而決不是感恩戴德?。所以孫中山提出"民權"的觀念、"天下為公"的觀念無疑是對中國固有的民主思想缺陷的必要的補充。天下是全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誰的私家天下，也不是那一個黨的天下。天下為公就是針對封建皇帝的家天下而言。 在中國古代的思想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對民主思想起消解作用的觀念，即圣人治國的思想。英雄或言圣人是對民主思想的超越。我們的民主思想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與這種對民主思想的超越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在中國原始社會后期曾經有過民主制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似乎發現了圣人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突出作用，因而總想找到一個圣人出來以治理天下。一群人要做一件事，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在這時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數服從多數，一種是按其中一個或兩個有先見之明的人意見去作。前一種辦法是民主的作法，后一種作法是依靠英雄的作法。很顯然，在許多時候，后一種作法優于前一種作法。眾意不等于公意，莫說三個臭皮匠，就是三千個，可能永遠頂不上一個諸葛亮。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們似乎都懂得了這一道理，《論語》中曾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一段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見孔子并不以贊同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孔子又說∶"天下有道，庶民相應不議"。這句話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如果統治者所行合乎正道，那么老百姓就不會有什么議論了；一種是說；在上位者所行有道，老百姓不要跟著參與。如果后一種解釋符合孔子的原義，也是不要民主的意思。《莊子·逍遙游》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容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可見莊子也不以擁護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韓非有一段嬰兒剃頭的比喻，尤為精彩∶"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可見韓非同樣主張不能采用民智。先秦諸子大都主張依靠圣人治理天下，著作中多講圣人治理天下應該如何如何。《老子》五千言說來去就是講圣人是如何治天下的。莊子雖然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但實際上也不反對天下由圣人來治理。儒家在圣人治天下這方面更有一整套理論，即所謂"內圣外王之道"。馮友蘭曾指出中國這種內圣外王之道與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哲學家應當為王"有相似性…。只有韓非同時看到了依靠圣人來治國過于理想，主張制訂出完善的法律來，這樣才智中等的君主也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但僅從韓非子的著作所言，也都是講"明主"應該如何如何。依靠圣人治理天下這種思想直接限制了民主思想的發展。鄧小軍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看作是講求民主的表現，其實并不能完全這樣講。選賢任能是有否定等級制意義在里面，但它也包含消解民治的圣人治世的觀念。 梁漱溟先生把這種對民主的消解看作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他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曾有過一段精彩的議論∶"我們先從理念上看，將見出中國之理念較之西洋恒有所過，而非不及。例如大家事要征詢大家之意見，意見不一時，只有依從多數。這在中國人何嘗不知，何嘗不行?只是不十分看重，不那樣拘定。因為這固然有理，然而理又何止此一條?還有更長于此之理在。恐怕不能任何時候這樣行之，都是合理的。《左傳》上∶'或謂欒武子曰∶圣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此即不否認從眾之理，但所見更有在從眾之外者。取決多數只算聚訟不休時一個最省事的解決辦法。執行起來，容易行得通而已。至于其是否當理，就不得而知。但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其根本要求或在真，或在善，或在美，或在巧（指實用上最經濟有效者），統可名曰當理。人類理性一天一天開發，此根本要求愈來愈明強。那不問是否當理，糊里糊涂從多數的辦法，將不為人所取。近今西洋立法，時或舍民意而取專家。乍看形式是似舍多數而依少數，其實專家所為正所以達成民意。欒書所云'夫善，眾之主也'，正是說∶善為群眾所宗主，民意本在求善。拘定要從眾者，或反不如尊尚賢智之合理。此實為民治制度之進步，夫豈民主精神之取消?民有民享之理，中國人充分見到，顧不以民治制度行之者，并非見不及此，蓋從乎理性所見又超過了一步。中國，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這是最應當記取的。"? 由圣人治世而引來的對民主思想的反對，我們從辜鴻銘的《群氓崇拜教或戰爭與戰爭的出路》、《民主與戰爭》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辜氏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一種無政府的受愚民左右的群氓政治。他認為大多數的民眾沒有判定是非的能力，不懂得真理、正義，只會把事情弄糟。他說∶"按照法律的規定，身居國家最高層、應對良好政治及國家福利負責的國王、皇帝、高官或總統根本沒有擔當其對本民族應走之路的指導，而是盲目地順從民眾的意志，即所謂民意。……可什么是真的和假的文明?什么是真正的人類文明，一個民族的大多數知道多少，或者從根本上講，他們知道什么?……因為庸眾對于許多高尚的品格一無所知。最低的品德就能贏得他們的贊譽，中等的品德引起他們內心的震驚。至于最高尚的品德，他們即不明其高妙，更無可望其項背。……柏拉圖及古希臘智者都說∶'大多數永遠是不好的。'……換言之，我想在這里指出的是，民眾即大多數尤指一個民族的大多數民眾絕無一次能正確判斷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謊言，什么是尊嚴，什么是無恥，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虛偽。簡言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蠻。相反，當人們問起真理和謊言、尊嚴與無恥、正直與虛偽、正確的與錯誤的文明時，如果把這些嚴肅重要的問題讓一個民族的大多數來分辨，那么這種分辨永遠是不正確的。通過這種判斷而引起的戰爭將永遠是非正義的戰爭。"?這就是圣人治世推導到極端的結果。 圣人治世雖然是對民主的超越，但又引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圣人總是少數，難以保證許多事都是由圣人來領導。事實證明，國家的領導權往往不是由圣人來掌握的。所以從歷史實踐看來，這種超越到底是進步還是落后互還需進一步商量。問題在于"民治"與"圣治"都各有其利，又都各有其弊。理想的境界是兼得二者之利而避兩者之害，實現眾意與公意的統一。仔細分析，這種理想也不是沒有現實可能性，在現實的生活當中，眾意和公意也不都總是分離的。具體作法就是不要使"民治"走向極端，又不使"圣治"走向極端。發揚民主而又分層次展開，發揮智者的才能而又對其有所限制，該問民眾的事問民眾，該問專家的事問專家。如何實現這一理想，是政治家們應該考慮的。中國的情況是得過"圣治"之利，也飽受"圣治"之苦。而"民治"之利和"民治"之害都經歷的少些。象文革那樣的同時受"圣治"與"民治"之弊的情況還非常少見。 先秦思想家的這一觀念為后來人所繼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民主的政治思想也就不被人們重視了。中國的皇帝有一個很特別的稱呼，即"圣人"，那就是意味皇帝是真理的代表。而宋明理學家專門研究的"內圣外王"之道，更是這種英雄治世觀念的反映。中國古代的百姓總希望有青天大老爺為民作主，也是這種觀念的反映。這種圣人治世的觀念，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著中仍然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一斑。人們總是過多地強調某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總希望有一個英雄出世領導我們的事業，天下大事都交他一個人來思考，于是萬事大吉，一切有望。文化大革命當中，舉國上下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他老人家一個人思考，也是這種圣人治世觀念作用的結果。其實過分地依賴某一個兩個人的政治是不成熟的政治。現代政治的突出的特征是擺脫某個特殊人物的影響，要實現政治的現代化，必須清除圣人治世的觀念。我們不排斥圣人，但不應該依賴圣人。有英雄更好，沒有英雄也不可怕，完全沒有必要再造一個英雄出來。如果某個人硬要裝作英雄來嚇唬人的話，那么他肯定不是一個有民主觀念的人。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對民主精神起消解作用的還有宗法觀念。在中國古代的各家思想中尤其是后來在政治中占相當比例的儒家思想，特別強調宗法的觀念，并把這種觀念擴大到政治生活當中。而宗法觀念把人束縛在一定的倫理當中，這就與講究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發展受到的很大的限制。民主要求人與人之間在善的基礎上尋求統一。而儒家認為，象父子之間就不能以善相責。孟子就曾說∶"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中國人一向認為最好的關系是象家庭一樣的和睦關系，而不是相互制約的民主關系。遇到什么事情，喜歡作無原則的妥協，而不是訴諸法律的仲裁。這無疑不利于民主思想的產生。 先秦諸子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急切需要解決的政治課題，那就是結束動蕩的政治局面，恢復穩定的政治秩序。因而象儒家、法家等都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在古希臘時代，則沒有這樣的政治課題。講究秩序的結果，就是犧牲個人的利益，建立統一的國家。這自然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培養。孔子"克己復禮"一詞恰好反映了這一點。可以設想，當時如果人人要求自己的權利的民主思想占了上峰，那么人們的政治目標必然是建立小國寡民式的社會。實際上在先秦百家中道家學派就持這種觀點。孟子批評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肯定墨子苦其身以利天下，說的就是這一情形。楊朱受道家學派的影響，主張保全自己，而孟子主張兼濟天下，對其作出批評。但從民主思想出發，楊朱這種重視個人的思想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孟子的主張兼濟天下的思想，只能推出大一統的政治。儒法兩家在政治思想上都缺少一種兼容的精神。孔子主張"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執政沒有多久便殺了少正卯。后來第一個將儒家思想大規模地運用到實踐中的漢武帝在"表彰六經"的同時，"罷黜"了"百家"。法家的創始人之一商鞅的著作中就有一章叫"壹言"。后來又一位法家李斯在秦廷上大講私議官政不利于國家政令的統一，結果是著名的"焚百家之書"的法令得以出臺。《呂氏春秋》中有一段話把這種思想表述得非常清楚∶"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又說∶"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講究秩序的思想終于在現實中取得了勝利。秦朝靠法家思想統一了六國，漢武帝靠儒法結合建立了中國政治的模式。秦始皇，尤其是漢武帝在建立中國政治的模式時，吸取的就是儒家、法家中的講究秩序的觀念。至于人性平等、仁愛、兼愛之類，在表彰六經時，并沒有同時發揚光大。 這一情況又給我們以什么樣的啟示呢?可以這樣說，在歷史發展的某一階段，民主思想是不利于統一秩序的建立。法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小國易于實行民主自由的政治，而大國則不利于這一政治的實行。他說∶"小國歷來是政治自由的搖籃"，"因此，可以一般地說，再也沒有比大帝國更反對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的了。"?而在大國即使實行了了民主，也容易走向少數人的獨裁。如馬克斯·韋伯就認為∶"在版圖和人口均有限的小的城市國家里，有可能實行直接的民主和建立由非職業政治家組成的政府。但在當代大的社會和國家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任何理性化（或合理化）或形式化，必然會導致專制獨裁。""如亨廷頓就認為英國雖然有國王，但英國的政治是真正的民主的政治；美國雖然沒有國王，但美國的總統卻有皇帝一樣的權力。他說∶"總統制的確是當今世界唯一幸存的那種曾流行于中世紀歐洲的立憲君主制。……但美國總統制卻繼續著最初的老式君主立憲制。在功能與權力方面，美國總統等于都鐸時代的國王。無論在個性與能力方面還是在機構的職責方面，林登·約翰遜都遠比伊利莎白二世更象伊利莎白一世。英國保留著就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國則保留著其實質。今天美國仍有一位國王，而英國則徒有一頂王冠。"…可見在大國建立統一的政治必然危害到民主實施。而我們目前也面臨著統一和民主建設兩大主題。這兩個主題是不是互相妨害呢?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起碼不能說民主的建立對國家的統一完全沒有負面的影響。蘇聯的解體，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離，都是通過全民公決實現的。這是現成的例子。但話又說回來，民主是現代政治的一項重要指標，它的建立會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反而會間接地增強一個國家的凝聚力。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但這么多年，也沒有發生過哪個州想分出去的事。大國實行民主不易，但有了民主的大國可能會更加鞏固。中央集權有利于統一，而大國的民主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形成。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的民主之后認為"民主國家關于政府的觀點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權"，他說∶"在政治方面，也同在哲學和宗教方面一樣，民主國家人民的頭腦喜歡接受簡明的一般的觀念。他們厭惡復雜的致富制度，認為一個大國由但一模式的公民組成和一個當局領導最好。在平等的時代，人們的思想產生單一的中央權力的觀念之后，自然要產生關于統一的立法觀念。由于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與他人沒有多大差別，所以很難理解應用于一個人的法規為什么不能同等地應用于其他一切人。"?他發現∶"民主國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導他們走向中央集權"。他分析道∶"民主時代的人十分討厭服從與自己平等的鄰人的指點，不承認鄰人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相信鄰人正直，嫉妒鄰人的權勢，既害怕鄰人又瞧不起鄰人，喜歡讓鄰人時時刻刻感到他們雙方是屬于它一個主人管轄的。順應這種自然本性的各項中央權力，都喜歡和鼓勵平等，因為平等特別便于中央行使權力，使中央擴大和鞏固權力。"?因而，不能簡單地把統一和民主建設兩項指標對立起來。不好的民主可能不利于國家的統一，但好的民主無疑會加強國家的凝聚力。 從這一情況中我們還可以獲得另一個啟示，那就是先秦諸子并沒有認真地思考過民主和法制關系。前面說過，人們的民主思想大都只是一些理想，尚未及考慮如何實現它，所以也就自然考慮不到民主和法制的關系問題。法家最講法制，但法家法制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的，根本不是從保護人民的利益出發。它的目標是富國強兵，統一天下，而不是改變人民生活的質量。因而法家思想在后代得到了來自儒家思想的批評，人們批判它的不講人性，包括它的法制觀念，從來也沒有想過人性得以保全，法制正必不可少。 第二節 如何面對西方的民主傳統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的文明不再是以單一的方式進行，人類將攜手步入更加文明的時代。中國的民主建設如同經濟一樣，同樣離不開世界，近代以來我們的民主觀念無不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包含著人類最先進的民主思想。可以說，中國的民主建設要大力吸收西方的民主傳統。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存在一個誤區。當今的世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和平演變的策略，實現這一策略的有力武器就是民主和自由等觀念。所以我們在一段時間內一提到民主、自由，就有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感覺。這不是明智的作法。我們不能象當年階級斗爭時代人們經常奉行的句話那樣，"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明智的作法是認真吸取西方民主傳統中有利于中國民主建設的那一部分，加快我們的民主建設。我們不應把民主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民主的理念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我們不能因為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以人權來攻擊我們，不能因為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有虛偽的一面，就認為西方民主的理念也是錯的，就認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無是處。 西方的民主傳統對我們民主建設的積極意義有兩點。首先說西方的民主理念是我們進行民主建設的觀念來源。前面說過，我們中國也有民主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是很不完善的，如何發掘的民主資源，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民主政治，離不開西方傳統理念引進。只有引進了西方的傳統理論，才能看到我們的民主傳統的不完善之處。從歷史上看也是這樣的。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五四人提倡的"民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的民主建設，莫不是從西方的民主理念而來。而且問題的關鍵在于，革命時所需要的民主和建設時所需要的民主又有不同。革命時民主是一個響亮的口號，人們只知道目前不民主，對現實做出否定就是了，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樣子，無需過多考慮。而我們目前已經過了民主革命的時代，迎來了民主建設的時代。這時再停留在對過去的簡單的否定的水平上就遠遠不夠了。我們應該對民主有更多的認識才行。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西方的民主思想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知道的太少。許多人，就連許多知識分子，對民主和自由的關系、民主和平等的關系、人權與民主的關系、民主和法制的關系等等都不甚了了。"人權"一詞，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是感到非常陌生。以至于對個人主義、個人權利都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一般人講民主大概只是講如何防止某些干部的特權，如何選舉自己的干部這一狹隘的意義上。其實這遠遠不是民主的全部含義。而在西方，人們對民主思想早已有了較全面的認識。因而借鑒西方的民主思想，是我們民主建設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是我們民主政治的重要的傳統資源。且不說人民民主制度來自于西方的馬列主義，就是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對我們的民主建設也有借鑒意義。否則，我們就沒有必要派人大和政協代表團到別的國家議會去訪問。西方的民主政治已有很長時間的歷史。其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足資我們在民主建設時借鑒之用。 西方的民主傳統還為我們提供了反面的教訓。與其他政治制度相同，民主制度也不是完美無缺，也存在著種種弊端，民主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怎樣得民主之利而又避免民主之害，這是人們理想的目標。然而許多時候往往事與愿違，未得民主之利卻飽受民主之害。第一、從理論上說，民主有時不利于社會的變革。社會的進步常常是由少數先覺者而領導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勢必形不成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決議。第二、經濟發展是當前最急切的目標，如果民主建設影響到經濟改革的進程，那么，民主的價值就要重新進行估價。而我們們目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很可能和民主建設的目標構成沖突，而不是協調一致。美國著名政治學者阿爾蒙德1982年10月在北京作的一次報告中就曾說發展中國家"是否有可能同時提高政府能力、人民參與程度、經濟增長和經濟分配?回答是否定的。"?一獅不搏二兔，一石難擊二鳥。第三、一般西方民主國家通常采用的多黨制，也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改革。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途中，離不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的領導，如果實行多黨共競的制度，就有可能大大延緩這一進程。美國當代政論家亨廷頓在分析了許多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后說∶"現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黨的數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強大的；現代化水平低，則一黨制可能是強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黨制無一例外是弱小的。"?可以想見，一個國家沒有占絕對多數的政黨，在朝在野頻繁更迭，改革進程往往就此中斷，一個改革方案往往會因反對黨的阻撓而流產。印度的高達政府就是這樣。意大利的普羅迪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就因內部黨派的反對而告擱淺，普羅迪政府也隨之倒臺?。相反那些權力集中的政府往往能實行大幅度的改革，如韓國的樸正熙政府曾在經濟改革上卻大刀闊斧，但樸正熙政府正是一個權力相當集中的政府。亨廷頓說∶"權力高度集中的傳統政體，具備政策革新能力，權力分散的傳統政體則不具備這種能力，于是二者在能否令人滿意地擴大參與方面就迥然不同，許多社會演進的歷史為此提供例證。在西方世界，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權力的集中和現代化改革先發生在歐洲大陸，然后發生在英國，最后才發生在美國。""第四、民主有時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民主制度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程序。例如三權分立，執政當黨與在野黨互相攻擊。一個方案往往經過很長時間不能獲得通過。正如亨廷頓所說∶"任何東西多少都有個代價。正如許多英國人所指出的，分權的顯而易見的代價就是政府缺乏效率。"…如俄羅斯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的經濟改革方案就經常遭到國家杜馬的否決?。 總之，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改革的偉大事業。民主既是改革的目標，又是改革的重要手段，但改革與民主建設不能完全等同。民主建設是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并是改革的全部。如精簡機構，是政改的一件大事，但與民主建設的關系卻不是很大。民主可能一種奢侈品。世界上也不是每一個國家實行民主都一帆風順。經濟欠發達國家因實行民主而使政局陷入了混亂，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的就是這樣；經濟發達國家實行民主，也不是沒有問題，如韓國的民主進程就伴隨著經濟的衰退。我們從這里可以得到什么樣的教訓的呢?民主建設是一項社會目標，也需要人們的投入，也要講究條件和時機，因而，也不會是一番風順的。經濟改革需要政治上的改革，但可能不需要政治上的全面的改革。經濟的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到什么程度，自有其內在的規律。或者是另一個選擇，那就是先進行政治改革，再進行經濟改革。這與我們目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既定方針又不符合了。 怎樣才能既得民主之利又能避民主之害呢？實行"層級民主制"（或言"基層民主制"）也許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辦法。所謂"層級民主制"就是首先在基層實行民主，然后再不斷擴大范圍，加深程度，由一到多，由小到大。這樣既可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的積極性，又不至于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 第三節如何面對我黨的民主傳統 近代以來民主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動力。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被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這是向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要民主的斗爭；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向國民黨反動派要民主和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斗爭。五四運動的兩面旗幟之一就是"民主"，此后的歷次學生運動也都被視為爭取民主的運動。各種傾向革命的黨派也被稱為"民主黨派"。民主一直是革命的動力，民主是反抗舊社會的銳利的武器，民主是一個神圣的目標。這一點我們從許多革命領袖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孫中山的革命口號"三民主義"就是民主的具體內容。爭取民主和自由也是毛澤東一系列文章中的重要內容。在三次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他在文章中都講到了民主和自由。他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新民主主義的綱領性文獻。鄧小平在《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中曾引用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四點概括，其中一點就是專門講民主的∶"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專制、但獨裁、壓迫人民自由的思想習慣與制度，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作風的文化。"?因而民主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政治方向。只要我們不背叛我們革命的初衷，就必須高舉民主的旗幟，為建設更加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努力。 民主是動員人民群眾參加革命的法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活動中，都動員了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參加。而動員人民群眾的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實行民主。正如小平同志所說∶"我黨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運動中，大大發揚大眾的民主主義作風，與一切不民主的現象作斗爭。有了民主主義作風，才有廣大的群眾運動；有了廣大的群眾運動，才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黨。"?我們常說的三大法寶中的一條（"統一戰線"）三大作風中的兩條（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核心精神都是民主。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曾說∶"只有民主集中制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這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小平同志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有一段話可以作為這種關系的具體說明∶"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于它能夠正確地細心地去考慮問題解決問題；它能夠使我們從群眾的表現中去測驗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為群眾所了解所擁護；它能夠使我們對事物感覺靈敏，隨時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夠使我們黨接受群眾的監督，克服黨員腐化墮落的危險，及時發現投機分子以及破壞分子而清洗出黨；他能在民主政治斗爭中提高黨員的斗爭能力，使黨更加接近群眾，鍛煉黨使黨成為群眾的黨。"?1956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又詳細地闡述了民主與我黨傳統的關系∶"我們要實行黨的內部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于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無論黨內的監督和黨外的監督，其關鍵都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發揚我們黨傳統作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第七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倡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革命和建設都離不開群眾的參加，從這一角度來講，民主也是我們必須發揚的傳統。我們經常說發揮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怎樣動員呢?那就是發揚我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發揚民主，給人民以權利，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要敢于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和監督。事實證明，我們黨何時和人民群眾在一起，什么時候事業就興旺發達；什么時候脫離了人民群眾，事業就會受到挫折。和人民群眾在一起，必須有把人民當做主人的意識，而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手段。 目前在基層實行民主已是當務之急。一個時期以來，規模不在少數的農村基層干部貪贓枉法，魚肉鄉里，直接增加人民的負擔，使人民苦不堪言。這固然是黨紀、政紀糾察不利和有法不依的結果，但不能不說與缺少必要的民主制度有直接關系。沒有相應的民主制度，農民沒有保護自己權益的武器，他們信任的人不能當選干部，他們不信任的人也不能趕下臺。1998年2月11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報道某農村鄉里直接向農民收錢蓋房子的事，不交的農民被戴上手銬，拳打腳踢。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有的村里干部聯合起來將農民幾年的賣糧錢扣下，農民只好拋荒。城市中因缺少民主制度而造成的對工人權利損害的事情更加令人怵目驚心。許多企業經營者直接犯罪，造成很多人失去了飯碗。有的企業領導把企業賣了，工人還不知道。19981月12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報道的浙江金華市金華百貨有限公司董事長"一人荒唐"，使公司倒閉，造成千人下崗遭殃，當不是少數案例。好在國家已經制定了農村基層組織法，城市里的企業也將相應地制定出相應的法律。基層的民主建設將成為一項得民心的工程。可以明確地說，我們黨要想得到人民群眾擁護，必須走出這一步。 但在這里必須講清一點，現在的問題是基層缺少民主，但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基層民主卻顯然是失之過多，這種"過多"與其說是民主本身，還不如說是缺少民主的程序。發動人民群眾進行革命與發動人民進行建設有些不同，發動人民進行建設時，特別是參加政治管理時一定要有秩序地進行。否則即使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卻不能真正表達群眾的意愿。亨廷頓曾把無組織參與的社會稱為"群眾社會"，而把有組織參與的社會稱為"參與社會"。他說∶"群眾社會和參與社會兩者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它們的區別在于各自政治組織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在群眾社會里，政治參與是無結構的，無常規的，漫無目的和雜亂無章的。……群眾社會缺乏能夠把民眾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動與他們領袖們的目標和決定聯系起來的組織機構。結果，領袖和群眾之間就存在著面對面的直接關系，用科恩豪澤的話來說就是∶領袖可以任意動員群眾，群眾可以隨時影響領袖。而參與政體則不是這樣，它的民眾高度參與是通過政治制度來進行組織和安排的。……以便使它們（群眾的愿望）在該政治體系中成為政治合法的和制度化的。……憲法和民主制共產主義專政皆屬參與政體。"?亨氏的話對中國的政治來說只講對了一半。我們是共產主義專政政體，我們可以發展為"參與社會"，但還不完全是，在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屬于"群眾社會"。我們曾有過一個"大民主"的時代。動員人民群眾的傳統在解放后一直為我黨所發揚。所以一個又一個運動，接連不斷。以至于運動成了我們唯一的工作方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群眾運動，大煉鋼鐵也搞群眾運動。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此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曾說他不怕群眾運動，很欣賞這種大民主。他說∶"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我們發動群眾斗蔣介石，斗了二十幾年，把它斗垮了；土地改革運動，農民群眾起來斗地主階級，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工作人員，'五反'是斗資產階級，狠很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都是大民主。早幾天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去示威，在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這也是大民主，是反對帝國主義。這樣的大民主，我們為什么不愛好呢?對付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付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對付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廢除小生產私有制，就它的性質來說，也是對付資本主義的。我們用群眾運動的方法，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動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主要是貧下中農首先組織起來，上中農也只好贊成。至于資本家贊成社會主義改造，敲鑼打鼓，那是因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來，工人群眾又在底下頂他們，逼他們不得不這樣。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又說∶"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不到十年，毛澤東果然親自領導了一次全國人上街的持續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四大"的民主具體辦法被寫入了《憲法》，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 文化大革命使我黨對大民主有了一個深刻的反省。小平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明確地指出了大民主的弊端。例如他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說∶"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明目標。但是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的區別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在我們目前經濟生活還存在一系列困難，還需要進行一系列調整、整頓和改組的時候，特別要著重宣傳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的道理。只有黨內黨外上上下下人人注意照顧大局，我們才能夠順利地克服困難，爭取四個現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抽象地空談民主，那就必然會造成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造成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徹底破壞，造成四個現代化的徹底失敗。""他在解釋取消"四大"的時候又說∶"取消憲法中關于'四大'的規定，并不是說不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實踐證明，'四大'不是一種好辦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兩方面是統一的。"?可見小平對民主看法與毛澤東的"大民主"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其核心是民主必須有序地進行。這一理論奠定了中國今后民主建設的總方針。這一理論也標志著中國領導人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再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發揚黨內民主。共產主義運動在組織原則上就是民主的制度，后來列寧又發展成民主集中制。實踐證明，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是民主的發揚調動了廣大黨員的積極性，是集中的領導，使我黨獲得了強大的力量。在1957年毛澤東還主張充分發揚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對這種十分理想的黨內民主集中生活，小平同志曾不只一次回味和贊美?。黨內的民主傳統是我黨進行民主建設的寶貴財富。例如我們從中知道了要正確把握民主和集中的辯證關系，知道實行集體領導的重要性，知道保證黨員的民主權利是發揮黨員積極性的必要條件等等。毫無疑問，黨內民主生活的某些原則可以進一步擴展到全社會。1978年11月到1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大家暢所欲言，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好了準備，小平同志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對這種會風作了充分肯定，認為應該把這種民主作風推廣到全國人民當中。他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在黨的歷史上有重要意義。我們黨多年以來沒有開過這樣的會了，這一次恢復和發揚了黨的民主傳統，開得生動活潑。我們要把這種風氣擴大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中去。"" 我們黨的革命道路曲折而艱難，而每一次問題多出在民主集中制被破壞的時候。誠然，在革命戰爭年代不能光講民主，不講集中，如毛澤東1929年12月寫的《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就有一節"關于極端民主化"，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但是過分的集中，也會大大地損傷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使黨的在大的針政策上由于缺少民主決策而走向失敗。綜觀我黨革命斗爭的歷史，極端民主化遠沒有過分集中給革命帶來的損失大。歷次的左傾路線錯誤，往往伴隨著民主制度的破壞。小平同志在八大上在就曾說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內居于統治地位的時候，上下級關系中的偏向是過度集中。在那個時期，下級組織，對于上級領導機關實際上幾乎沒有發言權。……這種錯誤，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月黨中央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的統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然而事過十年之后，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左的路線占明顯的上風，民主集中制再一次遭到嚴重的破壞，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粉碎"四人幫"以后，小平同志在談解放思想時一再強調恢復黨內的民主作風，尖銳地指出了破壞黨內民主的錯誤。他說∶"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在談到毛澤東所犯的錯誤時，他又說∶"他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民主集中制被破壞，集體領導被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么會爆發'文化大革命'。"?黨內民主問題是小平講的特別多的一個問題，例如他在講到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說∶"各級黨委要認真執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總之，實踐表明，發揚黨內民主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打破家長制作風，避免因個人偏見給工作帶來損失，必須加強黨的民主建設，必須把民主的原則神圣化。實行黨內民主是整個社會民主建設的第一步，必須堅定地邁出這一步。 第四節如何實現民主 我們應該繼續高舉民主的旗幟，應該樹立正確的民主的觀念。特別是樹立主權在民的觀念。要把我們說許多年的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這句話落到實處。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民主。有些人一談到民主就心有余悸。我們為民主奮斗這么多年，卻害怕提起民主來，真是怪事。黨和國家已明確地將民主作為我們的一項奮斗目標，每次大的會議的報告都要以這樣的一句話來結束全篇∶"為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社會主義國家努力奮斗！"這就表明，民主是我們努力的重大目標。我們一個是把民主看作目標，當做改善人民政治生活的一項重要指標，這一指標要逐步來完成。一個是把民主當做手段，當做促進社會進步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手段。這種手段有兩方面的含義，民主消除腐敗的有利手段，實行民主可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建設。一是民主是發揚廣大人民積極性的有效手段。社會的進步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發揚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必須進行民主建設。 民主一定要分層次展開。民主建必然要有一個過程，必須分階段進行，程度不斷加深，范圍不斷擴大。首先要在農村、企業實行直接選舉。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責任和權利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增加透明度，加強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監督。這樣可以有效地防止腐敗，提高人民的積極性。不僅可以收到社會穩定之效，又可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生活質量。 民主是反腐敗的有力武器。腐敗已是中國目前政治的最大的禍害，危急到國家的命運，民族的興衰。在不能實行多黨制（小平語），傳媒不能完全放開的情況下，在基層實行民主監督是一個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又是關系到國家命運的大事。毛澤東當年曾靠發動群眾的辦法來反腐敗，行之有效。只是毛澤東沒控制好這一反腐敗的法寶，分層次來實行民主或許可以用好這一法寶。 實行層級民主制也不乏事實上的依據。1998年3月27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報道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原來向農民征收花樣繁多的費用，民怨沸騰，后來區法院的院長出一個主意，靠與村民訂合同的辦法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使農民負擔嚴格控制在5%以內，村里實行議事會制度，村干部報銷費用要要由議事會的一名代表來簽字方可，村里帳目每月公布一次，大快人心，大得民心。1996年12月19、20日，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在"新聞聯播"里連續報道石家莊郊區一村支部書記何勝國的事跡。他把一個窮村帶入年產值上億元的小康村。成功的經驗除了何勝國有良好的品德（公正、廉潔、勤政）之外，就是民主制度。村里成立議事會，會員由村民選舉產生，每月召開一次會議，村里大事均由此會批準才行。故能上下一心。這些無疑都是成功的經驗，所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廣之。企業的情況更應該如此。只有廣大職工有了權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法人犯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講如何加強經營者的權力，而對職工的正當的權益重視得遠遠不夠。以至于屢屢出現"一人荒唐，千人遭殃"的現象。所以當務之急是在基層實行民主制度。不妨和經濟改革一樣，分層次地展開。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民主特區，如農村、企業、高校。因為基層有兩個保證實行民主制度得以成功實施的條件∶透明度高，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但也必須指出，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加強黨的領導。使黨成為實行民主的公正的監督者。雖然這是難以完全做好的工作，但目前尚沒有其它的政治力量勝任這一工作。 以前經常有關于某地人民群眾不重視民主選舉的報道。言外之意，就是中國人天生就缺少實行民主制的素質。實際上問題并不是出在人民群眾本身，正是出在民主制度上，也就是說那些選舉和他們的利益沒有多少直接的關系。如選舉人大代表，有的人就不關心。因為他們知道這張選票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沒有多少關系。即便是有，但由于人大代表的選舉不是經過競選的形式進行的，透明度不高，人們在投票時也會覺得有些茫然。如果把人民群眾文化水平不高說成是不能實行民主的原因，我想是不大能站住腳的。現在人民的文化水平不見得就低于古希臘時雅典城邦的市民的水平。對此，毛澤東也早在抗日時就批判過∶"有些人說∶老百姓沒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期間，老百姓進步得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 必須加強民主的教育。基層民主制度是更高級民主制的基礎，也是實行更高級民主制的必要的訓練和準備階段。等到社會的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人民文化程度有了提高，民主意識有了相當程度的加強，就會實現更高層次的民主。所以實行民主，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放權問題，還要有一個教育人民如何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小平同志在1941年曾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其中就有"加強民主教育"一節。文章說∶"隨著民主政治的開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時候還要迫切，無論在黨內或在群眾中，過去這點都是極其不夠的。"?這句話在今天也仍有其指導意義。近年來傳媒當中經常報道一些人不懂得用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事，說明我們對公民自身權利的教育還很欠缺。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教育權、選舉權等種種權利中，大概只對選舉權有些微的了解。我們前一些日子，經常講普法教育，但給人的印象只是要公民如何懂法守法。所舉的例子也是某人如何因為愚昧不懂法而犯了罪。這就是中國人對法的傳統理解。在中國古代，所謂法就是如何約束百姓的。我們經常聽到有人在說中國人如何法律意識淡薄。其實與民主觀念淡薄有直接關系，決不是法律自身的事。只要有了民主的觀念，人們就會有對法的自覺需要，就會琢磨如何用用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在加強法制教育的同時一定要加強民主的教育。而且要從小孩子開始，從小就養成講究民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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