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內在心性的修養，生命智慧的升華，精神品格的凈化，去體會佛教哲學，感悟人生的真實。只有這樣才能探驪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學的精華，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質。否則只做文字考證，舍本逐末，徒得其表。”這段話可以說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學幾十年的體悟。
學海無涯，一位潛隱的思想家他的良知承載著什么？是否僅憑幾本劃時代的專著、追隨在一種學術先導的旗幟之下，就能輕易地領受那桂冠？難道他不更屬于那些甘愿終身忍受清貧寂寞、劃破歷史迷霧的獨行者？不更屬于那些勇敢地將目光投射到生存之外的精神探險者？
方立天先生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思想家。在他的書房里，我們與這位年逾古稀的學者進行了一次暢談。先生依舊是簡樸的著裝，清淡中透出剛毅和樂觀，很難想象在大多數學人陷入生存的騷動和焦灼時，他仍舊從容、坦然和超然地追求屬于自己的獨一份“天地”。
“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
在學科操作更多地取代真正的思想創造時，方先生的沉著反而讓更多的人熟悉了他那孤獨而神奇的名字。不論寒暑或是節假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人們總是看到這位眉發皆白、目光炯爍的老者。
1961年，北京大學畢業的方立天先生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當時，他選擇的方向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教互動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從此以后，他便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確定以佛學為研究對象在當時并非易事。一方面，佛學在中國的研究幾乎是空白，他也幾乎要重新學起，而佛學的典籍卻浩如煙海。研究者又同時要具備語言、文字、宗教、哲學、歷史等諸多學科的知識。于是，他甚至曾經到中國佛學院進修八個月。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思想對于佛學研究并沒有一個良好的氛圍，即使在學術界，佛學研究也是被邊緣化的，“文革”期間更是被禁止。這對于一向珍惜時間的方立天先生來說的確是一件無奈的憾事。然而，本著對學術的負責，對真理的執著，方立天先生選擇了佛學，也選擇了困難，選擇了勤奮。于是人們便看到了方立天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的在圖書館學習、工作的身影。
1978年，方立天先生恢復了他的研究計劃之后，很快便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他歷時十八年完成的《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這部文集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在個案研究領域，他專門寫作了《慧遠及其佛學》、《法藏》等。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他與師友一起編輯的《中國佛教思想史料選編》共4卷10余冊，成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國內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資料集。他自己撰寫的《華嚴金師子章校釋》得到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的高度評價，成為古籍整理的范本。
這一時期，方立天先生影響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學》。這本書可以說是方立天先生為佛教現代化所做出的一個努力。佛教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要能廣泛為現代人所了解，必須用現代哲學語言加以解釋。當時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居多，而介紹佛教基本思想的極少。《佛教哲學》可以說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對佛教哲學的基本內涵做出了準確而精要的概括。此書出版后，受到專家學者和社會大眾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稱贊說，中國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門書”。它的確成為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最廣的一部佛教入門書。這部書甚至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1993年被譯為韓文，在韓國出版。
1978年以后的十年間，方立天先生出版專著6部，合著4部，發表論文50余篇，基于此突出成就，國務院1984年將其從講師破格晉級為教授。
“闡揚中國哲學智慧，是我的一大心愿。”
“闡揚中國哲學智慧，是我的一大心愿。”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方立天先生先后完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和《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同時還萌發了撰寫在思路與體裁上與《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相似的中國佛教哲學著作的想法。“一方面，是為了深化中國佛教哲學的研究；一方面，是為了吸納佛教哲學研究成果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以豐富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內涵。”這一成果就是后來嘔心瀝血十五年完成的九十一萬字的巨著《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部書一出版，在學術界、佛教界以及政界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它將中國佛教哲學置于中國思想發展史的背景下，對中國佛教哲學體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顯示了佛教在中國化的進程中，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不斷融合，并產生中國佛教哲學的過程。專家評論說“與以往同類著作相比，該書無論是就思想的深度還是廣度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不僅如此，這部書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上，都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所突破。
一個學人要承擔起“載道”的重任，注定必須以超常的感覺創造升華的“真實”。在這點，現象的實在性悄然隱遁，即便生存欲求也被剝去了那些理所當然的、眾所周知的素質而籠上一層孤獨的色彩。思想家內心世界的層次結構和存在意義的層次結構，在一次次震顫中衍生出無限解釋的一切。中國佛教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歷史框架中具有怎樣的思想特色？方立天先生認為，心性和直覺是中國佛教哲學的兩大要點。《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這部書以心性問題為中心，這“不僅抓住了佛學，而且是整個宗教的本質問題。”（蒙培元語）方先生認為從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釋道都是生命哲學，都強調人要在生命中進行向內磨礪、完善心性修養，最終成圣成賢，這也成為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礎。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傳統有明顯的差異，其融入中國文化的立足點就是心性學說。
中國佛教獨特實踐方法的核心就是體驗式的直覺。然而什么是直覺？直覺有無客觀性？有無科學價值？這些問題長期以來較少被研究，甚至有人將其視為宗教中的迷信。方立天先生對中國佛教的直覺現象予以了高度重視，認為這是中國佛教哲學最富特色和價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現代學術方法解析這一具有濃郁宗教色彩的實踐方式，為人們科學地了解佛教的宗教實踐開辟了研究途徑。直覺思維方式并非為佛教所獨有，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也擁有豐富的直覺思維資源，而且與佛教直覺是相通的。三者之間互相影響而各有特點，“中國佛教重視空觀是區別于中國固有哲學直覺論的根本特點，而中國佛教重視把自心與真理、本體結合起來進行觀照，以及鮮明的圓融直覺思維，則是有別于印度佛教直覺論的主要特色所在。”方立天先生閃著沉思的眼神，概念的思維變成了更富創造性的原點思維。于是我們的日常感覺被打破了，一種對現實、對歷史的雙重驚愕頓時彌漫我們全身。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佛學只是印度佛學的繼續發展，并不屬于中國哲學的傳統，因而，沒有中國的佛教哲學。方立天先生在這部書中認為這只看到了中印佛教的聯系，而未見其差別。中國佛教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在各個宗派的心性理論、修持方法等等一系列問題都與印度佛教發生了偏離，形成了中國佛教特有的理論內涵。如此種種的突破使得這部書被譽為現代佛教哲學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成為了方立天先生的代表作。到目前，筆耕不輟、著作等身的方立天先生所發表的文字已有400多萬字，論文350多篇。其中的重要著作和論文現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匯編到《方立天文集》（六卷）。成為了解方先生思想的重要作品。
“猶如參加一場馬拉松賽跑”
方立天先生并不是一味只做學問不問民生的學者。在對中國佛教和中國哲學進行理論創造的同時，他也時刻關注時代，關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社會取得了空前進步的今天，精神領域卻出現了諸多危機。信仰與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貧乏，傳統觀念與現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積極入世的一面，對中國傳統社會各個方面也產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這便決定了宗教研究者應有一種歷史使命感，來反思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各宗教之間、宗教與和諧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當代社會重建價值，發揮作用，成為了方立天先生理論思想的內容之一。
他認為“有人在追求外在物質財富時，忽略了內在價值和精神生活。甚至在富裕舒適的生活中喪失了人性和價值。物質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學知識增多，道德素養欠缺……這是一種價值危機，它成為了當今人類進步的重大障礙，也成了人類社會諸多問題的根源之一。”而佛教對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本質、價值、理想等等都有系統的論述，對于世人自我觀念的轉化，心理的調節，心靈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參照、借鑒的意義。尤其是在當今世界宗教沖突、霸權主義、恐怖主義、領土爭端、資源掠奪以及邪教等等而引發的種種人類苦難當中，佛教的一些理念，如緣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圓融等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化解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論文中，他充分挖掘佛教對于當今時代的價值和意義，以求發揮出更大的現實作用。“佛教道德規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須遵守，對于非信徒同樣有實踐意義。基于眾生平等的原則，佛教還不排斥其它宗教信徒實踐道德規范，成就崇高人格……這些都為建立和完善社會道德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方立天先生認為“宗教問題特別重要，千萬不能等閑視之。”他重視宗教與社會的關系，并對中國宗教觀進行了理論的探索，撰寫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歸納、總結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十個創新觀點。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首席專家，正在為推動宗教研究在中國的發展，為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讓世俗披上務實的外衣，讓熟悉恢復到探求的尊嚴，讓有限回歸到無限的疆域。方立天先生堅定地倡導當今社會應從佛教中吸取精神財富。然而，他并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對于宗教信仰與研究的關系，他曾多次發揮了他的老師湯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須有“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因為宗教是一種精神現象，包括了理論與實踐。宗教中的“史實”與神話雖無據可考，卻可發揮神奇的妙用。所以一定要有同情的默應，即與著經者心靈相通，與信仰者心靈相通。體會與感受信徒的宗教心理。這樣才能體會到宗教的本質，而這些決不僅僅是通過學習書本或是經典可以得到的，反過來卻可以增進我們對經典的理解。“同情之默應”就是不要對佛教有先入為主的排斥心里，這是研究的前提。盲目信仰與敵視信仰都是要不得的。“我們研究的態度應該是既反對盲目信仰，又尊重信仰。”而“心性之體會”是要求不能對佛教思想做表面文章，必須要求研究者有心性的磨練和體認。也就是說“通過內在心性的修養，生命智慧的升華，精神品格的凈化，去體會佛教哲學，感悟人生的真實。只有這樣才能探驪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學的精華，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質。否則只做文字考證，舍本逐末，徒得其表。”這段話可以說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學幾十年的體悟。把佛教思想與實踐結合起來，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學術與生活上都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完善自己，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寫照。
佛教追求的精神境界，比如徹底的利他主義，對外在物欲的超脫，對內在精神的反思，這些不僅具有宗教的價值，也是具有普世的意義。在經過“同情之默應”與“心性之體會”之后，方立天先生也在實踐著自己的佛學人生。學術研究枯燥而繁瑣，在完成了《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之后，方立天先生形容“猶如參加一場馬拉松賽跑”。這不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更需要一種獻身精神的支撐，一種對名利的淡泊，對學術的熱忱。當我們贊嘆于他的勤奮與豐碩的研究成果時，他謙虛地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又是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報黨和人民。當被問到中國傳統文化對方先生的影響時，他說：“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體現出來。我的工作、事業取儒家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生活、名利上則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順其自然、淡然處之。”與方立天先生在學術上一絲不茍、兢兢業業的態度不同，他在生活上從來沒有高的追求。一年前，方立天先生一家還住在校內80多平米、住了幾十年的房子。很多在房間放不下的書，都擺在走廊。不過，對此他不以為然。他的房子正如他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因陳舊而失去價值，也不因時代的變遷、思想的變幻而改變。然而，正是這不變的生活和不變的執著，成就了我國佛學研究、宗教發展的巨變。他的人生價值也由這變與不變得到了體現。
克里爾曾說，做一個思想者，意味著要完成雙重的轉換，一是將陷入歷史迷霧中的大地轉換成思想的大地；一是將可見的東西轉換成不可見的東西。方先生在此顯示了他的價值。人跡浩浩，他獨自從神秘的宇宙、從顫然未語的世界換到思想的根基。他不追求對歷史、對現實的認同，而旨在追求這個世界上應該有而沒有的東西，從而讓我們理解了：思想不是放蕩的靈魂，不是生存的奴仆，而是對具體生存狀態的超越，是向未知世界的探求。
原載《大地》2007年5月1日第九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