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先生是現代中國著名的佛學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學家。先生原于同濟大學學工科，后潛心佛乘，深入教海，學識淹博，著作宏富，既學貫古今，更會通華梵，對中國佛學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積累、整理和建設，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值此先生一百周年誕辰之際，緬懷先生的風范，總結先生的業績，弘揚先生的精神，對推進佛教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是有意義的。
周叔迦先生是我的恩師。先生和我的師生關系，可謂因緣殊勝。1961年我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從先秦到當代，古今數千年，哲學家數以百計，哲學史籍汗牛充棟，難以全部究其原委，探其底蘊，這樣，就我的工作安排來說，必須是在通史教學的同時，確定以某一歷史階段作為研究重點。在一次教研室討論研究重點分工的會議上，我確定了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哲學為自己的研究重點。這一段長達700年歷史的哲學史，包含了儒、道、佛三教的豐富內容，研究難度很大。更大的困難是，我在大學畢業時佛學基礎知識貧乏。在北大學習時，馮友蘭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還沒有講到魏晉時代就被迫停止了，我只是從他寫的講義中學了一點佛教知識。記得任繼愈先生為我們講過隋唐佛學，但時間很短。我曾從圖書館借湯用彤先生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來啃，看后也是似懂非懂。現在要獨立開展佛教研究，就必須補課，學習佛教的基礎知識。于是我就到處打聽講授佛教課程的單位，結果了解到偌大的北京城，只有中國佛教協會主辦的中國佛學院設有這方面的課程。中國佛學院設在宣武區名剎法源寺內，是專門培養出家僧人的高等學府。我悄悄地去實地轉了一圈，感覺這是人間的另一世界——廟宇莊嚴，環境幽靜，教室整潔，藏書豐富，學員學習刻苦，修持嚴謹。我回校后向系里領導作了匯報，系里同意我去旁聽。大約在1961年10月間，我持介紹信到了中國佛學院，受到周叔迦副院長、教務主任正果法師和干事一如法師、友嵐法師的熱情歡迎。周先生身材魁悟，儀表堂堂，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說話簡要明快，及時吩咐有關人員為我安排課程、座位，發給講義。我的旁聽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聯系當時的政治氣氛、社會輿論，對我來說，決定到佛學院聽課確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與周先生確有一種緣分。
起初，有課時我要一早從海淀乘車到法源寺，課后返校。后來周先生和院方其他負責人見我往返耗時費力，天氣也轉冷，就主動建議我住校進修，對食宿也都作了妥善處理。周先生的慈悲心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田，我永遠感激先生對我的關懷。近年我有時去中國佛學院講課，每次總要到我住過的小屋看看，觸景生情，見到房子，就想起周先生對我的恩情，對周先生的感激之情也就涌上心頭。
更令我永志不忘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約我到他的學院住處，遞給我一張書單，是建議我閱讀的。先生希望我直接向他報告閱讀心得，并鼓勵我對佛教史和佛學中有爭議分歧的問題，提出看法，寫成文章。先生對我的親切開導、言傳身教，充分體現了佛教大德對教外后學的熱情關心和真誠期待。
應我的要求，周先生還邀我到他府上做客，擺滿書箱、約有上百米的寬敞書房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先生還為我安排會晤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藏傳佛教格西喜饒加措大師。我向大師請教了一些佛教哲學的重大問題，大師都一一作了回答。大概是交流十分契合，我臨走時，大師特意給我留下他的住宅電話，并說可以隨時與他聯系。大師的學識、人格和真情，令我萬分敬佩。遺憾的是，大師過早往生，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博學的導師。
在中國佛學院，我還虛心地向法尊法師、明真法師、正果法師、觀空法師、虞愚教授學習，或直接聽課，或當面請教，使我對佛教的歷史、理論和典籍的知識都有顯著的提高。因為工作需要，我大約在佛學院里住了八個月就返回中國人民大學了。我在佛學院進修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收獲不少，主要是兩條：一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歷史和基本原理，對佛教有一個輪廓性的概略性的了解；二是對佛教的宗教生活實踐有了直接、真切的感受。八個月的實際體察，使我認識到，僧人過的是一種獨特的精神生活，僅以不結婚、不吃肉兩項來說，就是千千萬萬一般人所難以做到的，至于佛門的去惡從善、慈悲平等、自度度他的基本行為準則，可以說為人類社會的和諧共處與人類人文素質的提高，提供了另一種方案。八個月的佛學院生活，使我懂得，對待僧人的信仰，只有尊重的理由，沒有蔑視的權利。
我從中國佛學院回到中國人民大學以后，從事了一段教學與研究工作，寫了四篇關于道安、慧遠、僧肇的文章，就下鄉搞“四清”去了，“四清”沒搞完又被指令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1970年一天我在瀏覽《人民日報》時，突然從一個角落里發現了短短一則訃告，我的恩師周叔迦先生逝世了，記得在先生的名字前寫有“中尼友好協會副會長”的頭銜。放下報紙，踏上出工的紅土地，遙望北天，無限悵惆。
值此紀念周叔迦先生誕辰百年之日，有必要總結先生對佛教的貢獻。我以為周先生對佛教的貢獻主要有三項：
一、佛教的研究與著述。周先生治學嚴謹，勤于著述。他撰寫有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八宗概要、佛典研究、佛教制度儀軌、佛教事跡考證、佛教藝術以及佛經研究方法論等領域廣泛的學術著作。其中如《中國佛教史》系作者通覽佛教史籍，二十四史和史家隨筆后撰成，資料翔實，立論新穎，邏輯嚴謹，別具一格，自成一家之言。周先生的著述中，還重視佛教典制的整理、研究，諸如寺廟的規章制度、法事儀式、僧服色彩乃至佛菩薩形象的繪制，都有文章問世。對佛教的廣泛研究和大量著作，奠定了周先生在現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佛教的教育與普及。周先生自1930年遷居北平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和輔仁大學等高等院校執教，曾講授佛教史、唯識、因明、三論等課程。我多次聽石峻教授講起，周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佛教課程，并陪同湯用彤先生和聽課學生騎毛驢上潭柘寺參訪游歷的情景。五十年代以來，周先生實際主持中國佛學院的工作，全力投入佛教教育事業，為培養僧才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佛教文化的整理與建樹。周先生的高足蘇晉仁先生在《周叔迦佛學論著集·序言》中說得好：“先生于敦煌寫卷、房山石經二大文化瑰寶，也是至所關心。四十年代，曾協助陳援庵先生整理敦煌卷子，于殘篇斷簡之中，確定經名多種。校核細致，功力深邃，可見先生于三藏的研究淵博弘深。至所撰敦煌逸經的跋文，表彰古人隱沒不顯的著作，誠可謂‘發潛德之幽光'了。六十年代，先生又對房山石經進行調查、發掘、整理、拓印，不辭勞瘁，跋涉登臨，使封錮數百年的珍貴文物，終于出現于世。這是繼敦煌石窟之后又一石刻寶藏，二者對于我國文化貢獻之大，是堪以并稱的。”（中華書局1991年1月版）聯系周先生對佛教諸多具體文化形態都有專文闡發，他作為佛教文化學家是當之無愧的。
周先生信仰虔誠，品行高超。他畢生勤于創作，講說不輟，弘法利生，貢獻良多。可以預言，周先生作為現代中國佛教的重要人物，不僅在教內享有崇高的聲譽，而且必將引起學界的重視與研究興趣。
周叔迦先生對佛學、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的貢獻，永垂不朽！
原載《佛教文化》1999年4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