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孫家洲（人大國學院常務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在“國學熱”方興未艾的形勢下，任士英教授主編的《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一書，應時出版，值得慶賀。
士英教授命我作序，我本該謝絕——人貴有自知之明，不具備寫序的資格而厚顏為之，難免貽笑大方。但是，在與士英教授幾番交談之后，我還是斗膽應承了下來。這里有兩個原因：其一，我尊敬士英教授和他的學術責任感。士英教授與我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我敬重他對學術的敏感和執著。他慨然談及《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的編寫宗旨“向大眾普及國學大師的有關知識，傳承大師的精神和思想，弘揚大師的道德和文章，喚起社會尤其是青少年對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對愿意用心做這一工作的學者，我們應該表示感謝。其二，本書的內容與我的工作密切相關。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之后，我被任命為常務副院長，在學校領導和馮其庸院長的信任與支持之下，主持國學院的日常工作。轉眼就是一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誠不足為外人道。我相信，對“國學”的體悟，是因人而異的。對我而言，它意味著深奧精妙的知識體系，背景各異的學術論爭，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即以后者而言，我在中國教育電視臺所做的一個節目中，現場曾經有人提問：“你對國學院學生畢業之后找工作的前景如何判斷？”應該說這是一個有挑戰性和預測性的問題。我當時有大意如下的答復：“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首先是社會上對國學重要性的認知程度，其次是我們的教育質量。如果大多數人認定國學是當今中國人非常重要的人文素養，如果人大國學院的學生被認定為這個學科領域最好的學生，那么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們的擇業前景將是一片光明。”作為建立自信的兩個前提之一，國學的社會認知程度如何得以提升？顯然，需要有人孜孜不倦而又扎扎實實地做好國學知識的普及和宣傳工作。
同樣的話題還出現在“百度國學頻道開啟儀式”之上。我以嘉賓身份參加了這一儀式。主持人發問“可不可以把國學辦成一個類似于漢堡包似的東西”，我接過話題說：“我理解我們的主持人是在調侃，其實他要表達的是國學知識普及化的訴求，希望國學能夠走出學術的象牙塔，而為社會大眾所喜聞樂見。我個人認為，現在推廣國學應該是有不同層次的，精深的專業研究當然不可或缺，同樣我們也有責任讓更多的人了解國學。”
我之所以較為強調面向社會宣傳國學的重要性，是因為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冷落之后，國學作為一門整體的學問，在國人的視野中已經被淡忘了，甚至受到部分人士的排拒。在這一背景之下，如果真正有志于振興國學，就必須從引導國人重新接觸國學、接納國學開始。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普及是精深研究的基礎和前提。
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成立為契機，教育界、文化界形成了討論國學的熱潮，并引起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有媒體因此而將2005年稱之為“國學年”。進入2006年之后，關注國學的熱情仍有增無減。《光明日報》開辟了《國學》專欄，作為一種意蘊深刻的文化信息，受到海內外的廣泛關注，本在情理之中；若干與國學研究相關的論著出版之后銷量大增；已經有多所大學準備興辦國學專業；多位原被稱為“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書畫家”的著名學者，被改稱為“國學家”乃至于“國學大師”；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國學與和諧社會”學術討論會，在上海浦東舉行，其關注國學與現實問題的價值取向引人注目；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的“國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學術討論會上，來自不同學府的多位教授，在發言中呼吁有關領導部門盡快批準設立國學專業，以適應國學教育發展的需要；“北大乾元國學教室”的高額收費以及報名者依然踴躍，一度引發議論紛紜；不久前，上海市教委叫停上海“孟母堂”的讀經之舉以及被訴諸法律；新浪網“乾元國學博客圈”的推出，給國學討論提供了一個開放的網絡平臺。上述文化現象足以證明，國學繼續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問題，是不爭的事實。
與《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一書關聯最為密切的文化事項，大概應該首推由國學網、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百度網聯合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網上評選活動。這一活動吸引了包括臺灣、香港及海外華人學者在內的廣大網友參與討論，共收到來自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人的120多萬張選票。我注意到，在網上的討論中出現了幾個較為集中的問題：什么是國學？國學是否就是儒學？國學大師的標準是什么？某些人物（如魯迅）被稱為國學大師是否合適？這些問題的學術底蘊都是很豐厚的。在一個崇尚理性思考、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我們應該歡迎在這些問題上的見仁見智。我無意求證《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的編寫與此次網上評選活動是否有內在的聯系，但我相信，編寫者對以上討論意見，應該是有所思考、有所借鑒的。一為網絡世界的開放式討論，一為傳統出版物，兩者相得益彰，是否可以稱之為2006年國學知識普及教育的兩件盛事？
今天，對抱憾傳統學術的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賢的人而言，了解上個世紀的國學大師的治學特點、人格魅力、傳記資料、乃至于軼聞趣事，都是富有意義的。我認為，可以與讀者一道用“開卷有益”來表達對《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的期望。它對讀者的啟迪應該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其中也可以包括對本書的內容所引發的思考。如，魯迅先生是否應該入選“國學大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如果從其學術旨趣而言，魯迅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抨擊之激烈，是學者所熟知的，從這一角度說來，假如魯迅先生地下有知，得知他被列為“國學大師”，也許他會“吹胡子瞪眼”；如果從其研究對象與研究水準而言，僅憑《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字史綱要》兩部名著，魯迅先生被尊為國學大師也有足夠的理由。由此一例可見，提出一個明晰而無爭議的“國學大師”標準，似乎并非易事。
借著關于魯迅先生的話題，我愿再贅數語。當年的魯迅先生，曾經對部分以傳承傳統文化自命的學人出語譏諷，但對王國維先生卻另有一番評價：“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作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00頁）這里面最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不是魯迅先生對王國維個人的評價，而是他的學術眼光——重視運用新出簡牘資料來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國學棟梁。如果我們認可魯迅的思路，就應該得出一個觀點：那些僅僅把整理傳世文獻視為國學之業的人，視野與胸襟均難免褊狹之譏。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對國學的態度，應該是充滿理性的。國學應該是我們的研究對象，而非崇拜對象。國學當然是中國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因，更是中國學人應該具備的素養，但只有把它置于文化多元的格局之下才有意義，如果有人意圖把國學與當代文明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則是愚蠢的舉動。研究國學的具體方法，則應該是與時俱進的。只有站在學術前沿的研究，才是有價值的。
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國學存在著“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重大缺陷，這是以否定傳統為榮、甚至宣稱要與傳統“決裂”的時代所造成的悲哀。但愿年輕的一代，可以在寬松、寬容的氣氛中，自由地學習國學，從中汲取為人處世的精神財富。
借鑒前輩學術大師的治學經驗，可以使后人在學習和探索的過程中有所遵循，減少失誤。僅從這一意義上說來，《學苑春秋——20世紀國學大師檔案》也是應該向廣大讀者真誠推薦的。當然，本書的價值，應該由潛心讀過的人加以評說。
2006年8月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