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中醫》編馀手記
龍子仲 文匯讀書周報 2006年4月
大約兩年前，在北京見到呂嘉戈先生，聊起中醫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的話題，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當時我曾約他，應該把這些問題編成一本書。否則，我們外行人光覺得中醫現狀存在著大問題，只從文化上去思考原因，說一些漫無邊際的話，卻不知道問題具體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向覺得，宴談文化本身其實是一件挺虛的事情，因為在文化觀念實施成組織行為和個體行為的過程中，已經沒有純文化的東西了。是各種權和利的雜質，左右著這個過程……
到今年元旦，收到呂先生的來信，說書編出來了，讓我去北京取。我即去了一趟北京。取回來一看，可謂編得頗詳實，而我也看得漸漸地有些義憤了。
過年耽擱了半個月，過完年發排，拿到校樣，又更仔細地看了一遍，這才覺得它其實是一本對很多問題的理解都有啟發的書。
這里面展示的中醫與資本、與觀念、與制度、與科學文化之間的微妙關系，可以視為一個很典型的個案——一種傳統如何在“現代性”的擠壓下披枷戴鎖、氣喘吁吁、靈魂出竅的個案。這樣觀察起來，是很有趣的。
比如說資本陰謀吧，其實由馬列主義武裝過的我們對它并不陌生。馬克思畢生所做的工作，可以說就是揭露這種陰謀。但我們往往會忽略它的另一個層面的問題，那就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也是資本制造出來的，或者說，資本最大的制造其實就是文化。而且這種制造，還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它會使資本的吞噬變得更隱蔽、更文雅。我覺得，西方馬克思主義后來探討的一個主要命題其實就是這個。
資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歷史就開始變得吊詭了。
這種吊詭體現在中醫遭受的兩次制度性的打擊上。第一次發生在1929年初，民國政府通過“廢止舊醫案”。這事鬧得沸沸揚揚，后來也有點不了了之。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還有過一個跟語言有關的細節，那就是“舊醫”這個名稱的確立。當時對中醫究竟該稱為“國醫”還是“舊醫”，有過討論。國粹派主張稱“國醫”；科學派主張稱“舊醫”。結果科學派占了上風。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歷史意味。——“舊”意味著它是不新的、過時的。因此也就是應該被否定的。把“過時”跟“否定”等同起來，這是20世紀中國觀念中的一種基本迷信。這種基本迷信跟“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迷信只是在時間矢度上有所區分，本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其實都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但是迷信泛濫開來，就一發不可收，發展到后來，就是極端化的所謂“破四舊”運動了（某種意義上，我認為“破四舊”在信仰力上終是一件挺豪邁的事兒），它們是一脈相連的。這種一脈相連，甚至超越了政權更替所帶來的歷史清算。
于是，第二次打擊就發生了。這是1951年，新中國的第一屆衛生會議。那次會議的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一套對中醫的管理制度。今天回過頭來仔細分析那套制度，可以看出，那樣實施下去，中醫是必死無疑的。因為那套管理制度一個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消滅“人”。——消滅什么人呢？就是要消滅以“中醫”作為生存身份的人。這一手其實是非常高明的，因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時候，嘴巴里還可以高呼“要保護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遺產”，一點也不得罪人的樣子。……可是，人沒了，遺產擱哪兒呢？保護，其實是一種權力。有權力才會去保護。人沒了，遺產沒有了具體的產權歸屬者，那么實際的結果就是，沒有人會去保護它。所以人的問題很重要。 孔子 當年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在說完興滅繼絕之后，還專門加了一句“舉逸民”。我看，中醫最后恐怕也得弄到“舉逸民”的地步不可。這事兒也挺吊詭的。
中醫混到這步田地，剩下的，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
這就是這個個案給我的某種啟發。
我覺得這本書的不足之處，是對中醫教育的問題涉及太少了。這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它恰好涉及到“人的問題”。如果說，今天的大學教育大多在生產來料組裝的產品的話，那么中醫教育生產的也許就可以稱作組裝的偽劣產品。說它“偽劣”，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學習模式出了問題，而它的學習內容本身也已經變味兒了。許多中醫學院的教授自己就說：中醫學院在培養中醫的掘墓人。——這些資料我也是在這本書里看見的，可惜內容還是不多。 |
